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校南乐一中
8个月前 (04-22)
忆母校南乐一中华盖殿大学士 谨以此篇,纪念无悔的青春。
一 2005年夏天,我怀着几分忐忑,又有几分期待的复杂心情,进入南乐一中这所全县最高学府,开始了高中阶段的学习。
高一七班,是一个不大的集体。
全班六十多人,科教书苑的教室都没坐满。
科教书苑是一中最漂亮的教学楼,宽大明亮,欧式飘窗,白墙穹顶,让人心旷怡。
教室宽敞明亮,学生也是活泼又青涩。
我的个同桌叫董鸿飞,是范县人,有点胖,成绩不算好却很好学,经常追着老师问问题。
那种对问题的执着,很值得我学习。
后来月考按成绩选座位,只是当了个月的同桌,后来便再也没有坐在一块儿。
还有一个女同桌,已经忘了名字,是一个留着大辫子的姑娘,一袭红色的秋装。
成绩也不是很好,话也不多,但看得出来性格很好。
正式开学天晚自习,我们见到了班主任何建安老师。
何建安老师次见面就给我们一种很严厉的感觉,看上去不苟言笑。
训话的时候说了很多规矩,直让人心里产生敬畏。
然而后来的进一步了解,让人感觉这是一个很为学生着想,却又心思很重,不善表达的人。
军训后重新分宿舍,每个班的床位不足,除了我插到别的班宿舍,我们班还有人没有铺位,只能在已有的宿舍里打地铺。
何建安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学校反映好几次,后来还在校报上写文章,谈到他看到自己学生只能打地铺后内心的辛酸。
也许是年轻气盛吧,次月考我们班总成绩倒数,何老师便辞去班主任职务,专心教数学了。
高一很多老师都是新招的,刚毕业的大学生。
除了何老师,语文老师李莉,英语老师陈伟,物理老师武林查,化学老师柴军良,历史老师姚焕平,地理老师田艳玲,都是如此。
他们最小的才二十一岁,的也才二十八岁。
年轻老师也许欠缺经验,但是他们的不大的年龄却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学生也更愿意和他们互动。
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还没从那种散养式教育中走出来。
教学中更多的是让学生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填鸭式灌输教育,这一点英语老师陈伟最甚。
不可否认,这位老师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他的课堂非常活泼,简直像大学一样,课堂容量也非常大。
让他始终想不明白的是,别的老师不会的问题都向他请教,他的学生却考不过别人的学生。
终于在两次月考成绩都倒数之后,愤而离开南院,去了生源极差的东院教学。
陈老师的错误就在于他讲课发散太多,而对于当前需要掌握的知识则寄希望于学生课下多查词典。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永远是枯燥的,尤其是在很多科目的压力下,如果你这门课有多余的时间他们就会去学其他科目,而不是挤时间去完成你没有硬性要求的课下努力。
何建安老师就比较聪明地意识到了问题,并做出了应对措施。
他让我们准备了两个作业本,一个做新题,一个做老题。
做新题考察新知识,做老题巩固旧知识。
由于作业本是必须要交的,所以学生才会努力去完成。
此招一出,立竿见影,何老师所带两个班很快就取得了全年级数一数二的成绩。
记得何老师教我们解题常用的几种数学思想,数形结思想,函数与方程思想等等,非常实用,影响了我整个高中数学的解题思路。
次月考成绩出来后,自己可以说相当沮丧了。
中考成绩的光环黯然消逝,成绩沦为中上。
数学物理不及格,仅有的闪光点是历史。
670分,全班第十二名,自己似乎回到了初三复读之前的惨淡。
进班时自己学号是1号,意味着进班名,成绩的落差让我羞愧难当。
然而这还不是最差,第二次月考更是只有650分,下滑到了第十六名。
好在第三次月考开始反弹,685分,恢复到第十二名,到期末考试时,进入全班前四,并突破了七百分,达到了714。
高一寒假里,学校给家里寄了期末考试的成绩单,看到总分和排名,自己还是有些惊讶的。
这半个学期成绩的起伏,就在于自己不断地找问题,并想方设法做出改变。
刚开始进入高中,我还没有进入状态,没有适应高中的学习节奏。
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是迷茫的,倍受困扰的。
自己学习也很努力,然而就是找不到改变的方式方法。
也没有一个老师对我有过关心和指导,在这种苦闷的挣扎中,我想到找一位老师请教。
因为数学成绩出奇地差,所以我首先想到了何老师。
那段时间何老师对我提出过不少批评,我觉得是时候请老师给我一些指导了。
见到何老师后,老师一改课堂上的严厉,一方面指出了我学习中的问题,诸如课堂听讲,作业的完成,另一方面让我放下心理包袱,释放压力,坦然接受现在的自己,没有人会因为你的过去嘲笑你的现在,大家都盼着你后退,然后别人才会超过你。
这次见过老师之后,我心理上不再有任何负担,下定了从头再来的决心。
之后的学习中,自己非常努力,学习时间上也是见缝插针。
那时候,王胜雷同学经常在路灯下看书,于是我也做伴到路灯下看书,每天下了晚自习看到十一点多才回宿舍。
同学有教室钥匙,所以中午我也留在教室学习。
直到后来遇到学校老师检查,统一按处理,扣班级量化分,挤时间学习才不得不转入地下。
真正让我感觉内心由郁闷转向阳光的,是一个明媚的下午。
那一次历史老师姚焕平提问问题,没有人能答上来,只有我答了出来。
姚老师说,她在别的班提问,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她便让他们站了一节课,你们班有人能答出来,都可以坐下了。
然后有同学就开玩笑说大家都该谢谢我。
那一次让我感觉,可以说一扫几个月的沮丧和颓废,内心次如阳光普照般温暖。
然后语文课上,李莉老师收了大家都周记,发现因为好长时间不收,同学们都不再写了,只有我还坚持每周一篇,大家都为我鼓掌。
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开始受到周围人的肯定,我越来越适应并享受我的高中生活了。
进入下学期,我的每门课成绩都有所提高,八门课总成绩维持在735~750分,并稳定在全班第二名。
无法超越的,就只有吴云鹏一个。
吴云鹏进班是3号,学习上天赋最高。
他的聪明是与生俱来的,非似我等全因勤奋而来。
他是一个胖胖的,有些幽默,又有些火爆脾气的人。
后来他高考次也没考好,去市一高复读了,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
还有一次月考比较意外,那次出题特别简单,都是曾经做过的题。
男生全部滑出前三名,甚吴云鹏都只能排在我后面位居第五,考的是齐潇丽。
齐潇丽是一个有着一股学霸魅力的女孩,不算特别漂亮却很端庄,让人感觉似乎家教很好。
在学习上,大多数女孩虽然不如男孩聪明,但是却比男生更努力。
所以一旦题足够简单时,男生的聪明不再是优势,女生就能乘势居上。
齐潇丽同学后来了解不多,只记得高四东院复读时,她就在我们隔壁班,后来考入河南中医学院。
高一下学期末文理分科时,我是十分纠结的。
文科有我酷爱的历史和地理,而理科有我严重瘸腿的物理。
无论从爱好上还是从成绩上,选文科都是适的选择。
然而我却有太多的现实考虑。
相对于理科,学文科的话,将来大学和专业选择面都会变得十分狭窄。
文科学校的分数线也是相当地高,我并不能保证仅凭着爱好就认定自己学文科的上限有多高,但显而易见的是,同样的分数,文科能上的学校却远不如理科。
然而这一切的假设又都建立在我学文科上限不高的的情况下,我也不难想像自己学文科所带来的快乐对自己成绩的促进有多大。
所以十几年后再看,最终无论选择文理,我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当初的纠结就在于,没有人能够替我做选择,只有自己决定自己的运。
如果对于未来是茫然的不知所措的,自己做选择反而不如别人替我选,然而这时候所有人都退出了干预,我只能为自己的遗憾买单。
高一期末考试结束以后,同学们在班里聚会,彼此说了很多话。
动情处有些同学不禁感动落泪。
一年的相处,大家都成长了很多。
当时大家约定高考后聚一聚,还来高一七班的教室。
散了之后大家在宿舍通宵打牌,那是一个疯狂的夜晚。
下学期我和王胜雷同学相谈甚欢,我们是那种共同话题比较多,而且又都不太群的人。
期末的时候,王胜雷用针弯了个鱼钩,买了火腿当诱饵在学校池塘边钓鱼。
后来董鸿飞和王士辉也加入,他俩更疯狂,钓了鱼拿回宿舍煮了吃了。
记得他们钓了很多小鱼和半大鱼,拿回宿舍放在饭缸里,加水,放上方便面调料。
拿两个扫帚点燃了,在厕所里煮鱼。
煮好以后,小鱼一口一个,大鱼先咬一口,确定能吃了就大吃起来。
当时学期末,宿舍管理也松散了,并没有人发现。
尽管时隔多年,后来每次想到这件事还是忍俊不禁。
高一最重要的朋友,就是张明了。
我们军训时就开始认识,还是他主动找到我。
他看出来我是那种学习好,却不善言谈的人,觉得我们能很得来。
他也是初三复习一年才考上南乐一中,学习中上,虽然人很实诚,但话也不少。
我们后来经常一块儿吃饭聊天,每次回家的那个周六中午也会一起到校外走走,谈天论地。
后来他复读了两年才考上了商丘师范学院,再加上年龄比较大,这种时运不济的压抑感却让他彻底爆发。
后来他跟我讲,大学时做了四年班长,靠着一种不服输的劲儿,得了一堆的证书和大笔奖学金。
可惜后来考研错过了上海交大,调剂到河南农大,现在去了濮阳职业技术学院行政管理处工作。
他在管理上的才能爆发出来,我倒是从未想到的。
多年以后,高一七班的同学再也没有重聚过,甚QQ群都没有建立。
所有的点滴消息,或来源于网络上的偶然联系,或来源于县城的偶然相遇,或来源于同学间的偶然相传。
除了个别很要好的,大部分同学的信息截止到他们读大学。
当年我们班的那些年轻老师,后来也是天各一方。
数学老师何建安南下珠海,进入珠海北大附属实验学校;语文老师李莉前往上海,执教于浦东新区吉的堡应群幼儿园;化学老师柴军良教我们高二时北上回山西临汾,就职于山西锐易高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历史老师姚焕平,后来进入濮阳市第四中学;英语老师何成安,应该早已退休;政治老师兼班主任曾文奇,物理老师武林查,地理老师田艳玲则继续留在南乐一中。
高一七班部分同学与曾文奇老师影 数学老师何建安 语文老师李莉 化学老师柴军良 物理老师武林查(中) 南院正门 校门背面 法桐路 科教书苑 科教书苑 杨柳依依 办公楼前广场改造前 仓颉亭 南院餐厅(博雅生活文化中心) 谷胡玺六条禁令 二 高一下学期,我先是选了文科。
放暑假以后,心里有些后悔,又联系老师改成了理科。
这一改,便与自己最喜爱的历史和地理无缘了,而与数理化的殊死搏斗,正式开始。
暑假期间,我读了很多书。
哥哥大学毕业后,家里堆放了他成箱的书籍。
放暑假前,我又到书店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围城》和《红楼梦》。
暑假期间,我把自己买的书,和哥哥的《路遥文集》《梁晓声文集》《杨绛作品集》全看完了,另外花了一晚上把同学借的《倚天屠龙记》看完了。
这些书,给了我很多启蒙,其中尤以梁晓声的《年轮》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梁晓声和路遥几乎是同龄人,这两部作品分别叙述了文革结束前后东北市民与陕北农民青年的成长过程。
读《年轮》,感觉自己就是王小嵩,读《平凡的世界》,仿佛自己就是孙少平。
《平凡的世界》教会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如何保持不懈奋斗的信念。
高二开学,我被分到了高二1班。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班,全班七十五人。
班主任宋会鹤老师,虽然年龄不大,但看起来干练又经验丰富。
数学和化学老师没有变,还是何建安与柴军良。
英语老师焦俊丽也是高一上来的新老师,个子不高,是一个性格鲜明,有一些脾气却又镇不住学生,教学能力很不错的老师。
物理老师陈春,是个脾气很好的东北人。
生物老师程伟,则堪称老师中的大明星,课堂极其活跃,深受学生喜爱,教我们时不过才二十二岁。
虽然是生物老师,亦通文史,好几次课堂通过历史事件展开。
我的个同桌是代光武,一个我自始终都认为是非同寻常的人。
他还有一孪生哥哥,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代光武同学是基-督-徒,这点直到上大学才告诉我。
可能因为是基-督-徒的原因,他对于某些唯心主义哲学问题,科学史中某些深奥的问题有近乎偏执的痴迷。
记得英语篇课文因为是讲霍金的,他很快背得滚瓜烂熟。
两年的相处让我不得不承认,他在某些方面是天才,然而这些与高考无关,再加上我行我素的性格,使他在学习成绩上难以攀上高峰。
不过是金子总有发光,高三上学期在宋老师的下,就曾让他一度非常出色,几次考试跃居全班。
记得高二开学时,校长谷胡玺在电视里讲话说,高二的学习很重要,也是学生堕落与勤奋的一个分水岭。
高二既不像高一有初入高中的新鲜感,又不像高三有明确的目标有高考的压力,有些人会丧失动力,会走向堕落。
我虽然不于堕落,但在学习上的确不像高一那样得心应手了。
高二的学习,让我感觉非常艰难,数理化都比高一更为艰深。
平时学习再努力,全班也就能排十几名,稍微一放松就掉到二十几名。
整个高二,我都没有进过前十。
每次月考后,班主任都要夸几句这个进步了,那个考的不错,这却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次期中考试,班级前十五名发奖品,我正好班级并列第十五,宋老师让上去领奖品,我直接拒绝了,让她发给进步大的同学。
那时这个成绩自己感觉真的是脸上无光。
理科班确实人才济济,想在这里面拔尖确实很不容易。
高一好几位学习成绩不突出的同学,在文科班轻松考进年级前几名。
但我并不羡慕他们,从没有退出理科班去文科班的想法。
如果仅仅是因为知识复杂难学,通过勤奋努力还是可以不断提高的。
然而自己缺乏困境中的变通应变能力,就是再努力都没用。
还记得有一次月考,化学考了练习册上的原题,我竟然没做对。
老师罚这道题做错的人把题做七遍,我竟然又做错了,相当于一道题错了八遍。
当时柴军良老师在课堂上嘲笑这个事情,让我成了全班人的笑柄,那时自己真的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上学期期末,宋老师发奖状,给每个人一句评价。
我记得当时我上去时,老师说我比较踏实。
确实,我给人的印象也就是比较踏实而已,成绩却没有任何进步,没有任何闪光点。
如果说上学期成绩的平庸让我近乎麻木了,下学期成绩的跌落却经常对我的精与身体带来双重打击。
下学期次月考,我考了全班二十八名,这几乎是我高中的排名。
那时候班主任老师都没批评我,让我觉得自己似乎被所有人抛弃。
选座位时,我一气之下坐到了一排。
后来班主任查寝室,看到我对我进行了一番批评,让我不要跟自己赌气。
那时我发誓要像勾践一样卧薪尝胆,每天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
体力透支和精压力让我不堪重负,那段时间经常发高烧,我也成了校医院的常客。
好在第二次月考成绩终于提上去了,603分第十一名,实现了总分和排名的新突破。
那次要不是数学考太差,进前五名都不是奢望,除了数学各科排名都很靠前。
但坐一排我从不后悔,虽然一排几乎都是学习差的,还是有特别努力的人。
坐我前排的刘晓阳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刘晓阳虽然不够聪明,但是学习很努力,经常问我问题。
每次我都非常耐心地给她讲解,这个过程中也加深了自己的理解。
我还遇到了我一生的朋友,我的同桌任继栓。
任继栓是体育委员,也是班上的风云人物。
之前我对他印象不太好,总觉得坐后面的都是调皮捣蛋的人。
然而做了同桌,真正了解了之后,却觉得这个人真是太好了。
待人热情诚恳,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很好。
记得那时候张慕涵同学送给过他一张生日贺卡,戏称很多女生喜欢他,是班里女生的偶像。
高二一次月考,我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高二快结束了,高三又可能重新分班,所以这是我一次在这个班证明自己的机会,我也特别看重。
月考天,我感觉自己三科发挥得都很不错。
然而这一切都被第二天早读,班主任宋老师的一句话给断送了。
那天早读,宋老师来到教室,站讲台上打断我们早读,对我们昨天的语文选择题成绩表达了不满,其中提到了学号为9号的只考了9分,还问9号是谁。
当时我很无奈地站了起来。
这个结果让我非常沮丧,39分的选择题只有9分,那么这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就是完全泡汤了。
班主任把我叫到教室外面,说她要知道是我的话就不说了。
她自然不知道这次考试对我的重要性,还安慰我这不是高考就是普普通通一次考试。
然而我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中,后来的几科考试我就心灰意冷泄了气,自然也是发挥得很不好。
考完试回到家,我爸却接到宋老师电话。
老师电话里为她的失误向我道歉。
原来语文考差的并不是我,而是我前面的8号,我不仅没有考差,反而考得很好,39分的选择题其实考了33分。
但这对我已经没什么意义,考试已经结束,后来没了心劲儿的几科也没考好,我已经不可能有什么突破了。
后来成绩出来,576分全班第十三名,比上次还退步了。
宋老师安慰我,这两次都比以前强,高三再努努力就摘到果子了。
高二在遗憾中结束了。
我进班是9号,到也没能取得比学号更高的名次。
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非常充实,没有后悔选理科。
后来学校通知高三不再分班,我们这个集体又能在一起奋斗了。
高二很多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
幽默爱接老师话茬的张亚超,像相声演员一样,总能给沉闷的课堂带来快活的空气。
谦逊儒雅的王亚彪,则是努力与勤奋的代表。
美女学霸魏璐,端庄大方,全班成绩与颜值的担当。
唯心哲学家代光武,常发惊人之语,常有爽朗大笑。
大众情人任继栓,爱打篮球上课爱睡觉。
默默无闻的刘晓阳,资质平庸却异常努力…… 高二教学楼 报刊栏 高二教室 小桥流水 南院操场 南院操场 三 高二升高三的暑假只有一个月。
尽管只有一个月,爸爸还是让我报了一个辅导班。
这个辅导班是高一物理老师武林查和几个老师办的,辅导外语和数理化,每人收费330。
为了避免每天骑车来回的辛苦,我和高一同学王永强在西关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在县城吃住。
一个月的辅导,无非是把高二学的内容再复习一遍。
在家的时候,有一次我从乡里回家,见到三婶儿。
三婶儿让我去给堂弟堂妹辅导英语,于是我在三叔家待了半天,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爸妈抱怨说,他们出去找了我半天,去哪儿了也没给他们说一声。
我却很不领情,我都多大的人了,能有什么事儿?虽然暑假在家的时候,爸爸总看我不顺眼,但遇到这种事还是很关心我的安危。
高三开学了。
不仅班级没有调整,连班主任都没换。
班主任,英语老师,生物老师都是原来的。
数学老师程良,学校政教处主任。
物理老师陈超众,二班班主任。
化学老师郭正义,四班班主任。
这些老师都是四十多岁,常年带毕业班。
高三老师的配置,果然高出不少。
高三的学习,没有想象中繁重。
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不断地听课,做题。
高三之前一直觉得高三应该是紧张的,忙得不可开交的,就像个战场。
实际上也确实是个战场,只不过紧张与否全看自己。
那时候除了学习,自己特别爱看余秋雨的文章,总觉得那种非常有感染力的文章可以缓解任何压力。
因为学过他写的《道士塔》,经常陶醉于那诗化的语言,所以自己又买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在宿舍床上看。
高三这一年,和任继栓做了几乎一年同桌。
任继栓人还算聪明,就是心思不全在学习。
高三又开始练体育,想走体育生。
他虽然非常热爱打篮球,但练体育却也没练出来。
当时班主任让我们做同桌时,任继栓还怕影响到我,班主任说你影响不了绍强,绍强只会影响你。
然而可惜的是,高三高四两年,我都没能在学习上影响到同桌,让他也能有所进步。
上学期次考试,又是一次功败垂成。
这次考试算是一次摸底考试吧,考的是综题。
自己大部分科目发挥的不错,语文生物单科,化学也很高,英语也还不错,就是物理考太差只有47分,比自己平时成绩都差很多。
总成绩位居全班第四。
有同学说,如果我物理能考得好一点,就能超过进入实验班的同学了。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好机会把握不住,那么就很难再会了。
归根结底,还是能力不够。
第二次月考,我的成绩就急剧下滑,只有区区四百九十多。
这次考试固然有客观原因,但是也给自己敲响了警钟,后来的高考成绩也如这次考试一样糟糕。
上学期的考试,最高的一次589分,497分。
成绩在起起伏伏中还是有些上升的,尤其是化学成绩有了非常大的,90分成为常态,英语也能稳定在120~130。
后来每周四考一次理综,连续几次都在250分以上。
我的作文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有三篇课堂作文都作为范文被老师在课堂上宣读,还记得那三篇题目是《人生无草稿》《一蓑烟雨任平生》《独立寒秋》。
上学期宋会鹤老师了,对班级的管理也有些松懈,我们班成绩在高三也是经常排倒数。
不过宋老师还是一个非常尽心的老师,每次谁倒退谁进步都特别关心。
过完年以后,宋老师就请产假回家了。
班主任换成了程伟,而语文老师由李亚丽老师担任。
程伟老师人气很高,教生物嘻嘻哈哈爱开玩笑,但是当了班主任后脾气变得有些大。
还记得下学期学校让我们交学费之后又补课费,同学们义愤填膺。
那时都觉得学校太过分,在高三下学期已经不需要课本费的情况下,仍让我们交了一千多学费。
补课费以前从未收过,这次学校却说不再给老师发补课费,收费权限下放给老师,由班主任统一收缴以后补贴给老师。
当时有同学主动站出来说宁可捐给地震灾区也不交给学校。
然后去串联各班班长,发起全年级抗交。
后来事情闹大了,年级主任都去我们班打探情况。
也确实有很多同学响应了号召,从家里回来后没有带补课费。
程伟老师挨个收我们补课费的时候非常生气,让他们下次回家必须带来,也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那位搞抗交的同学。
从那以后每次提到收钱的事,程伟都会不高兴。
临毕业时照集体照,有同学问收多少钱,程伟老师再次大发雷霆,“交钱你就不照了吗?照相的钱抵得了同学们的情谊吗?” 作为班主任,程伟老师对我们也是非常负责的。
记得我们那一年高三,郭校长上任不久,取消了百日誓师大会。
高考剩百日那天晚自习,程伟老师提了一瓶自己珍藏多年的白酒到教室里,敬天敬地敬父母,一樽还酹天地,自酌自饮三杯。
第二天才发现记错了日期,提前了。
高三越往后,压力也是越大。
上学期一次考试我的作文竟然写跑题,让我十分郁闷。
记得班里有同学得了抑郁症,还有的同学辍了学。
那时同宿舍的一位室友抑郁后,我是十分意外的。
平时学习成绩也不差,还特别好学,经常向学习好的问问题,也不知道因为何事想不开。
尤军伟同学也是学习成绩不算差,却在高三上学期辍了学。
记得那时候班主任提到这个事,不无惋惜地说,他们家兄弟三个,不上学又能有什么出息?辍学几个星期后,尤军伟给班主任打电话问还要他吗,然后又回到了学校。
后来因为和别人打赌,他和王一恒,杨晓磊三个人一起剃了光头,在全班轰动一时。
高三阶段,大家都很努力,学习就是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状态。
在这种高压下学习,稍有松懈立马会反映在成绩上。
成绩的波动,其实也是心理状态的波动。
考好一次,心理稍微有些松懈,下一次就又考砸。
考砸一次,找问题并刻苦努力一下,下次成绩又升上去了。
高三一年,经常在这种波峰波谷间摇摆,而高考则正好赶上了波谷。
下学期开始模拟考试,几次考试成绩都不差。
一模考了567,全班第三;二模568,全班第四;三模出题简单,达到了637,全班第三。
一次考试虽然发挥不好,也考了570,全班前十。
几次模拟考试下来,对高考也有了信心,学习中也开始以做题为主。
当时除了学校发的,还有自己买的几套模拟题。
阶段做真题,当时感觉2006~2007两年的真题真的是太简单了,高考考一本志在必得。
然而这种大意,终究是坑了自己。
2008年高考的考题,一改前两年的难度,题目非常之难。
一本线也是直降33分,成为近五年。
如此难度,也确实没想到。
考数学和理综时,自己都懵了,很多题找不到思路。
语文感觉也是很不好,作文是关于汶川地震的,非常难写。
因为地震发生时已经距高考很近,所以老师也说卷子早出好了不会考到,也就没有准备这方面的素材。
当时只有英语还算是正常发挥。
考完数学,我就知道自己必定要复读了。
当时自己估分给自己尽量放宽,却仍然只有520分。
估完分去找班主任,程老师也是一脸不高兴,直说这个分数太不理想,和平时差距太大,当时就劝我复读了。
报志愿时自己也没怎么选,反正也考不上了,一志愿报了武汉理工大学,二本大连工业大学。
后来分数出来了,只有493分。
这个分数甚不及我的小学同学,让一直对我寄予厚望的家人难以接受,我妈还因此说过我几次。
只有奶奶经常安慰我,说不复习怎么能考上呢。
次参加高考的失败,和次参加中考的失败一样,都是偶然中又有必然。
如果考前准备再充分一些,心理素质好一些,也不于能力没发挥出来。
对这个结果的心有不甘,只能通过复读一年来改变了。
那一年虽然班里没出什么名牌大学,仅有一个211还是郑大,但是在全年级来说我们班的成绩倒还不错,好像是7个人过一本线,26个人过二本线,然而这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高二高三一班毕业照 高二高三一班名单(独缺自己名字) 孔子像 办公楼 电话亭 南院宿舍 南院宿舍 校园一角 四 由于高考成绩太差,自己又不甘心读三本,复读班一招生,我就去报名了。
那时候教育部出文件,公办学校不再招复读生,复读生高考成绩也不再列入学校考核范围,所以复读生除了少数优秀的,都安排到了东院学习。
南乐一中东院官方名称是东方中学,表面是民办学校,实际还是受一中控制,师资也都来自一中。
东院位于南院东侧,隔着一条马路。
学校办学条件相对简陋,连个餐厅都没有,买完饭只能趴在花坛边上蹲着吃。
平时还好,遇到刮风下雨真是难受。
公共厕所还是旱厕,厕所后面是一个大坑,厕所的污水排到那里,我们戏称之为“东方湖”,湖水颜色还能随季节不断发生变化。
的亮点是宿舍,六人间还带独立卫浴。
据说南院的教室,北院的厕所与东院的宿舍并称南乐一中三大硬件。
复读班还没正式开课,班主任也是临时的。
还记得天上早读,没有一个人读书,也没人说话。
我当时决心发奋努力,立誓要在高四有所作为,从青年文摘上摘抄了很多励志名言。
我特别喜欢电视剧《恰同学少年》里面的毛泽东早上读《少年中国说》的场景。
每天早上,我都会背一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激励自己一雪前耻。
那时候北京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地举行,大家都在关心奥运会,我也不例外。
奥运会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临时班主任却让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但是这位老师难道不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道理么?无数的教训证明,任何时候不关心时事都是不行的。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语文老师都说不用关心,高考很近了,题目早就出好了,不会考到。
然而那一年高考作文正是关于汶川地震的。
由于事先没有搜集素材,多看新闻,这篇文章真是不易写。
经过松散的近两个月的学习,复读班放了几天假,九月份才算正式开学。
开学以后,重新分配了班级和教师。
我被分到了补习八班,一个九十九人的大班,教室里坐的满满当当。
班主任是何志老师,和程伟一样,是一个教生物的信阳人。
何老师带班没有任何虚头巴脑的话,课余简单高效,偶尔喜欢扯扯历史和世界局势。
我们这个班级任课老师配置不低,还是有很多名师的。
语文老师任维东堪称专家型,年年是《高考满分作文》的主编。
英语老师杨国超是新老师中的佼佼者,常年带班成绩在年级前列。
化学老师葛庆霞也是省级教学名师,学校后来还专门成立了以她名字名的工作室。
数学和物理老师印象不深,课堂沉闷一些,可以完成教学任务却没什么亮点。
何志老师说,你们与其说是来复习,不如说是为了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结果。
这句话可以说为我整个高四的学习奠定了基调。
我进班成绩太差,班主任也不重视自己。
记得刚开始何老师收我们的报名表,上面填的有分数,成绩不错的他都和人家谈话。
我们班确实有几个成绩还可以的,尤其是田志轩同学曾是高三九班的名。
对于我,班主任不仅没有谈话,还给我挑毛病。
我晨读时喜欢思考,不喜欢大声朗读。
却招来了无来由的批评,班主任不无轻蔑的说我“看你读书的样子!”,同桌都说班主任真是经了,什么都管。
不过我却毫不在意,稍微放大点声音罢了。
那时候我真的是心无旁骛,一心想把学习搞好,很认真的听课做笔记做练习做总结。
总结高三失败的教训,我写了《高三十误》。
针对这十条教训,我又写了《复读十要》。
学习上铆足了劲,成绩自然也是立即恢复正常。
次月考成绩出来,我很耐心地听着老师宣读核对的一个个分数,虽然题目简单我考得也不算很高,但发现比我高的只有一个。
虽然614分不是我月考最高分,但全班第二已是难得。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大进步,充其量不过是恢复正常罢了。
这次成绩也让班主任刮目想看,曾经他以为的学渣,却没想到是捡了个宝。
后来的第二次月考也保持了分数和名次,多个科目都发挥了自己最高水平。
尤其生物,难以置信地考了95分,70分的选择题更是考了69分。
做起题来得心应手,自己也以为成绩稳定下来。
然而我这个人,从来都不是一个规规矩矩前行的人,分数稳定下来,心却躁动起来,经常受学习之外的事情影响。
何老师做班主任就是比较霸道,明明让我们自己按成绩选座位,他却要横插一杠子给我们调整。
好几次选座位我都被他针对,坐的位置都不是我本来想坐的。
那时候我的情绪经常受同桌的影响,心里愤怒却强忍着不表现出来,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学习。
第三次月考发挥有点差劲,数学物理严重失常。
这次成绩的动引起班主任注意,专门找我谈话。
那次考试后还发了奖学金,非常讽刺的是考得最差的我,竟然还成为获得奖金的一名。
但对我来说,倒退这么多名次当然是脸上无光。
期末考试和一模,我的成绩又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但是横亘在我前面的已经成了三个人,我开始稳定在第四名。
虽然班级名次有所倒退,年级排名却很靠前。
期末考试我虽然是全班第四,却排在年级第七。
记得上学期的考场座号都是按上一次年级排名直接排的。
每次考试看前面几个人,就知道多少人成绩在我之上。
下学期却又按姓氏拼音或笔画排,我就被安排到了“光明顶”。
“光明顶”是一栋教学楼顶,用彩钢瓦搭起来。
在这里考试,冬冷夏暖,好不。
从一模开始,我的成绩就稳定在了600分左右。
虽然各科之间此消彼长,但是总成绩基本不变。
无论题难还是简单,分数也基本不变。
所以如果题难对我十分有利,我的名次就很高,进入年级前十。
题容易了分数却上不去,我的名次就会下降。
还记得那次考试用的郑州市第二次质量检测考题,我就考得很不错,虽然只有600分,但平时成绩不错的很多人遭遇了滑铁卢。
事实上这次考试也是高考的风向标,我的分数也跟后来的高考分数差不多。
我感觉有时候,我的成绩和出题人的出题方式息息相关。
做的题多了,就可以和出题人有一种心灵交流。
就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笔迹一样,每个出题人都有他独特的出题痕迹。
几次模拟考试,濮阳市出的题我就考不好,做起来总感觉有些拧巴。
郑州出的题我就很喜欢,感觉出题人水平也高,做起来特别顺畅。
二模算是道坎吧,成绩达到顶峰。
除了数学拖后腿,英语135,理综256,都是自己很满意的成绩。
后来的两次考试,我的成绩却开始下滑。
三模593,只在全班排到第8名。
四模本来596,我一看数学卷子,多加了10分,实际只有586,也从全班第3滑到第5。
那时候我的心里惴惴不安,成绩再这么下降我恐怕要重蹈覆辙。
要知道上一年我几次模拟考试都能考到560-580,全班前四,结果高考却连二本线都没过,平时成绩再好也不能保证高考正常发挥。
意识到问题后,我就开始疯狂做题。
中午也不休息,就在教室做一套英语题。
那时候也是病急乱投医,虽然我一直希望英语保持在130分以上,但毕竟进步空间很小了。
自己太注重各科的均衡,优势科目进步空间小了,劣势科目却也是原地踏步。
理综和数学如果多努力的话,还是有希望考二百六一百三的,这正是拉开差距的科目,自己却付出不够多。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成绩虽然不再下滑,却仍不及之时。
理综考不到二百四,英语考不到一百三,数学也考不到一百二了。
好在自己心态好,既然已经不能有什么突破了,就只好坦然地接受现实。
一次月考,题目非常简单。
这也是每年的惯例,给学生出点简单题,让大家都考高分,给大家点信心,同时练习一下估分。
我记得那次我估了617,实际考了625。
虽然分不低,但我觉得不真实,没意义,也没有去关心名次。
况且我高三阶段考试还考过637,比这还高一些。
考试前的端午节,我写了首长短句: 端阳雨后凉如秋 风摇梧桐瘦 何处遣闲愁 梦中无处登西楼 去寻违侯 人生功名亦难求 恰如急流溯游 何必多烦愁 年少有梦且寻梦 莫到白首悔心头 复读这一年,精高度紧张,我的确是累了。
虽然高考比次提高了一百多分,但毕竟次高考主要败在心理素质而不是实力,就平时真实成绩而言,也就提高了30分左右。
复读这一年,真是心无旁骛。
除了同宿舍的和坐在我周围的,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也懒得去认识,我只关心成绩比我好的。
后来大学时,张志勇同学带一个高四同学去找我,我竟完全没印象。
复读这一年,比高三更充实。
东院的条件极其艰苦,每天行走在食堂教室宿舍三点一线间。
周末休息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回家。
从县城到家的十几公里路,时间长达一个小时。
唯有这个时候,我会展开天马行空的思考,思考人生,历史,当下或者未来。
高考那几天,我住二叔在县城买的房子里,哥哥和高三一样过来给我陪考。
我的考场和上一年一样,还是在南乐一中南院。
考场也不远,都是在教二楼的一楼,也许注定就是要让我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吧。
场语文,考得还可以。
现代文阅读我非常喜欢,有一篇是关于文字学的,研究甲骨文中“王”字的由来及演变。
就是作文留得时间太短了,只有四十分钟。
虽然平时素材储备还算丰富,但是写得好慌张。
后来估分的时候,作文只给自己估了40分。
第二场数学,前面做得都可以。
后面大题却比较难,有两道题没有解出来。
虽然题不会,我还是把常规的解题步骤都写出来。
当时就感觉数学分高不了了。
第三场理综,物理做到第二道大题,感觉结果不好算,就只列了步骤没算结果,第三道大题干脆直接隔了过去。
化学发挥得有点差劲,推断题做得很别扭,结果还错了。
生物发挥还算可以。
考完理综,马旭明同学问我考得怎样,我还自我安慰说和平时差不多吧。
考英语,心里已经没有任何负担了。
英语对我来说一百二十分以上从未失手,考再高就得凭运气了。
总体上感觉,这一年的高考题似乎比上一年容易。
但是从周围同学那里得到的回答却不是这样,也许是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吧。
考完第二天开始估分,数学选择题全对,总分估了121。
语文选择题错一个,作文估了40分,总分110。
理综错了一个半,错那一个还是个化学题,物理多选题一个漏选,总分224。
英语发挥一般,126分。
保守估计,总分581。
这个成绩只能说很一般,比平时还是稍差一些。
虽然如此,但上个教育部直属211工程大学应该不是问题了。
估完分回到学校,班主任让我们预报志愿。
同学们似乎都考的一般,估分都很保守。
因为是复读生,报志愿就更保守了,只能尽可能选性价比高的学校。
选来选去填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只因这个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还不错,又是温总理母校。
分数出来后,少估了20分,超出一本线三十多分,录取自然也是水到渠成了。
高四八班名单 补习班教学楼 教学楼前 梧桐树 东院买饭窗口 东院操场 光明顶 厕所后面的大坑“东方湖” 东院宿舍 乒乓球台以及不断加高的院墙
一 2005年夏天,我怀着几分忐忑,又有几分期待的复杂心情,进入南乐一中这所全县最高学府,开始了高中阶段的学习。
高一七班,是一个不大的集体。
全班六十多人,科教书苑的教室都没坐满。
科教书苑是一中最漂亮的教学楼,宽大明亮,欧式飘窗,白墙穹顶,让人心旷怡。
教室宽敞明亮,学生也是活泼又青涩。
我的个同桌叫董鸿飞,是范县人,有点胖,成绩不算好却很好学,经常追着老师问问题。
那种对问题的执着,很值得我学习。
后来月考按成绩选座位,只是当了个月的同桌,后来便再也没有坐在一块儿。
还有一个女同桌,已经忘了名字,是一个留着大辫子的姑娘,一袭红色的秋装。
成绩也不是很好,话也不多,但看得出来性格很好。
正式开学天晚自习,我们见到了班主任何建安老师。
何建安老师次见面就给我们一种很严厉的感觉,看上去不苟言笑。
训话的时候说了很多规矩,直让人心里产生敬畏。
然而后来的进一步了解,让人感觉这是一个很为学生着想,却又心思很重,不善表达的人。
军训后重新分宿舍,每个班的床位不足,除了我插到别的班宿舍,我们班还有人没有铺位,只能在已有的宿舍里打地铺。
何建安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学校反映好几次,后来还在校报上写文章,谈到他看到自己学生只能打地铺后内心的辛酸。
也许是年轻气盛吧,次月考我们班总成绩倒数,何老师便辞去班主任职务,专心教数学了。
高一很多老师都是新招的,刚毕业的大学生。
除了何老师,语文老师李莉,英语老师陈伟,物理老师武林查,化学老师柴军良,历史老师姚焕平,地理老师田艳玲,都是如此。
他们最小的才二十一岁,的也才二十八岁。
年轻老师也许欠缺经验,但是他们的不大的年龄却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学生也更愿意和他们互动。
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还没从那种散养式教育中走出来。
教学中更多的是让学生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填鸭式灌输教育,这一点英语老师陈伟最甚。
不可否认,这位老师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他的课堂非常活泼,简直像大学一样,课堂容量也非常大。
让他始终想不明白的是,别的老师不会的问题都向他请教,他的学生却考不过别人的学生。
终于在两次月考成绩都倒数之后,愤而离开南院,去了生源极差的东院教学。
陈老师的错误就在于他讲课发散太多,而对于当前需要掌握的知识则寄希望于学生课下多查词典。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永远是枯燥的,尤其是在很多科目的压力下,如果你这门课有多余的时间他们就会去学其他科目,而不是挤时间去完成你没有硬性要求的课下努力。
何建安老师就比较聪明地意识到了问题,并做出了应对措施。
他让我们准备了两个作业本,一个做新题,一个做老题。
做新题考察新知识,做老题巩固旧知识。
由于作业本是必须要交的,所以学生才会努力去完成。
此招一出,立竿见影,何老师所带两个班很快就取得了全年级数一数二的成绩。
记得何老师教我们解题常用的几种数学思想,数形结思想,函数与方程思想等等,非常实用,影响了我整个高中数学的解题思路。
次月考成绩出来后,自己可以说相当沮丧了。
中考成绩的光环黯然消逝,成绩沦为中上。
数学物理不及格,仅有的闪光点是历史。
670分,全班第十二名,自己似乎回到了初三复读之前的惨淡。
进班时自己学号是1号,意味着进班名,成绩的落差让我羞愧难当。
然而这还不是最差,第二次月考更是只有650分,下滑到了第十六名。
好在第三次月考开始反弹,685分,恢复到第十二名,到期末考试时,进入全班前四,并突破了七百分,达到了714。
高一寒假里,学校给家里寄了期末考试的成绩单,看到总分和排名,自己还是有些惊讶的。
这半个学期成绩的起伏,就在于自己不断地找问题,并想方设法做出改变。
刚开始进入高中,我还没有进入状态,没有适应高中的学习节奏。
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是迷茫的,倍受困扰的。
自己学习也很努力,然而就是找不到改变的方式方法。
也没有一个老师对我有过关心和指导,在这种苦闷的挣扎中,我想到找一位老师请教。
因为数学成绩出奇地差,所以我首先想到了何老师。
那段时间何老师对我提出过不少批评,我觉得是时候请老师给我一些指导了。
见到何老师后,老师一改课堂上的严厉,一方面指出了我学习中的问题,诸如课堂听讲,作业的完成,另一方面让我放下心理包袱,释放压力,坦然接受现在的自己,没有人会因为你的过去嘲笑你的现在,大家都盼着你后退,然后别人才会超过你。
这次见过老师之后,我心理上不再有任何负担,下定了从头再来的决心。
之后的学习中,自己非常努力,学习时间上也是见缝插针。
那时候,王胜雷同学经常在路灯下看书,于是我也做伴到路灯下看书,每天下了晚自习看到十一点多才回宿舍。
同学有教室钥匙,所以中午我也留在教室学习。
直到后来遇到学校老师检查,统一按处理,扣班级量化分,挤时间学习才不得不转入地下。
真正让我感觉内心由郁闷转向阳光的,是一个明媚的下午。
那一次历史老师姚焕平提问问题,没有人能答上来,只有我答了出来。
姚老师说,她在别的班提问,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她便让他们站了一节课,你们班有人能答出来,都可以坐下了。
然后有同学就开玩笑说大家都该谢谢我。
那一次让我感觉,可以说一扫几个月的沮丧和颓废,内心次如阳光普照般温暖。
然后语文课上,李莉老师收了大家都周记,发现因为好长时间不收,同学们都不再写了,只有我还坚持每周一篇,大家都为我鼓掌。
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开始受到周围人的肯定,我越来越适应并享受我的高中生活了。
进入下学期,我的每门课成绩都有所提高,八门课总成绩维持在735~750分,并稳定在全班第二名。
无法超越的,就只有吴云鹏一个。
吴云鹏进班是3号,学习上天赋最高。
他的聪明是与生俱来的,非似我等全因勤奋而来。
他是一个胖胖的,有些幽默,又有些火爆脾气的人。
后来他高考次也没考好,去市一高复读了,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
还有一次月考比较意外,那次出题特别简单,都是曾经做过的题。
男生全部滑出前三名,甚吴云鹏都只能排在我后面位居第五,考的是齐潇丽。
齐潇丽是一个有着一股学霸魅力的女孩,不算特别漂亮却很端庄,让人感觉似乎家教很好。
在学习上,大多数女孩虽然不如男孩聪明,但是却比男生更努力。
所以一旦题足够简单时,男生的聪明不再是优势,女生就能乘势居上。
齐潇丽同学后来了解不多,只记得高四东院复读时,她就在我们隔壁班,后来考入河南中医学院。
高一下学期末文理分科时,我是十分纠结的。
文科有我酷爱的历史和地理,而理科有我严重瘸腿的物理。
无论从爱好上还是从成绩上,选文科都是适的选择。
然而我却有太多的现实考虑。
相对于理科,学文科的话,将来大学和专业选择面都会变得十分狭窄。
文科学校的分数线也是相当地高,我并不能保证仅凭着爱好就认定自己学文科的上限有多高,但显而易见的是,同样的分数,文科能上的学校却远不如理科。
然而这一切的假设又都建立在我学文科上限不高的的情况下,我也不难想像自己学文科所带来的快乐对自己成绩的促进有多大。
所以十几年后再看,最终无论选择文理,我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当初的纠结就在于,没有人能够替我做选择,只有自己决定自己的运。
如果对于未来是茫然的不知所措的,自己做选择反而不如别人替我选,然而这时候所有人都退出了干预,我只能为自己的遗憾买单。
高一期末考试结束以后,同学们在班里聚会,彼此说了很多话。
动情处有些同学不禁感动落泪。
一年的相处,大家都成长了很多。
当时大家约定高考后聚一聚,还来高一七班的教室。
散了之后大家在宿舍通宵打牌,那是一个疯狂的夜晚。
下学期我和王胜雷同学相谈甚欢,我们是那种共同话题比较多,而且又都不太群的人。
期末的时候,王胜雷用针弯了个鱼钩,买了火腿当诱饵在学校池塘边钓鱼。
后来董鸿飞和王士辉也加入,他俩更疯狂,钓了鱼拿回宿舍煮了吃了。
记得他们钓了很多小鱼和半大鱼,拿回宿舍放在饭缸里,加水,放上方便面调料。
拿两个扫帚点燃了,在厕所里煮鱼。
煮好以后,小鱼一口一个,大鱼先咬一口,确定能吃了就大吃起来。
当时学期末,宿舍管理也松散了,并没有人发现。
尽管时隔多年,后来每次想到这件事还是忍俊不禁。
高一最重要的朋友,就是张明了。
我们军训时就开始认识,还是他主动找到我。
他看出来我是那种学习好,却不善言谈的人,觉得我们能很得来。
他也是初三复习一年才考上南乐一中,学习中上,虽然人很实诚,但话也不少。
我们后来经常一块儿吃饭聊天,每次回家的那个周六中午也会一起到校外走走,谈天论地。
后来他复读了两年才考上了商丘师范学院,再加上年龄比较大,这种时运不济的压抑感却让他彻底爆发。
后来他跟我讲,大学时做了四年班长,靠着一种不服输的劲儿,得了一堆的证书和大笔奖学金。
可惜后来考研错过了上海交大,调剂到河南农大,现在去了濮阳职业技术学院行政管理处工作。
他在管理上的才能爆发出来,我倒是从未想到的。
多年以后,高一七班的同学再也没有重聚过,甚QQ群都没有建立。
所有的点滴消息,或来源于网络上的偶然联系,或来源于县城的偶然相遇,或来源于同学间的偶然相传。
除了个别很要好的,大部分同学的信息截止到他们读大学。
当年我们班的那些年轻老师,后来也是天各一方。
数学老师何建安南下珠海,进入珠海北大附属实验学校;语文老师李莉前往上海,执教于浦东新区吉的堡应群幼儿园;化学老师柴军良教我们高二时北上回山西临汾,就职于山西锐易高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历史老师姚焕平,后来进入濮阳市第四中学;英语老师何成安,应该早已退休;政治老师兼班主任曾文奇,物理老师武林查,地理老师田艳玲则继续留在南乐一中。
高一七班部分同学与曾文奇老师影 数学老师何建安 语文老师李莉 化学老师柴军良 物理老师武林查(中) 南院正门 校门背面 法桐路 科教书苑 科教书苑 杨柳依依 办公楼前广场改造前 仓颉亭 南院餐厅(博雅生活文化中心) 谷胡玺六条禁令 二 高一下学期,我先是选了文科。
放暑假以后,心里有些后悔,又联系老师改成了理科。
这一改,便与自己最喜爱的历史和地理无缘了,而与数理化的殊死搏斗,正式开始。
暑假期间,我读了很多书。
哥哥大学毕业后,家里堆放了他成箱的书籍。
放暑假前,我又到书店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围城》和《红楼梦》。
暑假期间,我把自己买的书,和哥哥的《路遥文集》《梁晓声文集》《杨绛作品集》全看完了,另外花了一晚上把同学借的《倚天屠龙记》看完了。
这些书,给了我很多启蒙,其中尤以梁晓声的《年轮》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梁晓声和路遥几乎是同龄人,这两部作品分别叙述了文革结束前后东北市民与陕北农民青年的成长过程。
读《年轮》,感觉自己就是王小嵩,读《平凡的世界》,仿佛自己就是孙少平。
《平凡的世界》教会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如何保持不懈奋斗的信念。
高二开学,我被分到了高二1班。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班,全班七十五人。
班主任宋会鹤老师,虽然年龄不大,但看起来干练又经验丰富。
数学和化学老师没有变,还是何建安与柴军良。
英语老师焦俊丽也是高一上来的新老师,个子不高,是一个性格鲜明,有一些脾气却又镇不住学生,教学能力很不错的老师。
物理老师陈春,是个脾气很好的东北人。
生物老师程伟,则堪称老师中的大明星,课堂极其活跃,深受学生喜爱,教我们时不过才二十二岁。
虽然是生物老师,亦通文史,好几次课堂通过历史事件展开。
我的个同桌是代光武,一个我自始终都认为是非同寻常的人。
他还有一孪生哥哥,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代光武同学是基-督-徒,这点直到上大学才告诉我。
可能因为是基-督-徒的原因,他对于某些唯心主义哲学问题,科学史中某些深奥的问题有近乎偏执的痴迷。
记得英语篇课文因为是讲霍金的,他很快背得滚瓜烂熟。
两年的相处让我不得不承认,他在某些方面是天才,然而这些与高考无关,再加上我行我素的性格,使他在学习成绩上难以攀上高峰。
不过是金子总有发光,高三上学期在宋老师的下,就曾让他一度非常出色,几次考试跃居全班。
记得高二开学时,校长谷胡玺在电视里讲话说,高二的学习很重要,也是学生堕落与勤奋的一个分水岭。
高二既不像高一有初入高中的新鲜感,又不像高三有明确的目标有高考的压力,有些人会丧失动力,会走向堕落。
我虽然不于堕落,但在学习上的确不像高一那样得心应手了。
高二的学习,让我感觉非常艰难,数理化都比高一更为艰深。
平时学习再努力,全班也就能排十几名,稍微一放松就掉到二十几名。
整个高二,我都没有进过前十。
每次月考后,班主任都要夸几句这个进步了,那个考的不错,这却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次期中考试,班级前十五名发奖品,我正好班级并列第十五,宋老师让上去领奖品,我直接拒绝了,让她发给进步大的同学。
那时这个成绩自己感觉真的是脸上无光。
理科班确实人才济济,想在这里面拔尖确实很不容易。
高一好几位学习成绩不突出的同学,在文科班轻松考进年级前几名。
但我并不羡慕他们,从没有退出理科班去文科班的想法。
如果仅仅是因为知识复杂难学,通过勤奋努力还是可以不断提高的。
然而自己缺乏困境中的变通应变能力,就是再努力都没用。
还记得有一次月考,化学考了练习册上的原题,我竟然没做对。
老师罚这道题做错的人把题做七遍,我竟然又做错了,相当于一道题错了八遍。
当时柴军良老师在课堂上嘲笑这个事情,让我成了全班人的笑柄,那时自己真的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上学期期末,宋老师发奖状,给每个人一句评价。
我记得当时我上去时,老师说我比较踏实。
确实,我给人的印象也就是比较踏实而已,成绩却没有任何进步,没有任何闪光点。
如果说上学期成绩的平庸让我近乎麻木了,下学期成绩的跌落却经常对我的精与身体带来双重打击。
下学期次月考,我考了全班二十八名,这几乎是我高中的排名。
那时候班主任老师都没批评我,让我觉得自己似乎被所有人抛弃。
选座位时,我一气之下坐到了一排。
后来班主任查寝室,看到我对我进行了一番批评,让我不要跟自己赌气。
那时我发誓要像勾践一样卧薪尝胆,每天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
体力透支和精压力让我不堪重负,那段时间经常发高烧,我也成了校医院的常客。
好在第二次月考成绩终于提上去了,603分第十一名,实现了总分和排名的新突破。
那次要不是数学考太差,进前五名都不是奢望,除了数学各科排名都很靠前。
但坐一排我从不后悔,虽然一排几乎都是学习差的,还是有特别努力的人。
坐我前排的刘晓阳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刘晓阳虽然不够聪明,但是学习很努力,经常问我问题。
每次我都非常耐心地给她讲解,这个过程中也加深了自己的理解。
我还遇到了我一生的朋友,我的同桌任继栓。
任继栓是体育委员,也是班上的风云人物。
之前我对他印象不太好,总觉得坐后面的都是调皮捣蛋的人。
然而做了同桌,真正了解了之后,却觉得这个人真是太好了。
待人热情诚恳,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很好。
记得那时候张慕涵同学送给过他一张生日贺卡,戏称很多女生喜欢他,是班里女生的偶像。
高二一次月考,我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高二快结束了,高三又可能重新分班,所以这是我一次在这个班证明自己的机会,我也特别看重。
月考天,我感觉自己三科发挥得都很不错。
然而这一切都被第二天早读,班主任宋老师的一句话给断送了。
那天早读,宋老师来到教室,站讲台上打断我们早读,对我们昨天的语文选择题成绩表达了不满,其中提到了学号为9号的只考了9分,还问9号是谁。
当时我很无奈地站了起来。
这个结果让我非常沮丧,39分的选择题只有9分,那么这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就是完全泡汤了。
班主任把我叫到教室外面,说她要知道是我的话就不说了。
她自然不知道这次考试对我的重要性,还安慰我这不是高考就是普普通通一次考试。
然而我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中,后来的几科考试我就心灰意冷泄了气,自然也是发挥得很不好。
考完试回到家,我爸却接到宋老师电话。
老师电话里为她的失误向我道歉。
原来语文考差的并不是我,而是我前面的8号,我不仅没有考差,反而考得很好,39分的选择题其实考了33分。
但这对我已经没什么意义,考试已经结束,后来没了心劲儿的几科也没考好,我已经不可能有什么突破了。
后来成绩出来,576分全班第十三名,比上次还退步了。
宋老师安慰我,这两次都比以前强,高三再努努力就摘到果子了。
高二在遗憾中结束了。
我进班是9号,到也没能取得比学号更高的名次。
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非常充实,没有后悔选理科。
后来学校通知高三不再分班,我们这个集体又能在一起奋斗了。
高二很多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
幽默爱接老师话茬的张亚超,像相声演员一样,总能给沉闷的课堂带来快活的空气。
谦逊儒雅的王亚彪,则是努力与勤奋的代表。
美女学霸魏璐,端庄大方,全班成绩与颜值的担当。
唯心哲学家代光武,常发惊人之语,常有爽朗大笑。
大众情人任继栓,爱打篮球上课爱睡觉。
默默无闻的刘晓阳,资质平庸却异常努力…… 高二教学楼 报刊栏 高二教室 小桥流水 南院操场 南院操场 三 高二升高三的暑假只有一个月。
尽管只有一个月,爸爸还是让我报了一个辅导班。
这个辅导班是高一物理老师武林查和几个老师办的,辅导外语和数理化,每人收费330。
为了避免每天骑车来回的辛苦,我和高一同学王永强在西关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在县城吃住。
一个月的辅导,无非是把高二学的内容再复习一遍。
在家的时候,有一次我从乡里回家,见到三婶儿。
三婶儿让我去给堂弟堂妹辅导英语,于是我在三叔家待了半天,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爸妈抱怨说,他们出去找了我半天,去哪儿了也没给他们说一声。
我却很不领情,我都多大的人了,能有什么事儿?虽然暑假在家的时候,爸爸总看我不顺眼,但遇到这种事还是很关心我的安危。
高三开学了。
不仅班级没有调整,连班主任都没换。
班主任,英语老师,生物老师都是原来的。
数学老师程良,学校政教处主任。
物理老师陈超众,二班班主任。
化学老师郭正义,四班班主任。
这些老师都是四十多岁,常年带毕业班。
高三老师的配置,果然高出不少。
高三的学习,没有想象中繁重。
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不断地听课,做题。
高三之前一直觉得高三应该是紧张的,忙得不可开交的,就像个战场。
实际上也确实是个战场,只不过紧张与否全看自己。
那时候除了学习,自己特别爱看余秋雨的文章,总觉得那种非常有感染力的文章可以缓解任何压力。
因为学过他写的《道士塔》,经常陶醉于那诗化的语言,所以自己又买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在宿舍床上看。
高三这一年,和任继栓做了几乎一年同桌。
任继栓人还算聪明,就是心思不全在学习。
高三又开始练体育,想走体育生。
他虽然非常热爱打篮球,但练体育却也没练出来。
当时班主任让我们做同桌时,任继栓还怕影响到我,班主任说你影响不了绍强,绍强只会影响你。
然而可惜的是,高三高四两年,我都没能在学习上影响到同桌,让他也能有所进步。
上学期次考试,又是一次功败垂成。
这次考试算是一次摸底考试吧,考的是综题。
自己大部分科目发挥的不错,语文生物单科,化学也很高,英语也还不错,就是物理考太差只有47分,比自己平时成绩都差很多。
总成绩位居全班第四。
有同学说,如果我物理能考得好一点,就能超过进入实验班的同学了。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好机会把握不住,那么就很难再会了。
归根结底,还是能力不够。
第二次月考,我的成绩就急剧下滑,只有区区四百九十多。
这次考试固然有客观原因,但是也给自己敲响了警钟,后来的高考成绩也如这次考试一样糟糕。
上学期的考试,最高的一次589分,497分。
成绩在起起伏伏中还是有些上升的,尤其是化学成绩有了非常大的,90分成为常态,英语也能稳定在120~130。
后来每周四考一次理综,连续几次都在250分以上。
我的作文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有三篇课堂作文都作为范文被老师在课堂上宣读,还记得那三篇题目是《人生无草稿》《一蓑烟雨任平生》《独立寒秋》。
上学期宋会鹤老师了,对班级的管理也有些松懈,我们班成绩在高三也是经常排倒数。
不过宋老师还是一个非常尽心的老师,每次谁倒退谁进步都特别关心。
过完年以后,宋老师就请产假回家了。
班主任换成了程伟,而语文老师由李亚丽老师担任。
程伟老师人气很高,教生物嘻嘻哈哈爱开玩笑,但是当了班主任后脾气变得有些大。
还记得下学期学校让我们交学费之后又补课费,同学们义愤填膺。
那时都觉得学校太过分,在高三下学期已经不需要课本费的情况下,仍让我们交了一千多学费。
补课费以前从未收过,这次学校却说不再给老师发补课费,收费权限下放给老师,由班主任统一收缴以后补贴给老师。
当时有同学主动站出来说宁可捐给地震灾区也不交给学校。
然后去串联各班班长,发起全年级抗交。
后来事情闹大了,年级主任都去我们班打探情况。
也确实有很多同学响应了号召,从家里回来后没有带补课费。
程伟老师挨个收我们补课费的时候非常生气,让他们下次回家必须带来,也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那位搞抗交的同学。
从那以后每次提到收钱的事,程伟都会不高兴。
临毕业时照集体照,有同学问收多少钱,程伟老师再次大发雷霆,“交钱你就不照了吗?照相的钱抵得了同学们的情谊吗?” 作为班主任,程伟老师对我们也是非常负责的。
记得我们那一年高三,郭校长上任不久,取消了百日誓师大会。
高考剩百日那天晚自习,程伟老师提了一瓶自己珍藏多年的白酒到教室里,敬天敬地敬父母,一樽还酹天地,自酌自饮三杯。
第二天才发现记错了日期,提前了。
高三越往后,压力也是越大。
上学期一次考试我的作文竟然写跑题,让我十分郁闷。
记得班里有同学得了抑郁症,还有的同学辍了学。
那时同宿舍的一位室友抑郁后,我是十分意外的。
平时学习成绩也不差,还特别好学,经常向学习好的问问题,也不知道因为何事想不开。
尤军伟同学也是学习成绩不算差,却在高三上学期辍了学。
记得那时候班主任提到这个事,不无惋惜地说,他们家兄弟三个,不上学又能有什么出息?辍学几个星期后,尤军伟给班主任打电话问还要他吗,然后又回到了学校。
后来因为和别人打赌,他和王一恒,杨晓磊三个人一起剃了光头,在全班轰动一时。
高三阶段,大家都很努力,学习就是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状态。
在这种高压下学习,稍有松懈立马会反映在成绩上。
成绩的波动,其实也是心理状态的波动。
考好一次,心理稍微有些松懈,下一次就又考砸。
考砸一次,找问题并刻苦努力一下,下次成绩又升上去了。
高三一年,经常在这种波峰波谷间摇摆,而高考则正好赶上了波谷。
下学期开始模拟考试,几次考试成绩都不差。
一模考了567,全班第三;二模568,全班第四;三模出题简单,达到了637,全班第三。
一次考试虽然发挥不好,也考了570,全班前十。
几次模拟考试下来,对高考也有了信心,学习中也开始以做题为主。
当时除了学校发的,还有自己买的几套模拟题。
阶段做真题,当时感觉2006~2007两年的真题真的是太简单了,高考考一本志在必得。
然而这种大意,终究是坑了自己。
2008年高考的考题,一改前两年的难度,题目非常之难。
一本线也是直降33分,成为近五年。
如此难度,也确实没想到。
考数学和理综时,自己都懵了,很多题找不到思路。
语文感觉也是很不好,作文是关于汶川地震的,非常难写。
因为地震发生时已经距高考很近,所以老师也说卷子早出好了不会考到,也就没有准备这方面的素材。
当时只有英语还算是正常发挥。
考完数学,我就知道自己必定要复读了。
当时自己估分给自己尽量放宽,却仍然只有520分。
估完分去找班主任,程老师也是一脸不高兴,直说这个分数太不理想,和平时差距太大,当时就劝我复读了。
报志愿时自己也没怎么选,反正也考不上了,一志愿报了武汉理工大学,二本大连工业大学。
后来分数出来了,只有493分。
这个分数甚不及我的小学同学,让一直对我寄予厚望的家人难以接受,我妈还因此说过我几次。
只有奶奶经常安慰我,说不复习怎么能考上呢。
次参加高考的失败,和次参加中考的失败一样,都是偶然中又有必然。
如果考前准备再充分一些,心理素质好一些,也不于能力没发挥出来。
对这个结果的心有不甘,只能通过复读一年来改变了。
那一年虽然班里没出什么名牌大学,仅有一个211还是郑大,但是在全年级来说我们班的成绩倒还不错,好像是7个人过一本线,26个人过二本线,然而这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高二高三一班毕业照 高二高三一班名单(独缺自己名字) 孔子像 办公楼 电话亭 南院宿舍 南院宿舍 校园一角 四 由于高考成绩太差,自己又不甘心读三本,复读班一招生,我就去报名了。
那时候教育部出文件,公办学校不再招复读生,复读生高考成绩也不再列入学校考核范围,所以复读生除了少数优秀的,都安排到了东院学习。
南乐一中东院官方名称是东方中学,表面是民办学校,实际还是受一中控制,师资也都来自一中。
东院位于南院东侧,隔着一条马路。
学校办学条件相对简陋,连个餐厅都没有,买完饭只能趴在花坛边上蹲着吃。
平时还好,遇到刮风下雨真是难受。
公共厕所还是旱厕,厕所后面是一个大坑,厕所的污水排到那里,我们戏称之为“东方湖”,湖水颜色还能随季节不断发生变化。
的亮点是宿舍,六人间还带独立卫浴。
据说南院的教室,北院的厕所与东院的宿舍并称南乐一中三大硬件。
复读班还没正式开课,班主任也是临时的。
还记得天上早读,没有一个人读书,也没人说话。
我当时决心发奋努力,立誓要在高四有所作为,从青年文摘上摘抄了很多励志名言。
我特别喜欢电视剧《恰同学少年》里面的毛泽东早上读《少年中国说》的场景。
每天早上,我都会背一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激励自己一雪前耻。
那时候北京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地举行,大家都在关心奥运会,我也不例外。
奥运会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临时班主任却让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但是这位老师难道不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道理么?无数的教训证明,任何时候不关心时事都是不行的。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语文老师都说不用关心,高考很近了,题目早就出好了,不会考到。
然而那一年高考作文正是关于汶川地震的。
由于事先没有搜集素材,多看新闻,这篇文章真是不易写。
经过松散的近两个月的学习,复读班放了几天假,九月份才算正式开学。
开学以后,重新分配了班级和教师。
我被分到了补习八班,一个九十九人的大班,教室里坐的满满当当。
班主任是何志老师,和程伟一样,是一个教生物的信阳人。
何老师带班没有任何虚头巴脑的话,课余简单高效,偶尔喜欢扯扯历史和世界局势。
我们这个班级任课老师配置不低,还是有很多名师的。
语文老师任维东堪称专家型,年年是《高考满分作文》的主编。
英语老师杨国超是新老师中的佼佼者,常年带班成绩在年级前列。
化学老师葛庆霞也是省级教学名师,学校后来还专门成立了以她名字名的工作室。
数学和物理老师印象不深,课堂沉闷一些,可以完成教学任务却没什么亮点。
何志老师说,你们与其说是来复习,不如说是为了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结果。
这句话可以说为我整个高四的学习奠定了基调。
我进班成绩太差,班主任也不重视自己。
记得刚开始何老师收我们的报名表,上面填的有分数,成绩不错的他都和人家谈话。
我们班确实有几个成绩还可以的,尤其是田志轩同学曾是高三九班的名。
对于我,班主任不仅没有谈话,还给我挑毛病。
我晨读时喜欢思考,不喜欢大声朗读。
却招来了无来由的批评,班主任不无轻蔑的说我“看你读书的样子!”,同桌都说班主任真是经了,什么都管。
不过我却毫不在意,稍微放大点声音罢了。
那时候我真的是心无旁骛,一心想把学习搞好,很认真的听课做笔记做练习做总结。
总结高三失败的教训,我写了《高三十误》。
针对这十条教训,我又写了《复读十要》。
学习上铆足了劲,成绩自然也是立即恢复正常。
次月考成绩出来,我很耐心地听着老师宣读核对的一个个分数,虽然题目简单我考得也不算很高,但发现比我高的只有一个。
虽然614分不是我月考最高分,但全班第二已是难得。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大进步,充其量不过是恢复正常罢了。
这次成绩也让班主任刮目想看,曾经他以为的学渣,却没想到是捡了个宝。
后来的第二次月考也保持了分数和名次,多个科目都发挥了自己最高水平。
尤其生物,难以置信地考了95分,70分的选择题更是考了69分。
做起题来得心应手,自己也以为成绩稳定下来。
然而我这个人,从来都不是一个规规矩矩前行的人,分数稳定下来,心却躁动起来,经常受学习之外的事情影响。
何老师做班主任就是比较霸道,明明让我们自己按成绩选座位,他却要横插一杠子给我们调整。
好几次选座位我都被他针对,坐的位置都不是我本来想坐的。
那时候我的情绪经常受同桌的影响,心里愤怒却强忍着不表现出来,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学习。
第三次月考发挥有点差劲,数学物理严重失常。
这次成绩的动引起班主任注意,专门找我谈话。
那次考试后还发了奖学金,非常讽刺的是考得最差的我,竟然还成为获得奖金的一名。
但对我来说,倒退这么多名次当然是脸上无光。
期末考试和一模,我的成绩又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但是横亘在我前面的已经成了三个人,我开始稳定在第四名。
虽然班级名次有所倒退,年级排名却很靠前。
期末考试我虽然是全班第四,却排在年级第七。
记得上学期的考场座号都是按上一次年级排名直接排的。
每次考试看前面几个人,就知道多少人成绩在我之上。
下学期却又按姓氏拼音或笔画排,我就被安排到了“光明顶”。
“光明顶”是一栋教学楼顶,用彩钢瓦搭起来。
在这里考试,冬冷夏暖,好不。
从一模开始,我的成绩就稳定在了600分左右。
虽然各科之间此消彼长,但是总成绩基本不变。
无论题难还是简单,分数也基本不变。
所以如果题难对我十分有利,我的名次就很高,进入年级前十。
题容易了分数却上不去,我的名次就会下降。
还记得那次考试用的郑州市第二次质量检测考题,我就考得很不错,虽然只有600分,但平时成绩不错的很多人遭遇了滑铁卢。
事实上这次考试也是高考的风向标,我的分数也跟后来的高考分数差不多。
我感觉有时候,我的成绩和出题人的出题方式息息相关。
做的题多了,就可以和出题人有一种心灵交流。
就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笔迹一样,每个出题人都有他独特的出题痕迹。
几次模拟考试,濮阳市出的题我就考不好,做起来总感觉有些拧巴。
郑州出的题我就很喜欢,感觉出题人水平也高,做起来特别顺畅。
二模算是道坎吧,成绩达到顶峰。
除了数学拖后腿,英语135,理综256,都是自己很满意的成绩。
后来的两次考试,我的成绩却开始下滑。
三模593,只在全班排到第8名。
四模本来596,我一看数学卷子,多加了10分,实际只有586,也从全班第3滑到第5。
那时候我的心里惴惴不安,成绩再这么下降我恐怕要重蹈覆辙。
要知道上一年我几次模拟考试都能考到560-580,全班前四,结果高考却连二本线都没过,平时成绩再好也不能保证高考正常发挥。
意识到问题后,我就开始疯狂做题。
中午也不休息,就在教室做一套英语题。
那时候也是病急乱投医,虽然我一直希望英语保持在130分以上,但毕竟进步空间很小了。
自己太注重各科的均衡,优势科目进步空间小了,劣势科目却也是原地踏步。
理综和数学如果多努力的话,还是有希望考二百六一百三的,这正是拉开差距的科目,自己却付出不够多。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成绩虽然不再下滑,却仍不及之时。
理综考不到二百四,英语考不到一百三,数学也考不到一百二了。
好在自己心态好,既然已经不能有什么突破了,就只好坦然地接受现实。
一次月考,题目非常简单。
这也是每年的惯例,给学生出点简单题,让大家都考高分,给大家点信心,同时练习一下估分。
我记得那次我估了617,实际考了625。
虽然分不低,但我觉得不真实,没意义,也没有去关心名次。
况且我高三阶段考试还考过637,比这还高一些。
考试前的端午节,我写了首长短句: 端阳雨后凉如秋 风摇梧桐瘦 何处遣闲愁 梦中无处登西楼 去寻违侯 人生功名亦难求 恰如急流溯游 何必多烦愁 年少有梦且寻梦 莫到白首悔心头 复读这一年,精高度紧张,我的确是累了。
虽然高考比次提高了一百多分,但毕竟次高考主要败在心理素质而不是实力,就平时真实成绩而言,也就提高了30分左右。
复读这一年,真是心无旁骛。
除了同宿舍的和坐在我周围的,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也懒得去认识,我只关心成绩比我好的。
后来大学时,张志勇同学带一个高四同学去找我,我竟完全没印象。
复读这一年,比高三更充实。
东院的条件极其艰苦,每天行走在食堂教室宿舍三点一线间。
周末休息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回家。
从县城到家的十几公里路,时间长达一个小时。
唯有这个时候,我会展开天马行空的思考,思考人生,历史,当下或者未来。
高考那几天,我住二叔在县城买的房子里,哥哥和高三一样过来给我陪考。
我的考场和上一年一样,还是在南乐一中南院。
考场也不远,都是在教二楼的一楼,也许注定就是要让我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吧。
场语文,考得还可以。
现代文阅读我非常喜欢,有一篇是关于文字学的,研究甲骨文中“王”字的由来及演变。
就是作文留得时间太短了,只有四十分钟。
虽然平时素材储备还算丰富,但是写得好慌张。
后来估分的时候,作文只给自己估了40分。
第二场数学,前面做得都可以。
后面大题却比较难,有两道题没有解出来。
虽然题不会,我还是把常规的解题步骤都写出来。
当时就感觉数学分高不了了。
第三场理综,物理做到第二道大题,感觉结果不好算,就只列了步骤没算结果,第三道大题干脆直接隔了过去。
化学发挥得有点差劲,推断题做得很别扭,结果还错了。
生物发挥还算可以。
考完理综,马旭明同学问我考得怎样,我还自我安慰说和平时差不多吧。
考英语,心里已经没有任何负担了。
英语对我来说一百二十分以上从未失手,考再高就得凭运气了。
总体上感觉,这一年的高考题似乎比上一年容易。
但是从周围同学那里得到的回答却不是这样,也许是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吧。
考完第二天开始估分,数学选择题全对,总分估了121。
语文选择题错一个,作文估了40分,总分110。
理综错了一个半,错那一个还是个化学题,物理多选题一个漏选,总分224。
英语发挥一般,126分。
保守估计,总分581。
这个成绩只能说很一般,比平时还是稍差一些。
虽然如此,但上个教育部直属211工程大学应该不是问题了。
估完分回到学校,班主任让我们预报志愿。
同学们似乎都考的一般,估分都很保守。
因为是复读生,报志愿就更保守了,只能尽可能选性价比高的学校。
选来选去填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只因这个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还不错,又是温总理母校。
分数出来后,少估了20分,超出一本线三十多分,录取自然也是水到渠成了。
高四八班名单 补习班教学楼 教学楼前 梧桐树 东院买饭窗口 东院操场 光明顶 厕所后面的大坑“东方湖” 东院宿舍 乒乓球台以及不断加高的院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