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之传奇“司母戊”
11个月前 (04-22)
鼎之传奇“司母戊”四知堂 在我的集邮册中，有一枚小小的青铜器邮票，它是国家邮电部1964年发行的“特63 殷代铜器”（全套共8枚）中的第八枚：司母戊鼎。
其实，司母戊鼎出现在新中国的邮票上，迄今已有三次，除1964年的外，还有：2016年7月13日，中国邮政发行《殷墟》特种邮票（见图上），其中第二枚名为“殷墟·青铜器”，图案就是司母戊鼎；2012年7月8日，我国发行一套《国家博物馆》特种邮票（见图下），其中第二枚名为“馆藏文物——鼎”，图案以“票中票”的形式再现了1964年《殷代铜器》特种邮票中第八枚“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不仅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我国的珍稀国宝。
2002年1月18日，司母戊鼎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64件（组）之一。
司母戊鼎，又称司母戊大方鼎（现改名“后母戊鼎”，原因见后述），是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铸品，是我国青铜文化时期的代表作品，是鼎中之王，是传国重器。
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一、铸造之巨司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公斤，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最重的青铜器。
鼎器厚壁，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足中空）。
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
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两侧饰一列浮雕式鱼纹，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蝉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腹部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铭文。
整个鼎器形制巨大，工艺精巧，纹饰精美，线条清晰，显得十分雄伟庄严。
据专家考古研究，司母戊鼎是运用了组芯的造型方法铸成的。
其步骤是先用土做出泥模，再借助泥模制出陶范，再把制好的陶范为一体后，将铜液注入其中。
从鼎身的铸痕可以看出，用来铸鼎身的陶范有8块，铸鼎底的则是四块，每条鼎足是三块。
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事先铸好后嵌入鼎范，然后再一次浇铸制成鼎身鼎足。
鼎器的金成分为铜、锡、铅，据专家测定，其比例分别为84.77%、11.64%和2.79%。
锡铅总计14.43%，这与青铜容器的硬度铸造要求是相符的。
在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的条件下，要铸造这样巨大的鼎器，其制造难度是惊人的。
那时，青铜的炼制材料来自于陶制的坩埚，它的形状就像是倒放着的头盔，因此被考古工作者称为“将军盔”。
据计算，一个“将军盔”可以熔铜12.7公斤。
如果是铸造较小规模的器物，一两个“将军盔”就够了，但是像司母戊鼎如此巨大的器物，就要将近1000公斤的铜液，需要70多个“将军盔”，还得是同时浇铸。
一个坩埚要三四个工人负责燃炭、观火、运料、运铜液等等工作，而七八十个坩埚的工作就需要二三百人一起作才能完成。
所以，司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手工业生产的水平。
二、出土之艰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
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1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
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晚清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在一味名叫“龙骨”的中药上发现了一些刻符，竟然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从此“一片甲骨惊世界”！甲骨文的出现，使发掘出这些“龙骨”的产地——河南安阳小屯村闻名天下。
1927年，中央研究院考古队便开始在安阳进行考古研究，到1937年6月，进行了10年共15次的考古挖掘活动，发现了3000年前的殷商王朝的故都——殷墟，出土了大批的甲骨和文物。
因“七七事变”爆发，考古被迫中断。
在小屯村西北3里地，便是武官村，两者之间横亘着一条洹河。
在武官村北面，就是后来考古发现的殷墟王陵区；而小屯所在的区域则为殷墟宗庙宫殿区。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了安阳。
1938年春，日本便派遣“北支学术调查团”来安阳“考古”。
同年秋天，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来到殷墟进行疯狂的探挖。
此外，日军还利用汉奸土匪大肆盗挖殷墟文物，原本已经有所收敛的无政府状态的民间采挖重新风行起来。
1939年3月15日晚上，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在武官村西北的吴家祖坟柏树林地内，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一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
按当地规定，探宝虽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
吴希增于是回去和吴培文商量，决定当晚就破土挖宝。
吴培文，1922年出生于武官村中医世家乐善堂，家有数院房子，一百多亩地，生活富足。
时年虽然只有18岁，但已当家主事。
他找来十七八个兄弟，天黑时开始挖掘，一切是秘密进行的。
半夜时分，挖到地下13米处，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口朝东北，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半人多高，大如马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青铜器物，也不知叫什么，村民姑且称之为“大炉”。
因一时无法取出，怕走漏风声，又将土回填埋好，白天派人佯装在附近地里干活，看守着。
第二天夜里，吴培文组织了40多人，他们在洞口上搭起三角架子，架起了辘轳，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鼎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
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
到了第三天夜里，这群庄稼汉在吴培文的指挥下，依照前一夜成功的方法，用上新粗麻绳，不到四更天，大鼎便顺利出坑。
此，沉睡在地下3000多年的千斤重鼎——“司母戊大方鼎”终于重返人间。
自3月16日晚开挖，经过三晚，到大方鼎出土这已是3月19日。
他们用了三匹骡子才把它拉到吴培文家，埋在院子里的粪堆下面。
2005年，据采访吴培文，说大鼎出土时只有一只鼎耳；当时村民们还在周围四处寻找，结果都一无所获。
三、护鼎之险虽然一切都在悄悄进行，但是哪有不透风的墙？消息还是泄漏了出去，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更是远远超出了吴培文的想象。
数天后一个黄昏，武官村来一位秘的访客。
肖寅卿——当时中国的古董商之一，黄昏时分从北京专程赶到了安阳，目的只为一个，想亲眼目睹这个惊世巨宝。
夜里，肖寅卿来到了吴培文家，伴着朦胧的月色，埋藏的大鼎被再次挖开。
见到如此巨大而精美的青铜大方鼎，肖寅卿默不作声。
过了一会儿，他给价20万大洋；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分解成四十块，好装箱运走，“不然，还不到火车站就被日本人抢走了。
”村民们有些犹豫，但在20万大洋的诱惑下，还是买来3打钢锯条，唧咕唧咕地锯起来。
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想到鼎腿非但没有锯开，连锯齿也磨光了，三打钢锯条只剩了五六根，鼎腿却只锯了1厘米。
于是他们又找来了巨大的铁锤，砸鼎的声音犹如撞钟一般，然而令他们异常震惊的是大鼎却安然无恙。
害怕砸声招来日军，蒙上被子，又砸了50多锤之后，重达七八十斤的鼎耳终于掉了下来。
这时，吴培文和村民们既痛惜又耽心起来，如果把鼎砸碎了，肖寅卿又变卦不要了，岂不是鸡飞蛋打？于是村民们通知肖寅卿，大鼎无法粉碎，肖寅卿也只能放弃收购。
砸下来的一只鼎耳被藏到邻居家的空炕下面，而大鼎则移到吴培文家西屋马棚里埋好。
此时，村民们的发财梦似乎已经破灭，吴培文的希望就是一定不能让日本人把东西搜走。
当年埋藏司母戊鼎的吴培文家东屋大鼎挖回没几天，距此3里地的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次要来看鼎。
大伙儿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怎么办？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下来。
当天夜里，黑田荣次坐着小汽车来了。
大伙拨拉开乱草和浮土，自称见多识广的黑田荣次就惊呆了，一边围着大鼎整整转了好几圈，一边“吆唏、吆唏”地直叫唤。
“宝物！宝物啊！中国人，这个！”他跷着大拇指连说带比划。
走时还“善意”提醒，别让宪队知道了。
但是过了些日子，日本宪队真的来了，七八个人在屋里搜了搜，一无所获，走了。
没几天，村里的孩子突然跑来报告，可不得了，日本人来了有二三百个， 架着3挺机枪，枪上还有刺刀，把武官村整个包围了。
这次日本宪队、铁道警备队，皇协军，几乎全部到齐了。
听到这阵势，吴培文只有赶紧逃走。
屋内空无一人，但日军并没有去追捕吴培文，而是直奔西屋马棚。
此刻的大鼎就埋在日军脚底下。
他们一定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然而，就在日军快要发现的时候，突然间，日军又冲进了隔壁的西院马棚，顷刻之间，西院马棚被搜查得狼藉一片，院子被彻底的挖开了，仍然没有找到大鼎，此次的搜捕再次落空。
而此时，大鼎就埋藏在只有几米之遥的隔壁马棚，日本人许是把东院的西屋马棚与西院的东屋马棚弄混淆了，两个马棚仅隔墙相连。
吴培文躲过了日军搜捕，回去了一问，说日军只在西院马棚刨了一个坑，没来西屋马棚刨，他不由得说“万幸万幸，天助我也！”吴培文想，既然日本人得到消息，还没拿到东西，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化了20大洋买了一个小鼎和几个陶罐，藏在南楼下的空炕内，制造了个假现场。
果不其然，没几天，日本人又来了，一搜搜着了，高兴地走了。
也许日本人回去后，真的发现了这只是一个骗局，几天之后，日军又来了，再次包围了武官村。
吴培文家的院子前后通街，他就从后门逃出去。
躲过了几处岗哨，眼看就要逃出村子了，突然他被背后的日本拦住：“你什么的干活？”吴培文急中生智，用砖头搁地上写“家有病人请医生 ”，这日本一看，他懂，说“开路”，就让他走了。
侥幸骗过了日本，吴培文就一直朝武官村外跑去，一口气跑出了好几里地， 精疲力尽，跑到了钢厂那儿的小煤堆处，躲在河湾里的沙子坑中。
2005年83岁的吴培文正司母戊鼎出土地留影然而就在此时，日军还是追了过来。
眼看就要逼近吴培文，而他却别无选择，只能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吴培文说：“我向来长这么大，不迷信，啥啥鬼我都不信，但就那次叫我迷信了。
那是晴天，连一点风都没有。
中午一点半，从西北忽然刮来一股黑风，那风有多大？有十二，把那个电线杆都刮歪了，碗口粗的树都拧起来，这时候就像咱俩脸对脸都看不见你的脸。
那黑风迷眼大风，你说怪不怪？日本吹了号，他这才走了。
”一场从未有过的黑风，救了吴培文的性。
当他再次侥幸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家里墙上的照片被日本拿走了。
看来日本人并不肯罢休，肯定还要通缉他。
家中是不能呆了，于是他叫来弟兄们，将大鼎移到东屋草料房内，埋下后依旧用砖墁好，再填满草料杂物。
一切安排好后，委托叔伯房兄弟照看，18岁的吴培文，只身背井离乡，开始了自己长达10年的逃亡生涯。
他流落了许多地方，跑到徐州、蚌埠、淮南、南京流浪打工，还在淮南煤矿干过，直到1949年解放了才回到家乡。
四、经历之曲1945年日本投降了，大方鼎依然沉睡着。
1946年6月，安阳县参议员兼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又在打听方鼎的下落。
陈氏是本地的一个劣绅，在长期的盗卖文物活动中捞取过不少外快。
陈氏将当年参与挖鼎的一个村民逮捕人狱，被威逼下从实招认了方鼎出土后埋藏的地点。
保藏鼎耳的吴希增，在重重地挨了两个耳光之后，也被迫把鼎耳交了出来。
陈子明和安阳县县长姚法圃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
当时出版的《民生报》载文说：“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某部之协助，该村掘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
”当时的古物保存委员会设在安阳老县城的萧曹庙，一时城内百姓争相参观，盛况。
不久，风声惊动了驻新乡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
闻听是国宝，他不免心动，想以此作为进身的阶梯。
于是以给蒋介石祝60大寿为名，从安阳“借”走大方鼎，10月，将其运往南京。
蒋介石得知后即批示交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5月29日，大方鼎在首都南京展出。
据记载，蒋介石偕宋美龄曾亲临参观，大鼎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图为当时的留影。
围在大鼎一圈的人（左起）：蒋纬国、蒋经国、马衡、曾昭燏、蒋介石。
除了蒋氏父子，另两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文物考古大家：马衡（1881——1955），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
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 。
抗战期间，他亲自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文物的保护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曾昭燏（1909——1964），是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中国杰出的女博物馆家、考古学家，时任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长。
全国解放前夕，她拒绝赴台，反对国民当局运走文物去台湾。
解放后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败退台湾前夕，自1948年12月下旬1949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着人挑选出文物，前后分三批运往台湾共5400余箱。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在军用飞机场发现了已经装箱的这个大方鼎，随即交给了南京博物院。
如此重要的文物，怎么会遗漏了呢？是太大太重无法装运，还是时间太紧而来不及呢？这么大的东西总不于忘记了吧？2012年一位大陆学者去台湾，曾专程拜访当年负责转运文物的高仁俊先生，他的回答竟然是“真的忘记了！”冥冥之中，上苍保佑，镇国重器终于免除颠沛流离之苦，安然无恙地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大方鼎一直由南京博物院保存。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此鼎被通知拨交历博。
在调拨这尊青铜大方鼎之前，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曾昭燏女士与山东文管会主任王献唐先生商量后，决定请山东博物馆修复青铜器的潘承琳到南京，对缺耳大鼎进行修复。
由于工艺极其复杂，因而鼎的修复几经周折，耗时数月。
潘承琳先将鼎腿上的锯痕填满，然后又根据残存的鼎耳仿造了一个“假耳朵”，将丢失的两个耳朵修复“还原”。
1959年，配好了“假耳朵”的大方鼎被调拨到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成了它的“镇馆之宝”。
图为鼎耳，两只立虎张着大口，中间是一颗人头。
大方鼎奉调拨去了北京历博之后，为了平衡关系，由当时的北京琉璃厂精心仿制了三尊，一尊给了南京博物院，一尊给了安阳博物馆，还有一尊就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线上；而真品原物，则一直深藏于历博的地下文物库中。
哈，敢情我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参观历博时，看到的竟然是这一尊呀？！ 为了寻找这尊大方鼎主人之谜的线索，也为了寻找失落的另一只鼎耳，根据当年挖掘当事者指认的出土地点，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1984年9月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了考古发掘，而此地正位于殷墟王陵遗址的东区。
挖掘后发现，下面果然有一座“甲”字形古墓，给该墓编号为“殷墟M260”，但是已遭过6次不同时期的盜墓，除了几把木质锹，几乎空无一件文物，只有赫然22颗骷髅头骨和38具殉人（陪葬的人）和人牲（当作祭品的人）。
殷墟王陵区共发掘12座王陵大墓，后皆被掩覆，只以地面植被标示展出。
惟有这座Ｍ260大墓，建起保护房予以展示，同时仿制了一尊大方鼎置于墓道中。
上图：殷墟王陵区俯瞰中图：殷墟王陵区的东区、西区示意图下图：陵墓覆填后以地表植被标示展出有四条墓道的规格最高，为殷商历代商王之墓。
2005年9月18日，大方鼎回到了阔别59年的故土——安阳“省亲”，目的是为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鼎”力相助。
这次可是真正的“本尊”，货真价实，经过特批的。
次日（9月19日），83岁高龄的吴培文老人被请到了殷墟欢迎仪式现场。
当年为了不让日寇抢走，大方鼎在他家的院子里埋藏了整整７年。
一晃66年过去了，再次与大方鼎见面，吴培文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
“分别时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
老人一直觉得，保护大鼎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
那，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
无上的荣耀啊！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鼎六十六年前！大方鼎啊大方鼎，我为你担惊受怕，我为你死里逃生，我为你背井离乡，我为你飘泊十年，我的生已经融入你的每一寸肌肤，我的此生就是为你而生。
如今泪眼相向，我无怨无悔！（2006年12月16日，吴培文老人驾鹤西去） 五、名之争195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亲临现场，仔细观看大方鼎，根据鼎内的铭文，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意即“祭祀母亲戊”。
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
”他俩可是上世纪初期甲骨文研究热时，赫赫有名的“甲骨四堂”中的二位，对甲骨文的释读应该是最权威了罢！于是，这一名便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厅内，并一直沿用下来。
此后，全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里也如是介绍，我次知道“司母戊鼎”就是小时候从这书中来的。
这便是大方鼎内“司母戊”三字铭文（也有人认为是两个字，这里姑且不论），如何釋读，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词。
“戊”：本是古代越人制作的斧钺一类的武器，在甲骨文中为象形字，有斧身、斧柄、顶钩、脚叉，完全是实物的图象；后被假借为天干中排列第五位的代称而成了专用字。
商人在祭祀先王先妣时，喜从十个天干中选一个作为祭日，同时亦为死者庙号。
对此字，各家似乎都没有异见。
“母”：“母”与“女”都象一个敛手而跪着的人形，不同的是“母”字中间多了两个点（见图上左右）。
此铭文中似乎应是“女”，但仔细一看，这“女”字头上好像还有一点笔画，那是什么字呢？似乎是“妻”。
甲骨文中，“妻”从“女”从“又”，示手抓头发，意指古代婚配习俗之一，抢劫女子，成亲生育，引申为男子的配偶——妻（见图下）。
那么在此铭文中，这究竟是哪一个字呢？历史上活着的帝王为死去的“妻”铸鼎祭祀好像还不曾有过，“妻”说不通，“女”就更说不通，只有“母”尚情理。
于是对此字，也逐步趋于一致的认识。
“司”：甲骨文字形是一根权杖一张口，表示一个人用口发布令，有管理义，如“司仪”“司机”等。
将“司”反写成“后”，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掌权者“司”，而是最高统治者“王”，如“后羿”“后稷”等。
“司”与“后”是一对镜像字，甲骨文中常常互通，也成为此铭文釋读争论的焦点之源。
虽然郭沫若肯定了此鼎名为“司母戊”，但之前之后的争议就一直不断。
有一些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甲骨文中，司、后是同一个字。
商代的字体较自由，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
所谓“后”，可不是“王后”意，商代那时还没有这个名头（直到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才出现“王后”），其意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
因此，他们认为应该釋读为“后母戊”，意即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注意，“后母”可不是“後母”（即继母）哦，那是简化字的问题了！注：殷时无“后”制。
《礼记，曲礼》:“天子有后。
”《疏》:“后，後也，言其後于天子，亦以广胤也。
”《白虎通》：“商以前皆曰妃，周始立后。
正嫡曰王后，秦汉曰皇后，汉祖母称太皇太后，母称皇太后。
” 其实早在1946年7月，大方鼎重新出土后不久，《申报》特派员邵慎之就赶到河南安阳进行了实地采访，在10 月27 日的《申报》报道中，他最早将大鼎内的铭文释读为“后妻戊”、“后戊妻”或者“妻戊”。
但是仅在21 天后，古文字学家张凤就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一文，认为大鼎内的铭文应该释读为“司母戊”。
10 月，大方鼎由安阳运往南京，旋即收藏于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其名即采用“司母戊方鼎”。
后来，在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期间，就一直沿用“司母戊鼎”这一名称。
那么，这位“母戊”究竟为何人呢？据学者研究，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四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武乙。
开初，有的学者认为是武乙之子商王文丁为其母亲“戊”所铸。
但是，考古界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根据器物的形制风格，司母戊鼎更接近二期，而武乙属三期，所以很快就否定了这一说。
大丁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殷商自盘庚迁殷起，传8代12王，见图最下一行），那么剩下的只有武丁和祖甲了。
1976年，殷墟妇好墓里出土了一尊“ 司母辛鼎 ”，重138公斤左右，高80.1厘米，口长64厘米、宽48厘米。
妇好，中国位女将军，商王武丁的元配夫人，战功赫赫，但30多岁就去世了，其庙号为“辛”。
司母辛鼎除了大小、重量远远比不上司母戊鼎外，其形制、风格乃铭文书写，几乎与司母戊鼎一模一样。
这就更加确定司母戊鼎与司母辛鼎同为殷墟二期器物，应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其母亲、商王武丁之妻妇妌（庙号为“戊”）所铸。
祖庚、祖甲为武丁的二子、三子，先后继承了王位；武丁与妇好所生的长子祖己早逝。
商时王位继承制还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2011 年基本完成改扩建工程之后，新成立的国家博物馆在出版图录和专题展览中将原来的“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
2011 年3 月6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 分》在报道国家博物馆布展筹备时采用“后母戊鼎”的新名称，但未作解释，引起不明真相的观众质疑央视错读，连播报人张泉灵自己也大惑不解。
同日，“国家博物馆网站”微博回应说：此鼎初始被定名时，专家釋读其上铭文为“司母戊”，然而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目前专家多认为应当釋读为“后母戊”。
2013年12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陪同到访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参观国家博物馆，国博馆长吕章申为客人介绍“后母戊鼎”。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司母戊鼎正式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移该馆，亮相时鼎前的标牌上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
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司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
网络上，有的说，叫了几十年的司母戊鼎，竟然叫错了！有的说，国博很可能把对的改错了。
显然，司母戊鼎改名，是“后”说一派在国家博物馆内占了上风。
而在安阳，无论是殷墟博物苑，还是中国文字博物馆，司母戊鼎的铭牌依然是“司母戊鼎”。
仍有学者认为，国家博物馆其更名的依据中仍然有很大的推测成分，尚不能视为确证。
“司后之争”依然会继续存在。
我们只有寄望于未来，有更有力的佐证出现。
周谷城为殷墟王陵区巨大的司母戊鼎模型题写“青铜时代鼎” 学术上有争论，完全是正常的，百家争鸣，应该鼓励。
但是，一个学术上争议了数十年的概念，在并无明显错误的前提下，对于面向大众科普的博物馆来说，改名还是应该尽量慎重，何况还是国家级的博物馆呢，那就更应该慎之又慎！ 司母戊鼎，沉睡地下3000余年；来到人间，今年恰好整整80年！它庄严肃穆、无声无息地立在那里，看风云际会、尘世沧桑，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宏大气魄！战火，过来了；颠簸，经历了；一切争论纷扰也都将烟消云散，“镇国重器”必将伴随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019.8.28.于枣香居
其实，司母戊鼎出现在新中国的邮票上，迄今已有三次，除1964年的外，还有：2016年7月13日，中国邮政发行《殷墟》特种邮票（见图上），其中第二枚名为“殷墟·青铜器”，图案就是司母戊鼎；2012年7月8日，我国发行一套《国家博物馆》特种邮票（见图下），其中第二枚名为“馆藏文物——鼎”，图案以“票中票”的形式再现了1964年《殷代铜器》特种邮票中第八枚“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不仅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我国的珍稀国宝。
2002年1月18日，司母戊鼎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64件（组）之一。
司母戊鼎，又称司母戊大方鼎（现改名“后母戊鼎”，原因见后述），是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铸品，是我国青铜文化时期的代表作品，是鼎中之王，是传国重器。
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一、铸造之巨司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公斤，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最重的青铜器。
鼎器厚壁，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足中空）。
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
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两侧饰一列浮雕式鱼纹，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蝉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腹部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铭文。
整个鼎器形制巨大，工艺精巧，纹饰精美，线条清晰，显得十分雄伟庄严。
据专家考古研究，司母戊鼎是运用了组芯的造型方法铸成的。
其步骤是先用土做出泥模，再借助泥模制出陶范，再把制好的陶范为一体后，将铜液注入其中。
从鼎身的铸痕可以看出，用来铸鼎身的陶范有8块，铸鼎底的则是四块，每条鼎足是三块。
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事先铸好后嵌入鼎范，然后再一次浇铸制成鼎身鼎足。
鼎器的金成分为铜、锡、铅，据专家测定，其比例分别为84.77%、11.64%和2.79%。
锡铅总计14.43%，这与青铜容器的硬度铸造要求是相符的。
在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的条件下，要铸造这样巨大的鼎器，其制造难度是惊人的。
那时，青铜的炼制材料来自于陶制的坩埚，它的形状就像是倒放着的头盔，因此被考古工作者称为“将军盔”。
据计算，一个“将军盔”可以熔铜12.7公斤。
如果是铸造较小规模的器物，一两个“将军盔”就够了，但是像司母戊鼎如此巨大的器物，就要将近1000公斤的铜液，需要70多个“将军盔”，还得是同时浇铸。
一个坩埚要三四个工人负责燃炭、观火、运料、运铜液等等工作，而七八十个坩埚的工作就需要二三百人一起作才能完成。
所以，司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手工业生产的水平。
二、出土之艰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
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1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
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晚清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在一味名叫“龙骨”的中药上发现了一些刻符，竟然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从此“一片甲骨惊世界”！甲骨文的出现，使发掘出这些“龙骨”的产地——河南安阳小屯村闻名天下。
1927年，中央研究院考古队便开始在安阳进行考古研究，到1937年6月，进行了10年共15次的考古挖掘活动，发现了3000年前的殷商王朝的故都——殷墟，出土了大批的甲骨和文物。
因“七七事变”爆发，考古被迫中断。
在小屯村西北3里地，便是武官村，两者之间横亘着一条洹河。
在武官村北面，就是后来考古发现的殷墟王陵区；而小屯所在的区域则为殷墟宗庙宫殿区。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了安阳。
1938年春，日本便派遣“北支学术调查团”来安阳“考古”。
同年秋天，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来到殷墟进行疯狂的探挖。
此外，日军还利用汉奸土匪大肆盗挖殷墟文物，原本已经有所收敛的无政府状态的民间采挖重新风行起来。
1939年3月15日晚上，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在武官村西北的吴家祖坟柏树林地内，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一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
按当地规定，探宝虽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
吴希增于是回去和吴培文商量，决定当晚就破土挖宝。
吴培文，1922年出生于武官村中医世家乐善堂，家有数院房子，一百多亩地，生活富足。
时年虽然只有18岁，但已当家主事。
他找来十七八个兄弟，天黑时开始挖掘，一切是秘密进行的。
半夜时分，挖到地下13米处，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口朝东北，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半人多高，大如马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青铜器物，也不知叫什么，村民姑且称之为“大炉”。
因一时无法取出，怕走漏风声，又将土回填埋好，白天派人佯装在附近地里干活，看守着。
第二天夜里，吴培文组织了40多人，他们在洞口上搭起三角架子，架起了辘轳，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鼎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
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
到了第三天夜里，这群庄稼汉在吴培文的指挥下，依照前一夜成功的方法，用上新粗麻绳，不到四更天，大鼎便顺利出坑。
此，沉睡在地下3000多年的千斤重鼎——“司母戊大方鼎”终于重返人间。
自3月16日晚开挖，经过三晚，到大方鼎出土这已是3月19日。
他们用了三匹骡子才把它拉到吴培文家，埋在院子里的粪堆下面。
2005年，据采访吴培文，说大鼎出土时只有一只鼎耳；当时村民们还在周围四处寻找，结果都一无所获。
三、护鼎之险虽然一切都在悄悄进行，但是哪有不透风的墙？消息还是泄漏了出去，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更是远远超出了吴培文的想象。
数天后一个黄昏，武官村来一位秘的访客。
肖寅卿——当时中国的古董商之一，黄昏时分从北京专程赶到了安阳，目的只为一个，想亲眼目睹这个惊世巨宝。
夜里，肖寅卿来到了吴培文家，伴着朦胧的月色，埋藏的大鼎被再次挖开。
见到如此巨大而精美的青铜大方鼎，肖寅卿默不作声。
过了一会儿，他给价20万大洋；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分解成四十块，好装箱运走，“不然，还不到火车站就被日本人抢走了。
”村民们有些犹豫，但在20万大洋的诱惑下，还是买来3打钢锯条，唧咕唧咕地锯起来。
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想到鼎腿非但没有锯开，连锯齿也磨光了，三打钢锯条只剩了五六根，鼎腿却只锯了1厘米。
于是他们又找来了巨大的铁锤，砸鼎的声音犹如撞钟一般，然而令他们异常震惊的是大鼎却安然无恙。
害怕砸声招来日军，蒙上被子，又砸了50多锤之后，重达七八十斤的鼎耳终于掉了下来。
这时，吴培文和村民们既痛惜又耽心起来，如果把鼎砸碎了，肖寅卿又变卦不要了，岂不是鸡飞蛋打？于是村民们通知肖寅卿，大鼎无法粉碎，肖寅卿也只能放弃收购。
砸下来的一只鼎耳被藏到邻居家的空炕下面，而大鼎则移到吴培文家西屋马棚里埋好。
此时，村民们的发财梦似乎已经破灭，吴培文的希望就是一定不能让日本人把东西搜走。
当年埋藏司母戊鼎的吴培文家东屋大鼎挖回没几天，距此3里地的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次要来看鼎。
大伙儿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怎么办？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下来。
当天夜里，黑田荣次坐着小汽车来了。
大伙拨拉开乱草和浮土，自称见多识广的黑田荣次就惊呆了，一边围着大鼎整整转了好几圈，一边“吆唏、吆唏”地直叫唤。
“宝物！宝物啊！中国人，这个！”他跷着大拇指连说带比划。
走时还“善意”提醒，别让宪队知道了。
但是过了些日子，日本宪队真的来了，七八个人在屋里搜了搜，一无所获，走了。
没几天，村里的孩子突然跑来报告，可不得了，日本人来了有二三百个， 架着3挺机枪，枪上还有刺刀，把武官村整个包围了。
这次日本宪队、铁道警备队，皇协军，几乎全部到齐了。
听到这阵势，吴培文只有赶紧逃走。
屋内空无一人，但日军并没有去追捕吴培文，而是直奔西屋马棚。
此刻的大鼎就埋在日军脚底下。
他们一定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然而，就在日军快要发现的时候，突然间，日军又冲进了隔壁的西院马棚，顷刻之间，西院马棚被搜查得狼藉一片，院子被彻底的挖开了，仍然没有找到大鼎，此次的搜捕再次落空。
而此时，大鼎就埋藏在只有几米之遥的隔壁马棚，日本人许是把东院的西屋马棚与西院的东屋马棚弄混淆了，两个马棚仅隔墙相连。
吴培文躲过了日军搜捕，回去了一问，说日军只在西院马棚刨了一个坑，没来西屋马棚刨，他不由得说“万幸万幸，天助我也！”吴培文想，既然日本人得到消息，还没拿到东西，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化了20大洋买了一个小鼎和几个陶罐，藏在南楼下的空炕内，制造了个假现场。
果不其然，没几天，日本人又来了，一搜搜着了，高兴地走了。
也许日本人回去后，真的发现了这只是一个骗局，几天之后，日军又来了，再次包围了武官村。
吴培文家的院子前后通街，他就从后门逃出去。
躲过了几处岗哨，眼看就要逃出村子了，突然他被背后的日本拦住：“你什么的干活？”吴培文急中生智，用砖头搁地上写“家有病人请医生 ”，这日本一看，他懂，说“开路”，就让他走了。
侥幸骗过了日本，吴培文就一直朝武官村外跑去，一口气跑出了好几里地， 精疲力尽，跑到了钢厂那儿的小煤堆处，躲在河湾里的沙子坑中。
2005年83岁的吴培文正司母戊鼎出土地留影然而就在此时，日军还是追了过来。
眼看就要逼近吴培文，而他却别无选择，只能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吴培文说：“我向来长这么大，不迷信，啥啥鬼我都不信，但就那次叫我迷信了。
那是晴天，连一点风都没有。
中午一点半，从西北忽然刮来一股黑风，那风有多大？有十二，把那个电线杆都刮歪了，碗口粗的树都拧起来，这时候就像咱俩脸对脸都看不见你的脸。
那黑风迷眼大风，你说怪不怪？日本吹了号，他这才走了。
”一场从未有过的黑风，救了吴培文的性。
当他再次侥幸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家里墙上的照片被日本拿走了。
看来日本人并不肯罢休，肯定还要通缉他。
家中是不能呆了，于是他叫来弟兄们，将大鼎移到东屋草料房内，埋下后依旧用砖墁好，再填满草料杂物。
一切安排好后，委托叔伯房兄弟照看，18岁的吴培文，只身背井离乡，开始了自己长达10年的逃亡生涯。
他流落了许多地方，跑到徐州、蚌埠、淮南、南京流浪打工，还在淮南煤矿干过，直到1949年解放了才回到家乡。
四、经历之曲1945年日本投降了，大方鼎依然沉睡着。
1946年6月，安阳县参议员兼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又在打听方鼎的下落。
陈氏是本地的一个劣绅，在长期的盗卖文物活动中捞取过不少外快。
陈氏将当年参与挖鼎的一个村民逮捕人狱，被威逼下从实招认了方鼎出土后埋藏的地点。
保藏鼎耳的吴希增，在重重地挨了两个耳光之后，也被迫把鼎耳交了出来。
陈子明和安阳县县长姚法圃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
当时出版的《民生报》载文说：“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某部之协助，该村掘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
”当时的古物保存委员会设在安阳老县城的萧曹庙，一时城内百姓争相参观，盛况。
不久，风声惊动了驻新乡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
闻听是国宝，他不免心动，想以此作为进身的阶梯。
于是以给蒋介石祝60大寿为名，从安阳“借”走大方鼎，10月，将其运往南京。
蒋介石得知后即批示交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5月29日，大方鼎在首都南京展出。
据记载，蒋介石偕宋美龄曾亲临参观，大鼎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图为当时的留影。
围在大鼎一圈的人（左起）：蒋纬国、蒋经国、马衡、曾昭燏、蒋介石。
除了蒋氏父子，另两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文物考古大家：马衡（1881——1955），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
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 。
抗战期间，他亲自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文物的保护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曾昭燏（1909——1964），是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中国杰出的女博物馆家、考古学家，时任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长。
全国解放前夕，她拒绝赴台，反对国民当局运走文物去台湾。
解放后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败退台湾前夕，自1948年12月下旬1949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着人挑选出文物，前后分三批运往台湾共5400余箱。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在军用飞机场发现了已经装箱的这个大方鼎，随即交给了南京博物院。
如此重要的文物，怎么会遗漏了呢？是太大太重无法装运，还是时间太紧而来不及呢？这么大的东西总不于忘记了吧？2012年一位大陆学者去台湾，曾专程拜访当年负责转运文物的高仁俊先生，他的回答竟然是“真的忘记了！”冥冥之中，上苍保佑，镇国重器终于免除颠沛流离之苦，安然无恙地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大方鼎一直由南京博物院保存。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此鼎被通知拨交历博。
在调拨这尊青铜大方鼎之前，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曾昭燏女士与山东文管会主任王献唐先生商量后，决定请山东博物馆修复青铜器的潘承琳到南京，对缺耳大鼎进行修复。
由于工艺极其复杂，因而鼎的修复几经周折，耗时数月。
潘承琳先将鼎腿上的锯痕填满，然后又根据残存的鼎耳仿造了一个“假耳朵”，将丢失的两个耳朵修复“还原”。
1959年，配好了“假耳朵”的大方鼎被调拨到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成了它的“镇馆之宝”。
图为鼎耳，两只立虎张着大口，中间是一颗人头。
大方鼎奉调拨去了北京历博之后，为了平衡关系，由当时的北京琉璃厂精心仿制了三尊，一尊给了南京博物院，一尊给了安阳博物馆，还有一尊就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线上；而真品原物，则一直深藏于历博的地下文物库中。
哈，敢情我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参观历博时，看到的竟然是这一尊呀？！ 为了寻找这尊大方鼎主人之谜的线索，也为了寻找失落的另一只鼎耳，根据当年挖掘当事者指认的出土地点，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1984年9月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了考古发掘，而此地正位于殷墟王陵遗址的东区。
挖掘后发现，下面果然有一座“甲”字形古墓，给该墓编号为“殷墟M260”，但是已遭过6次不同时期的盜墓，除了几把木质锹，几乎空无一件文物，只有赫然22颗骷髅头骨和38具殉人（陪葬的人）和人牲（当作祭品的人）。
殷墟王陵区共发掘12座王陵大墓，后皆被掩覆，只以地面植被标示展出。
惟有这座Ｍ260大墓，建起保护房予以展示，同时仿制了一尊大方鼎置于墓道中。
上图：殷墟王陵区俯瞰中图：殷墟王陵区的东区、西区示意图下图：陵墓覆填后以地表植被标示展出有四条墓道的规格最高，为殷商历代商王之墓。
2005年9月18日，大方鼎回到了阔别59年的故土——安阳“省亲”，目的是为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鼎”力相助。
这次可是真正的“本尊”，货真价实，经过特批的。
次日（9月19日），83岁高龄的吴培文老人被请到了殷墟欢迎仪式现场。
当年为了不让日寇抢走，大方鼎在他家的院子里埋藏了整整７年。
一晃66年过去了，再次与大方鼎见面，吴培文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
“分别时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
老人一直觉得，保护大鼎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
那，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
无上的荣耀啊！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鼎六十六年前！大方鼎啊大方鼎，我为你担惊受怕，我为你死里逃生，我为你背井离乡，我为你飘泊十年，我的生已经融入你的每一寸肌肤，我的此生就是为你而生。
如今泪眼相向，我无怨无悔！（2006年12月16日，吴培文老人驾鹤西去） 五、名之争195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亲临现场，仔细观看大方鼎，根据鼎内的铭文，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意即“祭祀母亲戊”。
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
”他俩可是上世纪初期甲骨文研究热时，赫赫有名的“甲骨四堂”中的二位，对甲骨文的释读应该是最权威了罢！于是，这一名便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厅内，并一直沿用下来。
此后，全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里也如是介绍，我次知道“司母戊鼎”就是小时候从这书中来的。
这便是大方鼎内“司母戊”三字铭文（也有人认为是两个字，这里姑且不论），如何釋读，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词。
“戊”：本是古代越人制作的斧钺一类的武器，在甲骨文中为象形字，有斧身、斧柄、顶钩、脚叉，完全是实物的图象；后被假借为天干中排列第五位的代称而成了专用字。
商人在祭祀先王先妣时，喜从十个天干中选一个作为祭日，同时亦为死者庙号。
对此字，各家似乎都没有异见。
“母”：“母”与“女”都象一个敛手而跪着的人形，不同的是“母”字中间多了两个点（见图上左右）。
此铭文中似乎应是“女”，但仔细一看，这“女”字头上好像还有一点笔画，那是什么字呢？似乎是“妻”。
甲骨文中，“妻”从“女”从“又”，示手抓头发，意指古代婚配习俗之一，抢劫女子，成亲生育，引申为男子的配偶——妻（见图下）。
那么在此铭文中，这究竟是哪一个字呢？历史上活着的帝王为死去的“妻”铸鼎祭祀好像还不曾有过，“妻”说不通，“女”就更说不通，只有“母”尚情理。
于是对此字，也逐步趋于一致的认识。
“司”：甲骨文字形是一根权杖一张口，表示一个人用口发布令，有管理义，如“司仪”“司机”等。
将“司”反写成“后”，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掌权者“司”，而是最高统治者“王”，如“后羿”“后稷”等。
“司”与“后”是一对镜像字，甲骨文中常常互通，也成为此铭文釋读争论的焦点之源。
虽然郭沫若肯定了此鼎名为“司母戊”，但之前之后的争议就一直不断。
有一些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甲骨文中，司、后是同一个字。
商代的字体较自由，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
所谓“后”，可不是“王后”意，商代那时还没有这个名头（直到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才出现“王后”），其意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
因此，他们认为应该釋读为“后母戊”，意即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注意，“后母”可不是“後母”（即继母）哦，那是简化字的问题了！注：殷时无“后”制。
《礼记，曲礼》:“天子有后。
”《疏》:“后，後也，言其後于天子，亦以广胤也。
”《白虎通》：“商以前皆曰妃，周始立后。
正嫡曰王后，秦汉曰皇后，汉祖母称太皇太后，母称皇太后。
” 其实早在1946年7月，大方鼎重新出土后不久，《申报》特派员邵慎之就赶到河南安阳进行了实地采访，在10 月27 日的《申报》报道中，他最早将大鼎内的铭文释读为“后妻戊”、“后戊妻”或者“妻戊”。
但是仅在21 天后，古文字学家张凤就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一文，认为大鼎内的铭文应该释读为“司母戊”。
10 月，大方鼎由安阳运往南京，旋即收藏于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其名即采用“司母戊方鼎”。
后来，在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期间，就一直沿用“司母戊鼎”这一名称。
那么，这位“母戊”究竟为何人呢？据学者研究，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四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武乙。
开初，有的学者认为是武乙之子商王文丁为其母亲“戊”所铸。
但是，考古界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根据器物的形制风格，司母戊鼎更接近二期，而武乙属三期，所以很快就否定了这一说。
大丁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殷商自盘庚迁殷起，传8代12王，见图最下一行），那么剩下的只有武丁和祖甲了。
1976年，殷墟妇好墓里出土了一尊“ 司母辛鼎 ”，重138公斤左右，高80.1厘米，口长64厘米、宽48厘米。
妇好，中国位女将军，商王武丁的元配夫人，战功赫赫，但30多岁就去世了，其庙号为“辛”。
司母辛鼎除了大小、重量远远比不上司母戊鼎外，其形制、风格乃铭文书写，几乎与司母戊鼎一模一样。
这就更加确定司母戊鼎与司母辛鼎同为殷墟二期器物，应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其母亲、商王武丁之妻妇妌（庙号为“戊”）所铸。
祖庚、祖甲为武丁的二子、三子，先后继承了王位；武丁与妇好所生的长子祖己早逝。
商时王位继承制还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2011 年基本完成改扩建工程之后，新成立的国家博物馆在出版图录和专题展览中将原来的“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
2011 年3 月6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 分》在报道国家博物馆布展筹备时采用“后母戊鼎”的新名称，但未作解释，引起不明真相的观众质疑央视错读，连播报人张泉灵自己也大惑不解。
同日，“国家博物馆网站”微博回应说：此鼎初始被定名时，专家釋读其上铭文为“司母戊”，然而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目前专家多认为应当釋读为“后母戊”。
2013年12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陪同到访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参观国家博物馆，国博馆长吕章申为客人介绍“后母戊鼎”。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司母戊鼎正式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移该馆，亮相时鼎前的标牌上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
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司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
网络上，有的说，叫了几十年的司母戊鼎，竟然叫错了！有的说，国博很可能把对的改错了。
显然，司母戊鼎改名，是“后”说一派在国家博物馆内占了上风。
而在安阳，无论是殷墟博物苑，还是中国文字博物馆，司母戊鼎的铭牌依然是“司母戊鼎”。
仍有学者认为，国家博物馆其更名的依据中仍然有很大的推测成分，尚不能视为确证。
“司后之争”依然会继续存在。
我们只有寄望于未来，有更有力的佐证出现。
周谷城为殷墟王陵区巨大的司母戊鼎模型题写“青铜时代鼎” 学术上有争论，完全是正常的，百家争鸣，应该鼓励。
但是，一个学术上争议了数十年的概念，在并无明显错误的前提下，对于面向大众科普的博物馆来说，改名还是应该尽量慎重，何况还是国家级的博物馆呢，那就更应该慎之又慎！ 司母戊鼎，沉睡地下3000余年；来到人间，今年恰好整整80年！它庄严肃穆、无声无息地立在那里，看风云际会、尘世沧桑，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宏大气魄！战火，过来了；颠簸，经历了；一切争论纷扰也都将烟消云散，“镇国重器”必将伴随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019.8.28.于枣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