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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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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道萌的回答   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多大
   2008-10-23 17:41:00 广州日报

  随着美国著名的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华尔街骤然掀起了人们始料不及的剧烈金融风暴,并迅速席卷美国及与美国相关联的全球经济。这条承载着美国梦想的著名金融街上,如今,著名的五大投行只剩下摩根和高盛公司,且硕果仅存的这两家公司宣布其主要业务将向传统银行方向转变。

  这场突如其来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如何应对国际经济风暴?人们对此十分关注。

  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作为东西方两个不同的经济大国,现在的中美经济诚如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说的那样,关系紧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发生剧烈的金融危机,一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的第一个层面是显性的。首先是不少投资机构,尤其是我国金融企业对美国投行的投资,随着投行的倒闭或经营不景气而蒙受损失;另外,一些走出去企业与美国本土企业合资或合作因危机影响将导致一定的利润缩减。其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美国经济衰退,抑制美国市场的消费需求,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业增长。在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地区广东和浙江等地,由于外需的萎缩,很多企业已经十分艰难,甚至有一些企业面临倒闭的困境。

  另一个层面的影响是隐性的,就是通过不断的经济传导来实现。比方,美国政府救市和即将可能发生的美国经济衰退,将成为美元贬值的动因。汇率的变化不仅削弱我国外向型企业出口利润的增长,增加出口成本,而且会直接导致汇兑损失。在我国长期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后两个动力都会因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传导而受到挤压。

  说华尔街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是基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构成以及中美经济相关度的考虑。从增长动力构成看,上半年,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和消费都表现出较好的势头,企业利润进一步增长。初步核算,今年前三季度GDP达到201631亿元,同比增长9.9%。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表明,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未因华尔街金融风暴而受到根本性削弱,我国经济基本面也并未因华尔街金融风暴而更改。所以,下半年,中国经济依然会保持9%以上的速度增长,实现GDP26万亿-27万亿元应在情理之中。从中美经济相关度看,虽然两国经济发展互有咬合,但中国经济涉足美国经济程度毕竟不很深,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和稳定,中国工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内需强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困难不少,经济持续增长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毕竟美国是巨大的经济体,对华尔街危机的影响还要继续观察,现在,华尔街危机对我影响有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势头。所以,要办好自己的事,强身健体,提高警惕,谨慎应对,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预期。

  ---------------我国足够政策空间应对金融危机

  2008-10-24 03:52:4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23日在由俄罗斯通讯社举办的中俄金融危机对策研究论坛上表示,目前,政府已认识到保增长的重要性,开始采取各项措施,而对于这场金融危机我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陈道富称,中国经济走势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中国经济周期由于前期经济过热倾向,政府采取紧缩政策,产生经济下行因素,现在还在发挥作用,除政策因素外,中国经济周期也处在下行区间,再加上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陈道富表示,中国有1.2万亿的外汇储备,尽管出口增速在下降,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还是在持续增长,而且前几年中国都是采取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因此还会有一定的放松空间。此外,中国的高通胀压力现在大大减轻,政府可以集中精力保增长,同时,政府也认识到保增长的重要性,开始采取各项措施,而且政策上我们也有足够空间。

  对外经贸大学投资系主任郭敏表示,金融层面来说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较小,我国有充分的信心能够度过这场危机,第一,我们有相对稳健的金融体系,四大国有银行有比较稳健的资金收支状况。第二,我国自由化程度相对不那么大的资本市场,在这种时刻反而为躲过金融危机影响提供了避风港。第三,我们有很好的经济基本面,虽然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经济增速有所下行,但是9%以上的经济增速,仍然是很可观的。

  此外,我国经济有很大的自我调整空间,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我国农村发展改革措施,以及刚刚出台的房贷政策调整,都能帮助我国抵抗由于外需下降带来的经济下行因素。

  俄罗斯科学院能源与金融研究所所长戈利果里耶夫表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需放缓影响出口,而俄罗斯会受到油价下降影响。保增长对与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头等大事。他表示,中俄应当加紧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抵抗危机,在金融危机之后,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证券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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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投入11800亿拉动4万亿投资

  王劲松
  中国财经报 11-15 00:00:00

  本报讯记者王劲松报道“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果断、正确、英明的决策。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特点可以概括为九个字:一是‘思路新’。二是‘工具多’。三是‘导向明’。”到2011年底,围绕十大措施,中央的投资安排将达到1.18万亿元,拉动整个投资4万亿元。除了增加投入以外,财政还要减少税费3000多亿元。这是财政部副部长王军14日参加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时做出的表述。

  王军解释,“思路新”指此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较好地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立足于应对危机、化解危机,着眼于抓住机遇、创造机遇;“工具多”指将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国债、转移支付等若干财政政策工具组合起来一起使用。

  在谈到“导向明”时,王军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说明。第一是重民生。政策安排可以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直接和间接好处。第二是保增长。积极财政政策发出了保增长的强烈信号。第三是促消费。这个导向是同重民生有关,也有区别。王军举例说,在十项措施当中的第一项措施里面提到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建设、加大力度,不仅让低收入者有房子住,而且有利于促进消费。因为居民住进新房子以后,总要添置家具,购置家电,进行装饰等等,这些都会有力地促进消费。再比如财政部门推动的家电下乡政策,今年从3个省扩大到9个省,这样既拉动了生产,也拉动了消费。第四是活市场。增强市场配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从明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财政为此将减收1200亿元以上,这有利于支持企业购买新设备进行产品升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增强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第五是统内外。扩大内需是主要着力点,但也兼顾促进出口,缓解出口企业的困难。王军指出,财政部也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第六是利长远。即实行有利于长远的发展战略,这次推进改革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可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等方面体现出来。

  那么,上述措施会不会影响到今后两年的政府预算?王军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需要扩大赤字,发行国债。可以肯定地说,这会影响到2009年乃至2011年的预算,但这个规模完全在掌控范围之内。

  对于如何保障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王军指出,一方面财政部门自身将认真贯彻落实各项规定,另一方面,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抓好监督检查工作。特别是将加大制度建设和制度完善的力度,通过落实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来保证从源头上确保中央投资资金的安全、高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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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对你有帮助,请你自己再整理吧
希望采纳 失行孤雁逆风飞的回答   编者按:
  中国金融内患未除,外忧即来。
  今年11月,中国金融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可以不限区域不限种类在华开展金融业务。金融系统所赖以保障安全的对外封闭和对内垄断的格局被打破,从此将在危机的边缘上行走。
  在此时节,对金融系统根深蒂固的系统风险,进行全面扫描,无疑有助于应对“徘徊在大门口的金融危机”。
  金融市场内部的风险,包括来自银行坏账、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和保险的偿付危机,它们都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并将危及到人们的生活。
  财政方面的风险,规模不啻于金融内部的风险,包括逾万亿的地方赤字和数万亿的养老金缺口。他们正成为中国经济的头号威胁,在中国财政与金融不分家的现状下,财政风险将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危机。
  中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离金融危机有多远?这是本刊试图回答的问题。陈志武教授直指法制环境、新闻自由和金融的国有体制,可谓深刻准确。如果这些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中国与金融危机的遭遇是必然的。
  本刊(《新青年》)编辑部和五位金融学家一道为您详细解剖中国金融。

  中国离金融危机有多远
  How far is China near to Financial Crisis
  导读:回顾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反观中国,情景竟如此相似
  2001年底,阿根廷受经济衰退及财政形势恶化的影响,金融市场出现恐慌,发生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事件。政府随即发布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资金外流的政策。但却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引爆了蓄势已久的社会矛盾,导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骚乱、游行示威和流血事件。阿根廷十数天内更换了三位总统,整个社会陷入经济恶化、政治混乱和动荡不安。
  往前追溯,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金融震荡,影响波及到遥远的巴西;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亚洲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1994年至1995年,金融危机的狂飙席卷了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战争、洪水、疾病等传统灾害正受到更多的控制,而金融危机却仍然威胁着我们的生活。
  现代传媒把金融危机的灾难活生生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在墨西哥,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在印尼,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的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在阿根廷,饥饿的市民被迫以抛尸街头的死马为食?
  所有这些,似乎离中国人很远,又似乎很近。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出乎经济学家的意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类似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危机发生前,一直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享有“亚洲奇迹”的赞誉。反观中国,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长也被称为一枝独秀,但多年来沉淀的银行不良贷款已是广为人知。此时此刻,回顾其他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检视自身遭遇危机的可能与风险,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金融危机被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纵观所有的金融危机,几乎都包括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存款人和投资人信心丧失,同时要求从银行提款,造成银行偿付能力和资金流动的困难;二是由于银行资金紧缩,对其他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与下滑。
  “挤兑”是金融危机的核心环节和主要特征。在现代经济中,银行通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即银行吸收存款后,大部分贷出,只留小部分供储户提取。这一机制为企业大规模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金融恐慌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从理论上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款人同时提款,银行就一定会倒闭。
  但挤兑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一般情况下,储户不可能同时向银行提款,这也是部分准备金制得以实行的原因。在特殊情况下,储户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得不到保障,在某些重大事件或消息的刺激下,产生恐慌,竞相到银行提款,就会造成金融危机。所以,我们要考察,在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是哪些因素潜在地增加了储户挤提存款的可能,哪些因素降低了银行抵御挤兑的能力。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几次主要金融危机的回顾,可以发现,几乎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和原因,在其错综复杂的因素中也包含着诸多共同之处。但显然,我们更关心的是,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哪些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资本市场不发达,风险向银行集中
  上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吸引外资,90年代达到高潮。但在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缺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来看,银行具有内在风险性。前面说过,在现代经济中,银行通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即银行吸收存款后,大部分贷出,只留小部分供储户提取。这一机制为金融恐慌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从理论上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款人同时提款,银行就一定会倒闭。1931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中,几乎一半的美国银行破产——其中大部分是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设立之初就存在功能偏差和制度性缺陷,由此导致上市公司质量低下和股市规模发展缓慢。例如2003年,我国银行系统新增贷款规模约为3万亿元,占融资总量的85%,而同期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新增规模为5340亿元,占融资总量的15%,其中通过股票和企业债形式的融资不到5%。可见,我国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严重失衡,风险大部分集中在银行。这一点与发生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非常相似,甚至更为突出。
  银行体制扭曲,产生大量坏帐
  银行状况在金融危机形成和对实质经济的影响上首当其冲。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往往导致银行盲目贷款,以及银行与公司的过度噬合,以至银行和公司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降低。这在韩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表现得最为典型。
  上世纪90年代,韩国金泳三政府大力推行产业政策,政府主导金融机构,与财阀、银行紧密结合,利用各种手段扶植大企业集团,导致企业和银行的双重扭曲。
  韩国政府规定:私人和私人机构不得单独拥有一家银行4%以上的股份;所有银行的行长、经理都必须由政府任命;银行的财权和人事权都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官员和财阀在幕后决定贷款的去向。政府不仅控制信贷的流向和利率,也控制贷款的期限和种类。银行成为政府下属的一个财务部门,基本上没有独立审查贷款风险的能力和权限。
  这种指令性贷款为坏帐大量产生创造了条件。由于韩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大企业和银行实现优惠的保护措施,金融监理机构没有发挥作用,审查不严格,导致企业过度借债。例如1996年,韩国上市公司负债金额比1995年增加20.3%,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84.1%。与此同时,大部分韩国企业资本效率低下。在发生危机的前十五年,只有四年企业能够负担税前债务成本,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钢铁两个行业在创造价值。由此,银行产生大量呆坏帐,11家主要银行的坏帐率占放款额度的14.3%,其中以大企业的坏帐居多。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归还贷款,出现财政危机,银行会很快获知信息,并及时处理。但在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掩盖起来。由于大企业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基础,一旦破产势必引起社会震荡。再加上企业、银行和政府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韩国政府对银行坏帐的真相拼命掩盖,能拖就拖。
  韩国的大企业为了扭转困境,进一步投资于那些收益高但风险也大的项目。银行明明知道这些项目风险很大,但如果不支持这些项目,企业就永远不可能归还贷款。于是银行只好被企业牵着鼻子走,银行系统的坏帐窟窿也越来越大。这种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企业与银行的双重扭曲,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中国金融系统中银行坏帐的产生与韩国如出一辙。坏帐产生后,政府对坏帐的处理也让人不甚了了。在1999年中国金融部门独创“剥离”坏帐的处理方式之后,国有银行的坏帐率已经大大降低。但是,剥离出去的坏帐能收回多少?不能收回的坏帐怎么办?今后产生的坏帐是否还要通过剥离的方式消除?都是大大的疑问。
  政府开支过大,内外债务缠身
  在过去发生的数次金融危机中,巨额的外债负担是一个共同特征。各国危机爆发之前,都有一个持续的、数额巨大的外债形成过程。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以美元计算的1年期以内的国外银行债务,占泰国GDP的45%、印度尼西亚GDP的35%以及韩国GDP的25%。
  拉美国家更是以债务问题闻名于世。以阿根廷为例,自1983年结束军人专制、恢复民主政治后,曾多次推动私有化和经济改革,但政府开支过大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阿根廷的问题在,政治选举中,各政党为赢得选票纷纷许诺,诸如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工作机会,等等。但提高社会福利需要钱,增加工作机会就意味着政府增加雇员—1991至1999年,仅首都布伊诺斯艾利丝,政府工作人员从28万增加到40万—结果政府开支及财政赤字直线上升。1999年,阿根廷政府开支达到GDP的28.2%,2001年估计达到GDP的1/3。
  1991年之前,阿根廷政府对付财政赤字的办法是对内“曲线借债”,即通过印钞票填补财政空缺,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通膨率最高时达到每年5000%。1991年,阿根廷进行货币改革,将本币与美元挂钩,防止政府滥印钞票。在这以后,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只能向国外借债。但由于担心阿根廷的偿还能力,国外金融机构在借出大量贷款后,不愿继续贷款。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山穷水尽,宣布停止偿还本息,金融危机随即爆发。
  对于中国来说,外债负担和财政赤字尚未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政府开支扩大、公务员工资不断上涨的趋势正在加剧。特别是中央财政状况一片大好,掩盖了地方政府债务和隐性政府债务(如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应该引起警惕。一旦政府债务问题集中爆发,除了开动印钞机,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赖帐”,别无它法。
  对外开放不慎,改革次序颠倒
  在总结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几乎所有人都把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帐户开放列为重要原因。直观地看,确实如此。例如,1996年,后来发生金融危机的5个亚洲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进一出相差约780亿美元,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可想而知。
  但进一步看,笼统地把金融危机归咎于资本自由流动是没有意义的。正如银行必须保障储户的提款自由,但所有人同时提款就会导致银行倒闭一样;当发生银行挤兑时,我们应该去寻找发生挤兑的原因,而不是把银行倒闭作为质疑提款自由的依据。
  通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向金融市场化迈进的过程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监管;二是资本帐户对外资开放;三是货币价格(汇率)的自由浮动。这三方面的改革如果次序不当,就会增加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泰国的金融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1991年,泰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基本实现资本帐户开放。但在那时,泰国金融市场的“裙带资本主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政治关系在创立金融企业和安排银行贷款时影响至深。这使得金融资源的使用往往脱离合理的审查与监督。
  另一方面,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泰国并没有放开汇率管制。它实行一种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固定汇率制,即央行通过买卖外汇,调节外汇供求,保持汇率不变。这种制度为经济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当时,大量外资流入泰国,为了维持汇率不变,泰国政府增加泰铢的供应,用泰铢买入日元或美元等外汇。其结果,增加的泰铢通过银行体系,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1993年至1996年,泰国的外汇储备从250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住房贷款总额从4700亿泰铢增加到7900亿泰铢;房地产价格上涨了近400%,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泰国经济当局曾经试图阻止泡沫膨胀。他们在买入外汇的时候,增加泰铢供应,然后通过出售债券买回等量的泰铢,即所谓的“对冲”政策。但这种政策拉高了当地的利率,对海外资金产生了更大吸引力。结果,更多的外资涌入,经济泡沫继续膨胀,直到最后迸裂,引发金融危机。
  现在来看泰国的教训,它应该在金融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监管;至少应该在资本帐户对外开放的同时,放弃固定汇率。但这一教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直到今天,中国的金融改革仍然在走首先对外开放市场,同时放松资本帐户流动,但坚守汇率不变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前景已经写在泰国金融危机的故事中。
  审视中国经济,房地产泡沫和政策调控困境已经隐约可见。能否避免金融危机的到来,正是对中国经济学者和经济管理者的严峻考验。 百度用户#88949443的回答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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