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卯年是哪一年(道光辛卯年是哪一年)

辛卯年是哪一年(道光辛卯年是哪一年)

原乔开华30号院

知识青年下乡是我们“三等”人不可回避的一道坎。无论《赞歌》还是《挽歌》，我们这一代人最有发言权！

今天是农历春节，恰逢我七十大寿。一大早，鞭炮声一个接一个把我吵醒，我起了个大早。吃完老婆专门给我做的生日面，我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出小区。致袁野，到我70年历史的深处.

童年快乐：因为父亲有固定工作，是国家干部。我的童年似乎比村里的其他孩子更快乐。

网络地图，图文无关

1951年2月6日，农历辛卯年正月初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春节，我的母亲被家乡传来的震耳欲聋的锣鼓声所感动，我在夜晚倒在地上，睁开眼睛看世界。这是一个光明的新世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的出生地是当时的江苏省上海县北桥乡。1949年5月15日，中国人民第20军60师178团占领上海县直北桥镇，我的家乡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中。上海解放前12天。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1月，14岁去木航当学徒的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工作单位为北桥供销社，不久晋升为副主任。我家收入稳定，家庭有了很大的改善。我的童年是快乐的。我曾经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解放前因病去世，原因是缺乏医疗和药物。我的出生伴随着新中国的风暴和人民解放的喜悦，给久违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和愤怒。从我记事起，大人就一直喜欢我。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天早餐的时候，我奶奶或者妈妈都会从黑乎乎的野菜粥里给我捞上一碗白米饭。要知道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战争和粮食统购统销时期，家家户户过着艰苦的生活。当时，土地是私有的。我家东边有两块方形灌溉田，每块大约3英亩。那是祖传下来的。后来才知道，土改期间，我家有7亩私人土地和2亩租来的土地，被评为“中下农民”。我家养了一头公牛，农闲时爷爷照顾它跳胚繁殖，挣点零花钱。忙的时候用它来犁地、平整土地、灌溉农田。每年清明节前后，我家总是在房子东南角的农田边上盖一个茅草牛舍。下面有一个大木盘，大木盘的齿轮通过一根长长的圆轴与不远处的水车相连。大牛戴着眼罩，每天围着大圆盘嘎吱作响。河里的水不断地通过水车的叶片链被带上来，并通过沟渠流过农田的每个角落。这就是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的所谓“牛开车”。还有“乘风打车”，就是以帆为动力高高耸立在田野里，很有气势。我村的房子里只有两个富裕的农民。更多的是“自行车”，即人靠在横杆上，用双脚不停地踩着车轮行驶。贫困的农民一般都是。当时种植也是免费的。我家东边有两块地，一块种水稻，一块种板栗、慈姑等经济作物。我清楚地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曾经从稻田里挖栗子吃。它又白又嫩又甜。冬天，我家总是在水桥旁边放两个大水箱。我和妈妈经常用竹扫帚清理水箱里的栗子。洗完，挑起担子，绕村走一圈，叫卖要钱。从互助小组到初级社会，从一个家庭独自工作到换工作互相帮助，偶尔集体工作。我看我家猪圈育肥的时候人多，公牛和我爷爷也比较忙！但那时候土地还是私有的。1956年，社会主义达到，成立了高水平的农业作社。土地加入了作社，牛和大型农具也加入了作社。集体生产，集体劳动，多劳多得！父亲工作很忙，很少回家，也很少会见到他。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我不认识他。以于有一次，我误把北桥供销社的一个外地布店的男员工叫“爸爸”。但是因为我父亲有固定的工作，他是国家干部。我的童年似乎比村里的其他孩子更快乐。爷爷经常带我去北桥镇。因为我爸爸，爷爷脸上有光。镇上的人对我们都很有礼貌。

伤心男孩：“大锅饭”没持续多久。它只会持续

1957年，我上了小学，告别了天真快乐的童年。学校很小。是一所名叫“四村小学”的农村小学。整个学校是一个三开间的祠堂。外面的两个房间作为教室，里面的房间是老师的办公室。教室里有四组桌椅。一组是一个年级，从低到高排列。整个学校大约有三四十个学生。只有一个老师，一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他叫黄，是北桥镇特邀来的。黄老师对教学非常严格。他在教室中间的柱子上挂了一个闹钟，要求在上课时间安静地听闹钟的滴答声。平时黄老师在这一组上课，其他三组布置作业，轮流进行。当时，这种教学方法被称为“双班制”。上小学的路很难，都是田间小路。你必须穿过两条长长的河堰，穿过一座小石桥。由于大雨和水位上涨，我不得不呆在家里。今年

下半年，村宅上来了不少城里人，有不少是带眼镜的，说是下放干部。后来知道，其中有不少是右派分子，是被监督改造的。下放干部来了，带来了不少新花样。一是深耕，他们选了大路边上的一块地作试验。用牛耕，用人力挖，足足挖了二三尺深，把地翻了个遍。他们还把一处小池塘封堵上，扔进了许多稻草之类，让它们腐烂，水都成了酱油色的了。村上人戏说是“什锦汤”。他们到农家客堂里挑脚头泥，说这是上好的肥料。我家的客堂也被深深地扒去了一层土。后来，下放干部们又突然一下子走啦！1958年，发生了很多大事。这一年上海县从江苏省划入了上海市，大人们带小孩去上海逛大世界、城隍庙更勤了。的事就是成立了人民公社。我们那里的公社叫“群力人民公社”，范围很大，是马桥、北桥、颛桥三个地区办的。公社所在地选在马桥的俞塘，那里有新盖的农民新村。群力人民公社成立那天，我跟大人们一起去了。只看见人山人海，到处是红旗和五颜六色的彩旗。公社办公大楼很气派，二层楼，院子又大又漂亮。农民新村规模很大，一幢一幢整齐地排列着，有二层楼，也有三层楼的。公社成立大会在新盖的大礼堂召开，我们进不去，就在外面看热闹。文娱表演很精彩：狮子舞腾挪扑闪，二龙戏珠翻江倒海，蚌壳舞一张一，荡湖船喜气洋洋。农民新村中有百货商店，有幼儿园，还有邮局、医院等。那是大跃进的年代，人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如火如荼，一日千里。极目远眺，离我家南边不远处的老闵行地区，整年灯火通明。平地矗立起了一座现代化机械工业的新城。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锅炉厂等“四大金刚”一字型排开，绵延十多公里。与其生活配套的闵行一号路（江川路）几乎是一夜之间建成的。热闹非凡，简直成了小上海。闵行代表国内工业水平的“四大金刚”建成后不久，*视察了上海电机厂。闵行名扬四海。群力人民公社也不甘落后，先后建起了奶牛场、拖拉机站、机械厂、变压器厂、农具厂，甚还建起了生产化肥的群力化工厂。变化的要数农田灌溉啦！昔日的风打车、牛赶车都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电力农田灌溉。干部社员们没日没夜地在广袤的大地上筑起了几道土长城，土长城由低到高奔向制高点——电力灌溉站。终于有，土长城中的渠道打通了，白哗哗的流水沿着土渠奔涌而来，经过放水员的调度，流进万千农田的角角落落。——农田电力灌溉是我们这代农村人年少时的最美好的记忆！鼓舞人心的还有：大型拖拉机驰骋农田，双铧犁威力无比。陈永康的“老来青”水稻品质好、产量高，名扬全国。周恩来总理视察了群力人民公社，马桥一马当先。有喜也有悲。1958年，在我少年时的脑海中留存着一件极不愉快的记忆。随着群力人民公社的建立，我们北桥地区成立了东风大队（后改为北桥人民公社），我所在的村成立了新农中队（后改为新农大队）。办公室就设在我们读书的祠堂屋内。从此，我们的学起了打游击。一会儿搬到这个村宅，一会儿又搬到了那个村宅；这学期在河北，下学期又搬到了河南。初小四年，我们的学校成了游动的课堂。

网络配图，图文无关吃大食堂啦！吃大食堂是我们这代人留在心中的永远的痛。各家各户的土灶都拆了，我亲见我家的三眼灶也被拆了。附近几个小村宅上的人都搬到我们这个大村宅上来了，我家大小七间房屋被搬进了四家人家。自家人只能住中间三间，够照顾的啦！这叫“村并村，户并户”。村上最好的房子是两家富农家的，都是封闭型的绞圈房，上面有阁楼，地面铺的是方形地砖。一家做了幼儿园，另一家做了民校和会议室。位于村中心的三幢五开间的大房子的墙壁都打通了，排满了各家各户的方桌子。西头一间是厨房，灶膛和两个大烟囱砌在屋外。食堂旁边的偏屋是仓库和会计室。我母亲成了数个炊事员中的一位。我们村宅上的食堂叫红旗食堂，是典型中的典型。那时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记得1958年的国庆节，食堂准备了丰盛的午宴，有八个大菜，饭是不的。家家户户吃得满嘴油香，开怀大笑。但“大锅饭”好景不长，只吃了约二个来月。冬天的时候，食堂仓库储存的粮食不多啦！每家每户只能按人口多少分配吃了，而且吃得越来越差，量也越来越少。终于有，邻村宅上的人家都回去了。食堂还半死不活地办着，但集中在食堂吃饭的人家越来越少了，都偷偷跑回家吃啦！转眼到了1960年，开始了历史上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年夏天，雨水很多，也发了大水，村宅上有好多人家都进水了。不得已，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当年筑渠道时填没的河道再挖开，大水才慢慢退去。大食堂越来越难办啦！我们姐、弟、妹三人从食堂打回来的晚饭往往是黑糊糊的面疙瘩，又稀又薄，量也很少，根本吃不饱。1960年的国庆节，我们村宅上发生了一件有历史记载的大事件——食物中毒。北桥供销社为了丰富国庆节副食品供应，从外地采购了一批牛肉，分配到各大食堂。国庆节那天，各家各户都分到了几斤熟牛肉。好久没吃到牛肉了，大家吃得都很开心。可是到了夜里，家家有人发生了腹痛呕吐。早上有消息传来，村宅上一位因吃了牛肉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医院里去世了。这下可好，我们村宅被封锁了。上海市里来了许多穿白大褂的医生，还开来了好几辆救护车。外界传闻说是发生了二号病——瘟疫。我祖父也病得厉害，医生上我家在老式床架上钉了枚大钉子，给祖父挂上了盐水。我也感到肚子痛，吃了药。到年底，食堂越办越糟，家家户户吃不饱，人人面黄肌瘦。现在想来，吃大食堂的悲哀在于家家扒了灶头，断了炊烟。人的全部营养仅靠大食堂里那半饥不饱的一日三餐，使人们整日笼罩在饥饿的恐慌中。在饥饿和死亡面前，人们往往会铤而走险。家家户户垒起了地下小灶。人们为填饱肚子想尽办法，脑洞大开。在我的记忆里，那年头，喂猪的米糠饼最好吃了，虽然味道有点苦。喂牛的棉籽饼香喷喷的，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做绿肥的红花草历来是农家的半年粮，如今更是一茬一茬地割，直它开花结果。田埂上的马兰头几乎绝迹啦！竹节草、馒头草也煮了充饥啦！我们那儿是蔬菜地，种着成片的卷心菜和花椰菜。菜心上市了，老叶子留在地里，都被成群结队的人们疯狂地抢去了，那东西可比野菜、野草强多啦！，连长在地里的长长的菜根也被刨走，拿去做酱菜吃。1961年，食堂终于解散啦！家家户户冒起了炊烟。1962年，《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下发了。文件规定，宅前宅后归农户所有。每家每户还分到了自留地。这下可好啦！我家院子大，宅前宅后空地多。屋前种番薯，而且种了两茬；屋后种南瓜，南瓜长得又多又大，我记得有一个的南瓜重32斤。自留地分在屋前河圈里，孤零零地接不上机灌水。为了种水稻，大家想办法。我家把藏在屋檐下废弃的两部旧水车捐出来，接起来作为渡槽，解决了水源，终于种上了水稻。每年能收获200来斤大米。挨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1961年1963年，我在北桥镇上的中心小学读完了高小。1963年暑假，我考取了上海县颛桥中学读初中。每天中午，我的大号饭盒里的白米饭总是蒸得满满的。1964年，难得的丰收年，上海地区粮棉大丰收。人们的脸上荡漾着丰衣足食的笑容。这年，我家的柴房里住进了“四清”工作队。生产队干部成了清查对象，每天开会到深夜。第二年，我所在的生产队被撤并，因为队委会烂掉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安坐在宽敞的教室里，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学雷锋，努力做好事；学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风华青年：前途渺茫，希望破灭！横下一条心：老老实实压扁担，做一个有知识的新型农民。

网络配图，图文无关1965年暑假后，我读初三啦！同学们个个褪去了红领巾，我们从少年跨入了青年。班上来了一位高三的老大哥做我们的共青团辅导员。他号召我们：发扬“五四”精，积极向团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转眼到了1966年，我和同学们一样，更加努力，积极备考，争取考入高一级学校。由于德智体全面发展，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这时，“五·一六”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开始啦！学校全部停课，上级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3日早晨，我踏进校门，惊愕地发现高三一位教外语的班主任老师被当作反革在全校游斗。延续数年的人批人、人斗人闹剧掀开了血腥的盖头，一发不可收拾。以“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为标志，红卫运动席卷全国。“经风雨，见世面”，大串联开始啦！10月1日下午3点左右，我作为队伍中的一员，挤在金水桥旁，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招手的伟大领袖*。进清华，上北大，*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振聋发聩，扭转全局。层层进驻的工作组被撤消啦！回到学校，我加入了“上海市红卫”，和红卫战友们一起徒步二十多公里到人民广场参加“上海市红卫”成立大会。随着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来临，工人造反派登上了历史舞台，红卫运动逐渐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啦！终于盼来了“复课闹革”的通知，不同派别的同学们又坐到了一起。红卫运动终于划上了句号。何去何从？毕业班的同学们迷茫极啦！这时，传来了*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随着一纸令，一夜之间，象我这样农业户口的同学毫无招架地齐唰唰地回了老家，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名正式成员。几个月后，随着上海奔赴黑龙江“屯垦戍边”北上知青专列的启动，拉开了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天有不测风云，因父亲在上海解放前夕参加了国民元老钮永建在家乡开办的民众教育馆扫盲教员培训，遭隔离审查。我家一下子从“红五类”跌落“黑六类”。前途渺茫，希望破灭！横下一条心：老老实实压扁担，做一个有知识的新型农民。带头种科学实验田，带头搞农田格子化；组织政治夜校，带领农民学理论、学文化；撰写广播稿，宣传社队新风貌。我的努力没有白费，逐步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农村十年，我小有成绩。当过生产队会计、大队土记者、大队理论辅导组长、大队科技站站长等。还参加了上海县校的干部培训。遗憾的是，虽然我的入申请在大队支部全票通过，公社委因故却没有批下来。文化大革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们“老三届”人亲历而躲不过的坎，无论“赞歌”或“悲歌”，我们这代人最有发言权！何况*对文化大革也有了历史定论！美丽壮年：我也圆了19年前的梦，于1996年1月成为*正式员。

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网络配图，图文无关

1977年冬季，当恢复高考的闸门打开，我毅然决然地跨进了久违的考场。来年春天，当我端坐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温馨的阶梯教室专心致志地听教授、讲师们上课的时候，我儿子也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二十七八年纪，对我这个已做父亲多年的人来说，理所当然已归属壮年行列。该读书的时候去种田，该工作的时候去补课，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当然，当年能考上大学成为全国27万幸运者之一，已是幸运之幸运者也！面对得之不易的机会，面对全新而开放的世界，全身心投入，全方位介入，多方面发展，成为我们这批莘莘学子的共同特点。学好主课，争取优异成绩，我努力做到了。博览群书，有所突破，我也努力做到了。我选修的是俄语，我把外国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当作主攻方向，写出了有关“多余人”形象的学术论文。投身业余创作，丰富校园生活，我也努力做到了。我学写短篇小说《理想》，写自己的理想是当，但由于父亲的政历问题终于无法实现，因而屡遭歧视和被人嘲笑。中文系大专两年半的校园生活很快就结束啦！我们这一届学生用最少的时间获取了尽可能多的知识。我们问心无愧，堪称是世上最用功的学生。临毕业的时候，我被推选为班长，再一次被评为校“三好学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附近的农村中学任教。前后历时13年，摸遍了全部初、高中12册语文课本。期间，我考取了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业余本科。边教书，边上学，成为1986届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生。农村分田到户后，我这个好不容易跳出农门的人不得不重操旧业。边教书，边种田，和老婆一起承担了5亩家庭责任田的全部种、管、收任务。教书十多年，算不上成绩突出，但也对得起学生。在那个时代，我们把全部知识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学生，即使业余时间补课，也是分文不取。与今日之教坛不可同日而语。1993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舞下，在上海县和闵行区“撤二建一”成立新闵行区的新形势下，经挚友和有关部门考核批准，我进入区政府职能部门闵行区水利（后改为水务）局。在单位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下，我发挥业务专长，为闵行区城乡一体化水利建设、为当时蓬勃发展的水利经济等方面总结经验，积极宣传。在人民日报、中国水利报、东方城乡报、现代农村、上海水利等报刊杂志撰写了上百篇水利方面的信息，为地方刊物撰写了多篇报告文学。得到了区政府的两次“嘉奖”和市水利局有关部门的多次表彰。2008年，为宣传上海举办“世博会”，在上海市水务局举办的征文活动中，我写了《家乡的水》，并发表在《大江文艺》上。期间，我也圆了19年前的梦，于1996年1月成为*正式员。2011年，我在闵行区水务局光荣退休。完成了一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进退的“老三届”人的平凡征程。幸福晚年：近年，也随性写了些乡土文学类和知青生活类的东西，不知不觉竟也积累了些人气。随便走走，这是我退休后最乐意做、也是做的最多的事。既能强健筋骨，放松心情；也可缅怀过去，放眼未来；又能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感受日新月异新变化；更能体会到祖国的日益强大和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这不，我又毫无意识地踱步到了颛桥地铁站。旁边的颛桥中学是我“三观”形成和人生起步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学知识、长身体、树立正确世界观。在那个时代，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学保尔·柯察金、学林道静。在这里，我们高唱少年先锋队队歌，誓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这里，我们通过学历史了解了虎门销烟和战争，甲午海战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主义油然而生，使我们成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这里，我们走向社会，“经风雨、见世面”。上北京、去韶山。我们是*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和坚强捍卫者。在这里，我们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摸爬滚打，在广阔天地茁壮成长。乘上地铁5号线，换乘地铁1号线，经过一个叫漕河泾的地方。那是我人生再次起步的驿站。四十多年前，我乘徐闵线公共汽车在漕河泾站下车，沿漕河泾老街一路向西，经过康健公园和桂林公园，来到宫殿森森、草木扶疏的上海师范学院深造。感谢*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使我有幸成为“新三届”中的一员。地铁沿着淮海路飞奔，在淮海路中段有个叫襄阳公园的地方，它的对面座落着上海教育学院。在这里我常出没于殿堂深院和繁华街道达四年，取得了上海教育学院“语言逻辑研究班”结业证书和中文系业余本科证书。人民广场站到了，我下车来到地面，脑海中时常浮现出50多年前的广场旧貌：空旷和四通八达。那才叫广场呐！可与天安门广场相媲美。进入南京路步行街，我信步来到上海黄浦江外滩。除了欣赏和赞叹对岸陆家嘴高耸入云的新时代建筑群和浦西百年老建筑外，更吸引我的是脚下可防御千年一遇“四碰头”汛情的箱涵式黄浦江防汛墙。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上海新一轮水环境整治拉开大幕，苏州河黑臭整治和黄浦江沿线“千年一遇”防汛墙建设作为两大主体工程进入。经过数年努力，终于把昔日臭气熏天、污水横流、潮水倒灌的臭水浜苏州河一举改造成为水质清澈、风景靓丽、可控的母亲河。又把交通逼仄、“情人墙”低矮、防汛层级不高的旧外滩防汛墙通过墙体外移、双层箱涵结构建造，一举改造成了如今交通舒展、防汛墙结构新颖、气势宏伟，能达“千年一遇”防汛标准的经典功能性景观。我作为当年上海市水务系统中的一员和亲身经历者，心中涌起一股水务人的自豪。归途中，我从地铁一号线终点站莘庄下车出站。莘庄是我工作历程的驿站，十七八年的工作和生活，我目睹了她的成长壮大和日新月异。对面的区委和区政府大楼庄严而宏伟，作为区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员，我曾会经常进出期间。尤其在那引人瞩目的一年一度的区人大和区政协代表会议上，我曾参加过十来次的政协秘书处服务工作。我感到荣幸。莘庄安有我儿子的家，那里住着我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子已去美国读书叁年啦！从去年三月今，碰上美国新冠疫情失控，急急回国在家上网课。这学业何日能圆满？我挺担心的！莘庄有我们闵行区水务局老龄支部的活动室，定期开展活动。我们经常阅读时事，听专题报告，深切体会到*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关于反腐强军、从严治、和平发展、扶贫帮困、一带一路等决策的实在和卓有成效。单位领导更是关心退休老同志，积极组织我们参加相关集体活动，如短途旅游、外出体检、作水务系统情况介绍、安排业务参观等。我的退休生活平静而幸福。随着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我不但玩起了博客和微信，还随性写了些回忆性文章。为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我们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七七级专科5班自我编纂出版了文集《我们的一九七七》，并把此书献给了上师大档案馆。为纪念颛桥中学建校70周年，我响应校友们号召并积极参与，写了多篇文章，共同出资自费出版了校友文集《我从颛中走来》。近年，也随性写了些乡土文学类和知青生活类的东西，不知不觉竟也积累了些人气。闵行区作家协会于2018年吸收我为会员。我的老年生活丰富而多彩，幸福而美丽！深切感受到的阳光和温暖，由衷感激祖国的强大和富裕。傍晚五点，我准时回到了居住在动迁房的家。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同进退、共成长。年青时经受了艰难和困苦，挨过饿，失过学，下过乡；也经历了时代的洗礼，“经风雨、见世面”，既享受了吃住不要钱，免费“大串联”的幸福，也经受了你批我斗、人人自危的困苦。我们这一辈，耳闻了“土改”和镇压反革，见证了“抗美援朝”、“农业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小四清”、“大四清”、“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文化大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恢复高考”、“知青大返城”、“改革开放”、“全民奔小康”、“全国抗新冠疫情”、“城乡统一脱贫”等大事件。苦则苦矣，幸则幸矣！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梦圆！衷心祝愿：天下百姓幸福安康！二0二一年二月十二日作者介绍：乔凯华，男，上海市闵行区人，1951年2月6日出生。上海师范大学1977级中文系专科毕业，上海教育学院1986届中文系本科毕业。曾在《人民日报》、《中国水利报》、《上海水利》杂志、《东方城乡报》等发表闵行区水利信息上百篇。散文《家乡的水》曾刊登于《大江文艺》，报告文学《大禹的后代们》刊登于《现代农村》杂志。还有多篇报告文学刊登于地方报刊。近年来活跃于网络。现为上海市闵行区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