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面干什么生意赚钱,在县城做什么生意好挣钱
县城里面干什么生意赚钱,在县城做什么生意好挣钱
内容导航:在小县城开网红店,我承包了「小镇青年」的钱包山西小县城烧饼摊,因老板娘高颜值走红,5元一个能赚七八百在西部县城,1500人在做“小生意”:每单9毛钱,年产值350万一、在小县城开网红店,我承包了「小镇青年」的钱包ins风、日式风、工业风,精致的店面装修,搭配门口的长队和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近几年,这些在一线城市随处可见的网红店,从小县城的街道上冒出来了。
刷刷抖音小红书,经常有这样的探店分享——没想到在我们这种十八线小县城也有了网红店。 因为,从大城市返回家乡的年轻人,正在把网红店“搬”进县城。
如今,大城市的网红店已经卷得风格迥异,瓜分市场。但在大品牌与连锁店尚未渗透的下沉市场,是不是还有更大的蛋糕值得深挖?
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告诉我们: “北上广有,但我们这里没有的东西,就是县城的。”
「后浪研究所」找到了3位从大城市吸取网红店经验,回县城创业的年轻人。有人在步行街附近开了风格迥异的轻食料理店,看到了下沉市场对生活品质的高要求;有人在本县开了一家酒吧,开业天就卖光了库存;也有人驻扎县城,开了十年精品咖啡馆,持续不断地向大城市取经。
这几位创业者都观察到,小红书和抖音逐渐抹平了县城与北上广消费者的品味差异,小县城的顾客也紧紧追赶着潮流生活方式,热衷于种草和打卡。
但县城生意也没有想象中好做。 他们也发现,不管是酒吧、咖啡馆或是料理店,县城的消费者不爱高端和专业,而是追求一个有人情味、又能凸显生活品质的场域。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县城独有的“审美红利”,助我撬走了爱吃肯德基和必胜客的人
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之后,我回到浙江慈溪县开了一家轻食料理店。
那还是2018年,北京街头开始流行沙拉店,我自己也很喜欢吃摇滚沙拉。轻食健康餐是一阵风口,当时全国许多小城市都出现了沙拉连锁店。
慈溪离上海、杭州都很近,每到节假日,很多人都要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生活方式深受大城市影响。我就想,在县城开一家沙拉店是个机会。
我过去没有餐饮工作经验,沙拉制作又相对简单,学习成本低,花了不到3个月,我就开张了,结果走了不少弯路。
的问题就是选址。我把店开在了一个高大上的富人区旁边,想吸引一些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人。但这个区域人流量很有限,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
餐饮只有面向大众才能活下来。
第二是季节性问题。我们店是春天开的,营收尚可,但一到冬天,沙拉的销量就非常惨淡。
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在县城,轻食是不是个伪概念呢?除非是对身材特别苛刻的人,否则谁会到晚吃沙拉?
而这部分人在县城又很少,我的顾客究竟应该是哪些人?
我进而观察到,肯德基、必胜客和豪客来牛排这种连锁餐厅,在小城是长盛不衰的。西餐连锁店曾是大家的童年记忆,是每次考了高分才能去吃的餐厅。但是现在,他们变得唾手可得,年轻人会对他们的产品和场景不满意。而另一些传统的西餐厅又太过正式,年轻人会感到拘谨,缺乏温度。
就这样,我看到了市场留给我们这些小个体户的一点缝隙—— 创造一个有创意、审美,营造舒适的空间,在快餐之上增加社交属性,这是我们的核心优势。
于是,我丢掉了轻食店的标签,花70万成本新开了一家融料理店,或者叫无国界料理。这次选址在县城最热闹的步行街水门路旁边,这里总有年轻人来散步。
店面装修
我在菜品中加入西餐主食,也有中餐、日料,并把菜单分成春夏秋冬。除了牛排、烤鸡、意面等固定菜单,其他食物都会随着季节调整,店里的装饰也能让顾客感受到季节更替。
店内餐品
无国界料理是小城市独有的机会。
在大城市,你很少见到一个餐厅把菜品做得很杂。因为消费者有很多选择,想吃日料就能吃到很专业的日料店。餐饮店也变得很“卷”,领域不断细分,要做得足够专业才会。
但在小县城就不一样,大家的口味没那么挑剔,更多需要的是一个社交空间
,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享受一下生活。如果你非要走得特别垂直,反而不吃香。
于是,物熹小食开张了,就像“平地惊雷”,在这个小城引起了轰动。每个月营业额40万,大概过了5个月,我回本了。
大家首先是“看脸的”,我们小店走小清新日式风。一走进来,原木色的桌椅,有鲜花、绿植和书籍、轻音乐,胡桃木的吊灯,十分温馨。
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县城独有的“审美红利”。同一时期,几乎每个城市都冒出了一些类似风格的温馨小店。
消费者是对美有需求的。2018年左右,大城市开始流行“网红店”,只要装修漂亮,大家都会一窝蜂去打卡拍照。
物熹小食也是这样,前期,我几乎没有做任何宣传,基本是自带流量。在县城新鲜的东西很少,稍有个装修有创意的店就会有人来围观。
最火爆的时候,我们大概接待400多客户,40多张桌子要翻台5次左右。很多年轻人来网红店打卡,他们吃饭一小时、拍照三小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营销了,店的知名度就起来了。
但他们的心也很难抓住。现在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熟客”,主要是女性和家庭客群。每到周末,就有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店里,或者年轻的闺蜜约在这里聚餐。这些顾客都是曾经爱吃必胜客和肯德基的人。
在 大城市,餐饮店面对的消费者是流动的、变化的。 但小城市不同,人是不变的。所以,小店就必须自己不断变化,每天给顾客新鲜感,才能留住顾客。
我也慢慢发现,物熹不能满足那些强调仪式感的客户的需求了,她们提着蛋糕盛装出席,但是旁边的顾客都穿着拖鞋睡衣,就会很尴尬。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在物熹小食同一条街200米的地方又开了一家oma酒吧,“日咖夜酒”。
虽然两家店的品类是差不多的,但是oma的客单价大概是150,是物熹的两倍。 我们这个小城算是藏富于民,有一些小工厂,GDP也是百强县。
所以,大家是有消费能力的。
oma定位的客户群体是更时尚的年轻人, 更强调仪式感和社交
。如果说物熹是文艺小清新风格,oma餐酒吧就是很酷的风格,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压的空间。这两个门店承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我会把开店当做一种创作,它不仅仅是一个门店,它要承载一定的生活态度。
如果说物熹小食是对良好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祝福,祝福你成为好妈妈、好老师、好女儿。那你推开oma的门就可以忘记你是谁的妈妈、老师和任何社会身份。
oma的装修风格偏北欧风。
后来我也发现,县城对物熹这种店的需求更大,再承载两三家也没问题。但是像oma这种定位的店,一个县城只能有一家。我们这里年轻人不算多,很多人去了大城市就不愿意回来了。
现在,我们的团队从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了40个人。虽然oma的客流量远不如物熹,但是营业额反而更高,物熹平均每个月40万左右,oma的话就在30到60万之间。
如果说小县城是“下沉市场”,我反而觉得下沉市场不意味着低端和粗糙。 在慈溪,大家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反而更高。
之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每天坐地铁通勤,感觉大家都灰头土脸的,一大早赶地铁,晚上加了班才回家,我也只想攒一点钱,不敢乱花。
但是,在慈溪,生活比工作占比更高,更强调生活的舒适感。大家更愿意朝九晚五,春天的时候去郊游,夏天也有年轻人骑摩托车、玩滑板。
所以县城的消费者也很有品味和情调 ,很多朋友都在用很好的设计师品牌。
小店是个能够传达生活态度的空间,我希望每个进来的顾客能慢下来生活,这和我们的小县城很搭——有山有水,可能并不算多么繁华,但是四季都舒适。
县城的网红酒吧,承包了所有年轻人,尤其是小姐姐
我是从小在泗水县长大的本地人,2019年左右,我观察到,我们县里几乎没有夜生活。除了饭店和KTV,年轻人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我不喜欢KTV,感觉太落后了,就想找一家可以安着的酒吧,喝酒、聊天、听音乐。但想找酒吧,就得去泗水附近的临沂和济宁。时间久了,我就想,干脆自己开一家吧。
我次创业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做那些其他县干得挺好,但是我们县没有的东西。
我开始考察大城市的酒吧,比如日照、郑州、南京的酒吧,自己在网上学酒水知识,这次创业纯粹试水,我要把预算压到,不超过30万。县城房租很便宜,我的店面上下两层,一共200多平,一年下来租金只要4万多。
刚开始,我想在二楼做一些单间,如果有人想玩剧本杀或者打牌可以来二层。但是后来发现大家并没有这个需求,很多人来酒吧是为了认识新朋友,来之前都会好好打扮,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反而更喜欢一层。
酒吧刚开张,灯光还比较亮,方便大家聊天、打牌
在县城宣传新店,依赖熟人社会,因为我是本地的,主要靠朋友圈打响名号。
县里突然出了一个娱乐场所,在某个时间段,当地人只要打开微信朋友圈,就会被我的酒吧开业信息刷屏,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
刚开业,我们家生意特别火爆。店里13张桌子,晚上6点开到凌晨2、3点,持续爆满,一晚上接待了60多桌,出了2000多瓶精酿啤酒,直接把仓库卖空了,天的营业额就有好几万。后来回归到正常情况,每天也大几千块。
每天营业结束后收集的空瓶子
我们是县里的酒吧,承包了所有年轻人。
酒水均价都在15左右一瓶,人均消费50-60元,我的初衷就是开一个环境不错、价格亲民的酒吧。因为我也是本县人,定价必须在我的可接受范围内,如果我都不能接受,这个酒吧肯定不能活了。
起初我也尝试过调鸡尾酒,但很快就放弃了。
首先,县城里的消费者没在其他地方喝过这种酒,好喝与否也收不到任何反馈。其次,调酒很浪费时间,一杯鸡尾酒最快也要15分钟才能做完。我们当时的生意太火爆,十个店员都忙不过来。而且,调酒其实并不赚钱,洋酒的成本太高了,我这一杯长岛冰茶只卖29,轰炸机是最贵的,也只要40多,都是赔钱卖的。
五六十一杯的特调酒在县城不会有人买账,朴素、接地气的酒,高大上是没有市场的。
县城酒吧特色:辣子鸡配啤酒、黄瓜蘸酱
很多人看到酒吧挺赚钱,县里在2年之内又陆续冒出了7家酒吧,大家风格都挺像,还打起了价格战。慢慢地,顾客也觉得不新鲜了。我的客流量也下降了很多。尤其夏天是酒吧的淡季,很多人就选择光膀子撸串,不会来酒吧了。
我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要做点改变,重回。 于是2022年4月,我就重新装修,目标是改造出一个网红打卡点。
首先是灯光。过去我们家灯很亮,有点像大排档,还有人会打牌。但是我发现,南京的酒吧都很暗,以红蓝色灯光为主,很有氛围感。我还在小红书上看到水泥墙面的工业风酒吧很流行,也仿照着调整了一下。除了装修,我也调整了产品,增加了一些颜值高的“网红啤酒”和果味啤酒。
我想,酒吧里必须要有一个愿意让大家拍照发朋友圈的网红打卡点,让别人一眼辨识出这是我们的酒吧。于是,我花了近1万块做了一个月球灯,下了血本。效果还不错,顾客觉得特别“出片儿”。
我把这些拍成视频发在抖音上,很快就上了同城热门。 抖音同城对小店的宣传推广特别有效,尤其是县城,年轻人都在刷。
线上推广,我基本就靠抖音和小红书,因为我们县城很小,没人看大众点评去消费。抖音加上朋友圈就能覆盖90%的人群了。
5月1号,酒吧重新开张,当天又是爆满,大家都以为换了老板呢。
这次方向调整,我也 算重新筛选了顾客群——戴金链子的大哥基本不来了,来店里的年轻女生变多了,能占到六成。
我感觉一个酒吧,如果女生多,基本就能活下去,如果来的都是男生,可能就干不下去了。我也问过常来酒吧的朋友,你来酒吧是为了什么?他回答很直接:“认识年轻的小姐姐。”我就想,
那小姐姐喜欢什么风格呢?就是网行,但是我们县城里没有的东西。
现在,来店里的人都是安静喝酒聊天,也没有人打牌了,氛围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也能给来店里的女生提供一些安全感吧。对一家县城酒吧来说,给顾客安全感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在十八线小县城做精品咖啡店,追上省会城市的时髦就够了
我是登封本地人,2013年,我和老公一起在本地经营了一家拙醒咖啡,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
登封算是个十八线小县城,从北环到南环,开车只需要10分钟,基本没有咖啡文化,今也没有一家星巴克。我自己次喝咖啡是在郑州的星巴克,倒没觉得多好喝,只是感觉,哇塞,我居然能喝上三十块钱一杯的咖啡。
后来,我在武汉上学、工作,待了8年,读研的时候接触到独立咖啡馆,才知道有手冲、卡布奇诺和拉花的存在,很着迷,也梦想着有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咖啡店。于是,刚工作不久,我们一起辞职回老家开了精品咖啡馆。
2013年时,我觉得自己踩到了咖啡店的风口。那一年,郑州大概开了200多家咖啡店,一些连锁品牌,比如漫咖啡,也在扩张。
我们都以为咖啡馆的春天来了。可事实上,那200多家咖啡馆在一年后就只剩了30多家。
起初,我们有点心高气傲,一心只想做最纯粹的咖啡馆,不卖其他的东西。在咖啡馆界也有个鄙视链,做手冲的瞧不起做奶咖的,做奶咖的瞧不起乱搭配其他东西,咖啡馆瞧不起做奶茶的。
我们也陷入了这个怪圈,只沉迷于咖啡技术本身,花了很多心思去学习手冲。在这个现在年轻人平均工资只有2000多的小县城,我们的咖啡卖23块一杯,结果可想而知。年,我甚体验过一整周卖不出一杯咖啡的滋味。
当咖啡店面临倒闭的时候,一位老师告诉我,在县城开咖啡馆,你首先要生存下来,才会让别人知道你的咖啡有多好,
哪怕是卖面包、卖甜点,甚卖烤肠,总要先活下去。
就这样,我们开始上烘焙、甜点,甚还上过意大利牛排、炸鸡。咖啡也有淡旺季,对我们这座留守县城来说,暑假就是旺季。但是一到春天,生意就会很差,这个时候就要卖一些沙拉、全麦面包、减肥餐搭配起来。
咖啡搭配甜品,比较受欢迎
我也开始拓客。2013年微信刚刚流行,私域流量还很好做,我就每天用摇一摇加附近的人,走在路上就摇,加了很多本地人。我也在各种宝妈的群里刷存在感、打广告,一年下来加了有一万个人,有一部分人就慢慢变成了我的客户。
县城的精品咖啡文化比较匮乏,大家对咖啡的想象还停留在连锁品牌和速溶。
比如,一些连锁咖啡品牌刚刚下沉到我们这个县城,美式只卖4块钱一杯,就很受欢迎。我们的咖啡是23块,有人说我们是“抢钱”。其实这十年我们几乎没涨价,主要是为了多积累一些年轻的客户群体,但大家还是会觉得贵。
既然县城没有成熟的消费者,那我就做消费者教育,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咖啡为什么更专业。
我会定期做一些小型的线下交流会,每年4到8场,把咖啡机摆出来,给顾客演示把浓缩萃取出来是什么样,如何去拉花,也会给他们看咖啡果是什么样的。有一些人可能是为了免费喝咖啡来参加的,但是听过之后会更了解咖啡文化,也会更信任我们。
咖啡分享会现场
开店十年,现在大部分是稳定的老客户,有人最多一年消费了 136 次,顾客大部分是25-30岁,
但是更年轻的消费者,其实我们没有抓住,他们都被奶茶文化抓走了。
为了跟上大城市的步伐,我们也会去北上广的奶茶店学习,大概十年前,我们店就上了有奶盖的饮品和杨枝甘露,那时候北京上海还没流行起来呢。结果收获了一差评。很多顾客次喝到这个东西,一时半会不能接受。
可是过了几年,等喜茶火起来之后,我们本地的一个小伙子开始模仿喜茶,就很受欢迎。我分析了一下,我们大概是在错误的时间赶上了风口,风还没从上海吹到登封呢。
后来我们吸取教训,不再跟北上广同步,而是追在郑州的后面 ,效果就好了很多。但我还是会为这件事情苦恼。
是口味的问题吗? 不是,还是年轻消费者有一种赶时髦的心理。
这两年,很多年轻人突然到店里点名喝生椰拿铁,我还挺惊讶的。这个情况和瑞幸在郑州大面积开店有关系,
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相当于有资本来做消费者教育了。
当然,资本要下沉到我们这种十八线小县城,我也会思考应对策略,我选择继续往下沉到乡镇,乡镇青年的消费能力也挺高的。最近,我观察到很多来自乡镇的年轻人来我们店里相亲,或者打卡。很多人看起来也是次来,甚还有点怯生生的,就会让我想起自己次去喝星巴克的不自在。
但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好的顾客,对咖啡文化充满好奇,但在乡镇找不到地方来尝一尝,他们反而是更乐于接受我们店里咖啡文化的一群人。
其实, 在县城的经营困境不来自市场,反而是在用人上。
平时在大街上,我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但是因为不需要买房,他们也不太愿意去吃苦了。在咖啡店打工一点也不文艺,要做很多体力活,还是挺辛苦的。
我们向顾客展示咖啡制作的过程
我们的咖啡师和烘培师人员流失很快,店员大部分是女性,等我手把手带出来一个人之后,她可能就会结婚、生子,当全职主妇了。在第五、六年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这个怪圈,甚一度无法营业。
经营近十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很悠哉的阶段,每天都要卯足了劲去挣房租、水电、员工的工资,才能生存下去。也经常有朋友说,你用这个精力在郑州,估计早就开好几家店了吧。
在县城做网红店确实不好做,我也见过太多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冲进这个行业,带着父母攒下的半辈子心血,血本无归。所以,我还是会劝大家要谨慎。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SLOW、许嘉婧,36氪经授权发布。
二、山西小县城烧饼摊,因老板娘高颜值走红,5元一个能赚七八百烧饼是流行于北方的一种主食,形状各异,不断做改良,有的烧饼还加入了馅料,口感更好,山西小县城有一个烧饼摊,因老板娘的高颜值走红,5块钱一个的烧饼,能赚个七八百块钱。
这位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是这个烧饼摊的老板,她并不是山西本地人,而是河南人。河南是面食大省,烧饼工艺,经过多年传承更加出众,各地美食交流密切,只要好吃,即便是到其他地方,也会受欢迎。
河南小姑娘朴实能干,勤劳善良而且美丽大方,她的着装虽然很普通,也没有经过精心打扮,可是看得出来她的颜值真的很高,五官立体,脸型是传统意义上的鸭蛋脸,特别是笑起来,给人感觉特别甜美,如果稍微收拾一下,这颜值不输那些大明星。
小姑娘年纪轻轻已经独当一面,从和面到制作到烘烤以及招呼客人,事事亲力亲为,虽然有母亲在一旁帮忙,可她觉得母亲年龄大,了,不想母亲太辛苦,自己能多做一点就要多做一点。
他们家的烧饼是老面发酵,现在很多人为了省事都用发酵粉,实际上老面发酵出来的烧饼吃起来有一种麦子的鲜香感,现做现烙的烧饼,刚刚出炉的时候特别好吃,外焦里嫩。
小姑娘卖的是卤汁灌汤烧饼,在烧饼里加上各种的小食材,像豆腐皮,面筋,海带丝,土豆丝等等,将各种食材加入烧饼里再浇上一勺自己制的辣子油,特别的好吃。满满一大个烧饼只卖5块钱。
卖带馅的烧饼,要比只做烧饼更加辛苦,可赚钱也多,毕竟出来摆摊就是为了挣多一点的钱,对于未来,女孩子还是充满希望的,她觉得现在自己能多干一点就多干一点,如果哪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也许不再出摊卖烧饼,可以跟老公一起租个店,在店里卖烧饼。
相比同年龄的女孩子,每天逛街吃喝玩,还抱怨,家人不够关爱自己,再看看这位能干的小姑娘,让人怜爱和心疼。不过这样的女孩子,靠双手养活自己,日子过得踏实,更有安全感。
三、在西部县城,1500人在做“小生意”:每单9毛钱,年产值350万天下网商 叶晨
编辑 李丹超
驶入义乌荷叶塘物华路后,14米长的货运车开始减速,接着在靠近路边的一间仓库门口停了下来,卸下几个箱子后又匆匆驶离。8月4日,这是义乌商人张映民收到的一批成品无痕,货发自2000公里以外的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
据义乌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8月18日通报,“8.2”疫情发生以来,义乌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693例。
此次疫情,也让长期做服装外贸的张映民暂时停下了生意。不过,眼下虽然货物难以出口,但他的“收货”动作却没有停。
原因有两点:一是疫情形势整体向好。据浙江日报报道,8月18日零时起,义乌大部分地区将解除静默管理,部分满足条件的企业可申请复工复产。商户、工厂都看准了市场复苏、生意回到正轨的迹象。
二是他这笔订单比较特殊。每隔3~4天,一批货会从四川汶川发出,先送到张映民在广东汕头的工厂整理、打包,再集中发往义乌的出口仓。受近期疫情带来的物流不畅影响,汕头厂里的仓库已经积压了约30万件无痕,货值在180万元左右。
在张映民看来,这批货有“不得不下订单、不得不积压”的理由。
1500人在做的“小生意”
杨梅是汶川县来料加工总部车间的总负责人。她的手上有一份不停更新的配货单,上面记录着当地各个乡镇车间近期(一般是一周或者几天)需要负责加工的产品种类、数量。
来料加工,是传统服装制造业中的一类基础项目。这个环节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主要依靠手工程序,制作也相对简单,方便学习和上手。
杨梅告诉《天下网商》,工人一般经过几天培训就能正式上岗,“这几年生产速度能跟上了,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订单准时交货,有时候一次发几千件,有时候一次上万件。”
汶川县来料加工总部车间的总负责人 杨梅
(受访者供图)
这门生意在汶川的兴起,可以追溯2018年。
据四川在线报道,2018年7月,杨梅作为汶川县代表赴浙江金华考察学习,发现了当地有招募来料加工项目的意向。杨梅发现,这个项目对工作地点要求灵活,可以让汶川当地的姐妹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后来,在两地政府部门的努力下,来料加工项目被正式引入汶川县。
杨梅成了汶川当地个开始做来料加工的人。她介绍,从义乌引进的来料加工,主要照顾到了本地的农村妇女和残疾人群体,让原本许多“无收入、低收入、经济较难独立”的人群,找到了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赚钱的另一种可能。
不过,由于汶川当地村与村之间交通并不便捷,因此这门生意的模式,最初是通过给需要做活的工人“上门送原料、再上门取成品”的方式进行,后来,各个乡镇相继建立来料加工车间,让工人可以就近上班。
今年3月的一组数据显示,汶川县已在7个乡镇建立了来料加工车间37个,参与加工工人达1500余人,其中女性占95%。
从产能规模上来看,这依然是一门“小生意”——汶川来料加工2021年带来的总产值超过350万元,大致相当于江浙沪一个中型制衣工厂的产能。可对于当地而言,这门生意非常重要。
据汶川县人民政府、中国青年报统计数据显示,在2019年底全县所有贫困人口脱贫前,汶川县因2008年特大地震以及后续地质灾害,因病因残致贫人口一度多达1341户的4440人。
这门小生意带来了一些改变。杨梅说,有的熟练工能完成上百条、泳衣等产品的加工,因为来料加工,他们每月可以多赚两三千元。而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整个汶川县的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元。对于当地许多农村居民来说,这是收入上一笔较大幅的增长。
一件代工费9毛,他在疫情中坚持下单
杨梅介绍,张映民是较早报名参与对口帮扶的义乌商人之一,同时也是汶川县来料加工生意的“客户”之一。
他交给汶川的单子非常“简单”——做无痕。原料会从张映民的汕头工厂发出,在汶川完成“代加工”后发完汕头打包,最终将货品集中发往义乌。
借由来料加工,汕头-汶川-义乌三地之间形成了一条稳定的“三角贸易”线。杨梅出货单上的数据显示,每个月大约有20万~30万件的、泳衣发向义乌。
天下网商 叶晨 摄
为什么是和泳衣?“一方面,这类产品便于计件、多劳多得,比较符当时汶川的人力情况;另一方面,汶川乡镇之间的交通不太方便,泳衣制作简单,工人做熟了,也能带回家里生产。”张映民有近20年的服装制作行业经验,对于“什么地方适做什么服装种类”,他有自己的判断。
张映民表示,自己按照珠三角同等产品的生产标准来定代工费,比如每件的代工费是9毛钱,每月的15日会准时打出代工费,费用通常在20多万元。“这几年熟练工变多,有时候会更高。”
天下网商 叶晨 摄
不过,义乌这次疫情却让汶川的小生意产生了“危机”。因为疫情管控,义乌的外贸发货暂时停了,导致汶川生产出来的无痕等产品开始积压,短期内无法变现,但张映民并没有打算停止下单。
由于忙着赶订单,杨梅这几天都没有看新闻,8月10日接到《天下网商》的采访前,她甚还不知道义乌正在接受疫情考验。“因为张总(张映民)给汶川的单子,还是正常的啊。”
天下网商 叶晨 摄
此时,身在义乌的张映民早几天就开始了居家办公。虽然疫情对义乌外贸市场影响较大,不过他表示,这个月15日仍按计划给汶川工人们打出了工资。
“记得有次去汶川,我听到车间一些残疾人感慨,他们终于能凭自己的能力在家门口就业、养活自己。我们把来料加工引入汶川3年多,好不容易吸引了成百上千的熟练工人开启长期稳定就业,不能让他们再失去对当地产业的信心。这一点,就是让我坚持继续作的主要缘由。”
《天下网商》了解到,目前浙江省对口帮扶汶川的城市已经交棒湖州市长兴县,长兴也为汶川当地带来了童装加工的“意”。不过,曾经参与当地产业搭建的义乌商人们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这座小县城。
厂二代的“规划”:
工人有的赚,商家也有的赚
想到将来料加工单子专门给到汶川的张映民,最早其实也是做代工起家。
他介绍,自己的故乡在广东汕头,家里经营着服装制造厂,主要替内销的中国品牌做代工业务。2004年,这名21岁的“厂二代”慕名来到义乌,希望将生意的重心向出口转移。
彼时,针织市场一片繁荣,义乌的往来客商带来极大的消费力。凭借对针织行业的熟悉,张映民很快在义乌服装市场站稳了脚跟。“来义乌的第二年,我就用蹩脚的散装英语,和两位埃及来的客商谈成了一笔80万件的服装订单,赚到了人生的个100万。”
此后,他对在义乌做生意的信心暴涨。到了2009年,张映民斥资约4000万元,引进了80台意大利进口的无缝织造设备,开始在义乌扩展无痕内衣裤品类的代加工生产,工厂的年产值迅速8000万元。据他介绍,如今公司已把产品卖给了80多个国家的客商,每年出口共计约6000万件的无痕内衣裤等产品,也创立了自主品牌。
在义乌做外贸生意的张映民(受访者供图)
2018年,当义乌福田街道等单位牵头准备在汶川搭建来料加工体系时,张映民很快表示愿意支持。按他自己的话说,在义乌这片沃土中收获了事业,也想做点什么“回馈”。
“初期我们亏损了好几个月。”张映民坦言,“主要原因是试产阶段的损耗高达30%,当地老百姓对来料加工也不太了解,有的人做了几天就放弃了,所以产能较低,材料成本和运输费损耗很大。”
几年坚持下来,汶川当地的来料加工产业慢慢成熟,实现了量质齐升。张映民的这块账目,也逐渐转亏为盈。
“现在以一件无痕来算,材料成本4~5元,每件从广东到汶川的运输成本是1毛钱,代工费是9毛钱,从汶川运到义乌也是1毛钱,成品出口价大概是6~7元,扣除部分人口、折损,我们能够做到微有盈利。”
天下网商 叶晨 摄
在他的商业逻辑里,“工人有的赚、商家也有的赚”的产业,才是真正可持续性的“授人以渔”。
接下来,他想将这份逐渐做大的蛋糕切得更漂亮,需要在产业链形成闭环后,继续去盘活当地人的积极性和收益率。
“汶川的来料加工行业从培训到现在,也迈入了成熟期。后期,我们会开发更多附加值高一点的产品,比如内衣套装等。我估计加工费可以提高到每件两块多,当地人也可以接触到高一级的针织服装技术。”
这是一位做代工出身、靠义乌外贸发家的商人,对另一座小城产业升级的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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