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Peter Thiel，这个“明确的乐观主义者”_详细解读_资讯_热点事件

本文作者Roger Parloff，原标题 Peter Thiel disagrees with you，编译自fortun网站站点" rel="nofollow" />

照片：1975年，Peter Thiel八岁，摄于南非

高中的时候，Thiel非常崇拜里根总统的乐观主义，这给了他“久在寻找的答案，而且是正确的答案。”

1985年，当他作为大一进入斯坦福的时候，这座学校正在修建里根图书馆。它也改变了传统的大书（Great Books）课程，以适应当时方兴未艾的多元文化。1987年，作为“政治正确”的反叛者，Thiel与别人共同创立了Stanford Review——一本保守派和自由派观点兼具的杂志——并担任其首位总编辑。

在大学里，Thiel被法国人类学哲学家Rene Girard的教学深深吸引。Girard曾就他所谓的“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做了大量论述——我们的潜意识倾向于与邻居的愿景保持一致。在Girard的字典里，模仿催生了竞争，而竞争又酝酿了模仿。

作为一个天生的离经叛道者，后来又做过对冲基金经理、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所有这些职位都需要杜绝从众心态，回避市场泡沫，并抓住被忽视的机遇。在Thiel看来，Girard对于人类潜意识要模仿他人的分析非常有说服力。

现在，Thiel又找出了自己在大学深受Girard吸引的更加个人的原因：他自己对周围人的潜意识模仿。因为对他人的模仿，Thiel被动地登上了一条传送带，将他从大学带往斯坦福法学院，又从那里出发，成为了纽约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 & Cromwell）一名年轻的事务律师，这是这一行的顶峰位置。“这是我人生中最不快乐的时期，”Thiel回想他在苏利文的时光，“这段时期持续了七个月零三天。”离开律师事务所后，Thiel在瑞士信贷集团的子公司，CS金融产品部成为了一名衍生品交易员。

1994年圣诞节期间，Thiel在拜访西海岸的家人时，与自己的大学朋友Reid Hoffman见了一面。尽管在斯坦福时Hoffman将Thiel认定为“极端右翼分子”，而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两人还是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经常在哲学、道德和政治上进行讨论。

Hoffman曾立志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当哲学教授著书立言，然而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我意识到，公知对媒体产生影响，你创办一家软件公司，也可以产生这影响，它还有商业模式的力量，能让一个人有经济方面的好处，即挣钱。”

Thiel回忆这次会面，“我们把能够创立的不同科技公司盘算了个遍，我们隐隐感觉到，这里正在发生重要的事情，我们也该做点什么，”这里说的就是，硅谷。

1996年是Thiel的转折点，他离开纽约来到门罗帕克。从亲戚朋友那里筹得100万美金，开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Thiel Capital。

一年后，他遇到了当时21岁的Luke Nosek，他是刚刚离开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的几位工程师之一，追随Marc Andreessen的脚步来到硅谷。Nosek希望推出一个基于Web的日历，向Thiel咨询有关融资的事。令他惊讶的是，Thiel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基金里面为他投资10万美元。他也这样做了。

这家公司最终夭折了。Nosek为失掉Thiel的钱而内疚不已。“我想，‘我的天哪。我的朋友。他主动提出要投资。我竟然辜负了他。’”

Nosek的朋友Max Levchin，另一位UIUC程序员，请Nosek把自己介绍给Thiel，这样他可以推销自己那个主营加密业务的Fieldlink公司。Nosek这会儿还是觉得没脸和Thiel说话，因此Levchin绕过他，在Thiel的一次斯坦福讲座之后逮住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Thiel。Thiel很喜欢他的点子，并提出希望成为他的联创始人。Thiel和Levchin又邀请Nosek加入。

“这就是Thiel了不起的地方，”Nosek说道。“他很看重友谊。这是比永远还要持久的东西。当时我的反应是，‘哦，我曾把事情搞砸了。’但是这并不重要。他当然不喜欢失败，他也很抓狂，但到头来这并不重要。”

Fieldlink几经改向，名字也数次更迭，成为了PayPal。在挑选团队成员时，Thiel和Levchin秉承的原则是他们两人中少有一个对这人非常熟悉。Thiel说服Reid Hoffman成为董事会成员，他也把David Sacks挖来任首席运营官，David曾在Thiel之后担任斯坦福评论的总编辑。

“Thiel从来不是个事无巨细一板一眼的家伙，”Sacks在邮件中写道。“但他就是有窍门，能识别出所有的重大战略问题，并将它们一一摆平。”在2000年三月份，PayPal正在进行一项1亿美元的融资。人们被互联网泡沫的升平假象冲昏了头，非要等市场再利好些才肯收手。“Thiel当机立断，把这轮融资完成了。几天后市场就崩溃了。要是我们当时再等一周，公司就死定了。”

2002年，eBay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PayPal。Thiel获得5500万美元。然后，他开始计划自己的二次创业，包括三个部分：重开自己的对冲基金，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以及成立一个新的市值十亿美元的公司。

2003年，Thiel又遇到了点麻烦事。他告诉一些朋友同事自己是同性恋，消息迅速传开。“在当今社会，这仍然是人们觉得事关重大的几件事之一。”Thiel提起来言辞间颇带恼怒。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他的同性恋身份暴露了Thiel早年某些著作的虚伪。Thiel于斯坦福评论任职期间，他一直对“身份政治”持深切的怀疑态度。1995年，他和Sacks发表了一本名为《Diversity Myth》（多样性话）的书，他们在书里声称，单就在校园环境中，“那些抱怨压迫的人一般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压迫。”在书里的一章，他们为一位法律系的学生辩护，1992年这位学生曾在一位同性恋的宿舍外面叫嚣反同性恋的言论。

2011年当被问及这一事件时，Thiel告诉New Yorker他很后悔这样写。“所有与身份有关的事情在我脑海里要微妙得多，并不是非黑即白。我认为存在作为同性恋的独特体验，存在作为黑人的体验，存在作为女性的体验。它们非常独特。我也觉得人们倾向于将这种独特的体验夸大并划进意识形态的范畴。”

在我们的访谈中，Thiel说在写那本书时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会儿应该知道的，只是当时非常困惑，难以置信。”现在，Thiel已经有了交往多年的男友，不过并没透露更多的细节。

（有意思的是，当年那个诽谤同性恋的前法律系学生，最近也公开了自己的同性关系。他怎样看待那个发生在1992年的事件呢？“我才不往后看呢？那可是22年前啊。”）

Thiel将他在PayPal所挣的其中1000万美元投入对冲基金，改名叫做Clarium资本。“我们在Clarium发展出来的宏观思维便是石油峰值理论，基本内容是全球的石油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对此我们并没有简单的替代方案。”这也就是他的技术停滞理论的雏形，道乍现的灵光。

在风险投资方面，他开始与Hoffman一起进行天使投资。他们两个投资社交网络创业公司，从2003年投资Hoffman自己的LinkedIn开始，到2004年投资Facebook时达到顶点。

同样在2004年，Thiel创立了一家新公司——它的商业模式看上去太不靠谱了，最初没有吸引到任何硅谷投资。起初，它的支持者除了Thiel，还有一家叫做In-Q-Tel的非盈利机构，这是美国CIA的风险投资部门。

“基本上，我认为一些PayPal用来对抗欺诈的办法，都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打击恐怖主义。”在911之后，“你会陷入类似副总统切尼与A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峙的思想论辩：即我们是牺牲隐私来保证安全，还是牺牲安全以保证隐私？而我担心的是，每当恐怖袭击发生时，ACLU一定是输掉的那一方。”

Thiel认为，这场辩论没有顾及到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在不牺牲那么多隐私的情况下保证安全。”

因此，Thiel创立了Palantir，为政府情报机构提供数据挖掘服务，他强调，这些服务会做到限度的非侵入和可追溯。十年后，这个市场已被证明比许多人预测的大得多，去年其营收超过60%来自于私营部门客户。Palantir一轮融资后，其估值达到90亿美金。

在建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Founders Fund后，2006年，Thiel又创立了Thiel Foundation，开启了他探索式的慈善捐赠。目前它每年捐出1300万美元到1500万美元。

基金会的早期受益者是Aubrey de Grey，他是创立SENS（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抗衰老战略工程）研究基金会的争议的生物遗传学家。De Grey正在努力开发一种能够延缓衰老（或许是无限期延缓）的再生疗法。在电子邮件中，De Grey称他依然相信，未来能够活到1000岁的人或许已经降生了。

Thiel对抗衰老研究的支持，也许是他作为一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definite optimist）最极端的体现。Thiel在《Zero to One》中这样定义这些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如果他做出规划，并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未来就会比现在更好。”Thiel将这种人与“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indefinite optimist）区分开，后者认为“未来会变好，但……他不知道会以怎样的方式变好，因此他不做任何具体计划。”Thiel痛恨后者的世界观，在他眼里，这种观点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

Thiel第二个“臭名昭著”的慈善项目是海洋家园协会（Seasteading Institute），2008年他与别人共同创立该学院，旨在现有政府之外建立一座浮空城（floating city）。然而，在我们的谈话中，Thiel提到这个项目用的是过去时，他指出，“这件事做起来非常难，无论是从技术上讲还是文化上。”

而Thiel最“臭名昭著”的慈善项目估计就是他的“20 Under 20”了，即为18到20岁之间的资优学生提供10万美金，让他们自己创业。这个项目让那些“明确的乐观主义者”有了资源掌控力，但这同时也凸显了Thiel的观点，即我们正处于一个“教育泡沫”中，大学本科教育欺骗学生们，使其高估学位的价值，从而深陷不必要的教育贷款。

坊间对他此举也有抵触情绪，前哈佛大学校长Larry Summers将这一项目称之为“这十年中最不当的慈善事业”，同时，Slate集团董事长Jacob Weierg在新闻周刊写道，“受Thiel赞助的学生们将会效法他们的资助者，在成年伊始即放弃自己的智力发展，一心一意地专注于发家致富，并且越年轻越好，以此消除了为自己的长远打算而去求知的必要。”

对所有的反对者来说，这是个狭隘的项目。“而这就是典型的Thiel啊，”Andreessen说道，“你把学院派的人们都吓破胆了，仿佛是敲响了组织性教育的丧钟。现在还只是一年20个孩子，等一年2万个孩子的时候再来叫我吧。”

由于Thiel作为一名公知的信誉部分建立在其经济成就上，2008年经济危机也威胁到了他所创造的一切。不过他还是挺过来了。他的对冲基金没有受到重挫。在Clarium，直到2008年中期，Thiel的石油峰值理论一直都很适用。油价从大约每桶40美元一路飙升，2002年达到近140美元。在这一时期，基金市值从1000万美元膨胀到60亿美金，股票估值直线上升，新投资者纷纷涌到他的大门口。

但到了2009年2月份，油价又回落到了40美元。尽管Thiel已经预见到了泡沫，他还是低估了它。“我们并不完全相信我们自己的理论对坏事的预测；还是怀有侥幸之心。” 更糟的是，他反应过度，错过了反弹，这导致2009年和2010年Clarium的股票运作严重弱于一般市场。大多数机构投资者出逃。今天的Clarium，管理的只是Thiel、朋友和家人，以及少数特定投资者的2亿美金。

另一方面，他的Founders Fund，已经成长得相当好。其管理的基金从2005年的5000万美元增长到了如今的20亿美元。据一位2007年以来一直参与历次Founders Fund 募资的有限伙人讲，在所有的风险投资基金里，Founders Fund的表现如果不是最好的，也少是前四分之一了，年回报在35%到45%之间。

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Thiel的事业备受冲击，但这也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他的“高科技放缓理论”。不过，曾与Thiel在牛津辩论过这个问题的哈佛经济学家Kenneth Rogoff写道，“现在，我的大多数大学的科学家同事们，对自己的项目充满了可怕的信心，他们的项目分布在纳米技术、经科学和能源等前沿领域。他们认为自己正在以的速度改变世界，就像发生在科技领域的那么快。”

乍一看，Thiel这本《Zero to One》是在劝诫企业家们踏上变革性的创新之路，这与他“科技停滞论”的悲观情绪似乎是相违背的。然而，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激励性背景，因此，他们才策马前行。

当谈及未来时，人们一致认为全球化会顺其自然，发展中国家会慢慢变成发达国家。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马尔萨斯（Malthusian）现实的黑暗面，即目前还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解决随之而来的问题。

“如果中国每人都有一辆燃油车的话，油价那会儿就是每加仑10美元，并伴随着巨大的污染。”

但这仅仅是开始，因为即使没有经济增长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动荡。不稳定会导致全球冲突，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他在2007年一篇文章里提到的“secular apocalypse”（世俗启示）——人类种族的灭绝，无论是通过热核战争、生物传染、失控的气候变化，还是那圣经中的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

“这也是为什么”，Thiel以他一贯的轻描淡写和沉着口吻说道，“我认为此间的重大利益不仅仅在于‘我们又有一些新玩意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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