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
7个月前 (04-22)
“大串联”如歌（拒私聊） “WG”期间，在领袖的倡导下，“大串联”席卷全国。
数百万青年学生在同一时间里，游走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乘车、住宿，甚连吃饭都不要钱，真可谓是，后无来者的景观。
桂林山水歌 二、逃离上海滩都说是革“大串联”，但每个人串联的目的、意图并不一样。
除了像造反团这样为私利而肆意打砸的团伙外，还真有不少革精十足，跑到各地去造反的学生，美其名曰：“煽革之风，点造反之火”。
也有人不务革正业，只想着游山玩水。
比如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打着串联旗号游山玩水的红卫。
“8.18”大会结束后，一个父亲是北京铁路医院院长的同学找到我，说搞到了几张去上海的火车票，其中还有两张卧铺票。
没有任何犹豫，我们立刻动身去了火车站。
可能是因为串联初起，多数学生还没有做好外出的准备，整趟列车上的旅客并不多，行程非常舒服。
当年从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有两组，一组是13次特快，北京站17：04分发车，次日16：２4分到达上海。
另一组是21次直快，７：59分开车，次日10：40分到达上海。
已经忘了是坐的哪趟列车，只记得两张卧铺票可以让我们几个人轮流睡一会。
在火车上坐着熬一夜，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 （图片说明：北京火车站老照片） 这是我自幼年到北京后次离京。
透过车窗远望，清澈的河流，碧绿的青纱帐，乡间土路上的牛车，水塘边赤条条的孩子，车窗外的风景宛如清雅的乡间水墨画。
列车停靠安徽符离集车站，“符离集烧鸡”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据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站台上，清一色的女售货员，统一的白色工作服和三角托盘架子，从车头到车尾一字排开，每节车厢外都有两三个摊位。
香嫩酥脆的烧鸡非常便宜，记得好像一只烧鸡是五毛钱。
这是我在串联中次，也是一次看到车站有组织地供应地方特产。
八月下旬的上海潮热难耐，我们住在一所中学里，桌子一拼，铺一条褥子就可过夜，住宿是免费的，吃饭要自己掏钱。
我们的串联没有很明确的目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想“革”。
在上海停留的日子里，除了每天走街串巷看街景，没进过一所大学，也没与当地学生有过任何接触。
习惯了北京棋子路的横平竖直，上海街巷里弄的“弯弯绕”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出门就迷路。
（图片说明：文革中的上海滩） 当时，有北京的红卫打着“南下造反团”的旗号来到上海。
对比北京的“文革”形势，红卫们不满上海“WG”运动的主动权还掌控在各级组织手中，觉得上海的民众还没发动起来，更没有造反的热情，便与上海市委曹荻秋等领导展开辩论，说上海的运动冷冷清清，上海的领导压制群众，他们想在上海北京的那一套做法。
曹荻秋也不示弱，指示要调查北京来的红卫的背景，看看有没有坏人在背后指挥。
一些上海人还在街头“围攻”了北京的红卫，凡是穿军装、说普通话的年轻人都被当成了北京来的红卫。
8月31日，大雨瓢泼，北京的一些中学生冒雨冲进上海市委大楼，与保卫市委的上海工人发生了冲突。
不断有小道消息传来，说上海工人正到处找北京学生“算帐”，还说大批北京学生正源源不断赶来增援。
我们也冒着大雨去了上海市委所在的延安西路200号，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马路也被挤得水泄不通，支持上海市委的标语贴满了马路边上的大字报栏。
我们穿的都是普通的蓝制服，也没敢多说话，人生地不熟的我们不想惹什么麻烦，看了一圈热闹后，顾不得再多去欣赏外滩的高楼大夏，一行人赶紧溜之大吉离开了上海。
曹荻秋倒台后，有大字报揭发说，那些街头与北京学生辩论和保卫市委大楼的人，都是上海市委专门组织的。
（图片说明：上海延安西路老建筑） 三、逍遥山水间第二次南下广州的串联可就不舒服喽。
火车刚从北京站开出时还不算太挤，可越往前开人越多，终于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
跟上世纪末北京高峰时段挤公共汽车差不多，人挨人，人贴人，都被挤成画片儿了。
莫说走动一下，便是想抬脚活动活动，一只脚刚提起来，再想放下去就没有空地了。
“大串联”时代，火车的拥挤程度远远超过前几年春节的民工流，其混乱也是今天的人们所不可想象的：铁路干线城市的车站，天天人头攒动，车门似乎生了锈，总也打不开，车窗是上下车最好的通道。
两个人的座位三个人坐，三个人的座位挤着五个。
不但过道、厕所挤满了学生，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躺着人，如果想从车厢的一头到另一头，只能手扶行李架，踩着坐椅的靠背上走过去。
见不到乘务员，也没有食品开水供应，凉水就咸菜是我们旅途中最好的美味。
列车走走停停，根本没有时刻表，你永远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能到达目的地。
我曾钻到座位底下铺张报纸睡过觉。
半夜三更，看着别人被挤得动弹不得，自己却能呼呼大睡，那个舒服啊，给钱也不换。
也睡过行李架，可遭罪了。
老式绿皮火车的行李架上，两个格栅间距只有一米多，根本躺不下一个人。
我本来就瘦，骨头被咯的生疼，蜷着身子勉强睡一会就得下来。
漫漫长夜过去，醒来既不能洗脸，也没法刷牙，等到列车靠站，赶紧从窗户跳下去，跑到自来水龙头前擦把脸，再把水壶灌满凉水。
赶上有卖馒头包子的，人们就像打劫一样能抢几个算几个。
到了广州，我和同伴住在暨南大学。
从未见过如此绚丽的南国风光，兴奋的我们见什么都觉得新鲜。
次惊讶地发现大米还可以磨成粉做成北方的面条（米粉），对街边冰室冷饮品种之多，特别是服务员数着不同形状的碟子算帐更是好奇有加。
当然也没忘记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没忘记在木制的长条凳上坐一坐，想像着当年泥腿子聆听领袖讲课时的场景。
在领略了南国大都市的繁华后，忽然想起了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便又一次挤进了如沙丁鱼罐头般的火车。
一路的煎熬不再赘叙，忘了是哪月哪日的午夜，我们坐的那趟火车终于磨蹭到了桂林。
下了火车，有专门接送串联学生的汽车停在站外，我们被拉到市内一所大学校园里（应该是今天的广西师范大学）。
接待站的人都下班休息了，极度困乏的我们只能暂时栖身在如茵的草地上休息。
夜风拂面，睡意渐起，影影绰绰看见正前方三四十米处，有一个拔地而起的巨大黑影，我以为那是一幢高楼，未加理会便睡着了。
清晨，太阳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眼前的那幢高楼竟变成了一柱孤峰，“独秀峰”三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我惊呆了，顾不得叫醒还在酣睡的同伴，一个人沿着蜿蜒曲折的三百多级石磴攀上了峰顶。
此刻，雄奇的独秀峰上只有我一个人，纵目远眺，峰林环拱，云山重迭，明澈如镜的漓江绕山而过，桂林全城尽浮于眼底。
“啊！是梦境啊，是仙境？此时身在独秀峰！”此后，我再也没去桂林的城区，再也没去独秀峰，我甚有点怕去桂林了，怕今天喧闹的桂林，打碎我记忆中诗意的桂林。
回京后听同学说，他们路过桂林时，在车站看到一张，说我正带着一帮北京学生，在桂林的大街上煽风点火，造市委的反。
同学们四处打听我的下落，结果当然很失望，因为那是条子虚乌有的假消息，也不知是谁在恶作剧。
现在想想，的确有点鬼使差。
别看我在北京是批造反的所谓“老”红卫，可在串联中，我却成了只在乎山水，从不问“革”的逍遥派。
与我的四处游荡相反，妹妹比我要激进一些，她三下重庆，声援那里的造反派，跑的地方自然比我要少一些。
父亲调侃她说：“你把重庆的马路都坐穿了。
”还说：“不要钱，白坐车这种事，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搞什么‘革’，能到各地去转一转，开拓视野，长长见识，也算有些收获。
”父亲的话对我触动非常大，此后，我不再去想什么“革”了，和同学去了除西北外的全国许多地方。
（图片说明：桂林独秀峰） 四、南下受阻11月8日，我和另外四个同学又一次离开了北京。
我们先乘火车到了旅大，次看到了浩瀚的大海，次看到了威武的军舰和军港。
没敢尝试下海游泳，因为天气太凉，只在海边拣了一些奇石彩贝。
流连了七八天后，在一个乌云压顶的傍晚，我们凭学生证领到几张免费的末等舱船票，乘海轮驶向烟台。
那是我次坐海轮，虽说男男女女拥挤在封闭的仓底，人声嘈杂，气味不佳，我和同伴们还是觉得很新鲜。
船行半夜，赶上大风大浪，说是超过了十级。
在暴怒的大海面前，轮船就像一片微不足道的树叶，忽儿被抛上浪尖，忽儿被埋入谷底。
透过舷窗，只觉得自己是在荡秋千，有种上天入水的感觉。
轮船艰难地穿行在波峰浪谷间，人在船上根本无常行走。
想去厕所，只能紧紧抓住过道边的扶手一步步蹭过去。
好在厕所的每个蹲坑边都有扶手，想方便一下还是不成问题的。
那一晚，全船80%的人都吐了，腥秽遍地，一片狼籍。
奇怪的是，我们这几个学生，在上船前一反常识，吃了个汤足饭饱，居然没人晕船呕吐。
天亮后，风浪渐渐平息，我们也平安抵达了烟台。
在这之后，我们游青岛，在海边苦等海市蜃楼未果。
逛徐州，凭吊这块古今家必争之地。
经过蚌埠到达肥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从此落下哮喘的病根。
这哮喘折腾了我好多年，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每每犯病，苦不堪言。
（照片说明：渤海轮渡老照片） 虽说革造反是当年唯此为大的事，但大串联的混乱，尤其是免费坐车，甚像北京还对串联的学生免费管吃管住，恐怕也是国家不能承受之重。
10月22日，《人民日报》借大连海运学院学生徒步来京之事发表社论：《红卫不怕远征难》。
说他们“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号召“各地的革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11月中，我的病情已有所好转，大家准备离开肥继续南下。
此时，中央发出了停止免费乘车串联的通知。
已经外出又不想徒步的学生，可以凭学生证免费领取返程车票。
我们耍了个滑头，与沪籍学生相互调换了车票，他们北上，我们南下，顺利地从肥混到了上海。
再次来到大上海，我们逛外滩，耍南京路，觉得玩够了，又想采取同样的办法继续往南边走。
我们和江西的学生换了车票，准备如法炮制去南昌。
不幸的是，在上海火车站准备登车时，我们的北方口音被精明的上海人识破。
无法南下了，不得已，又在上海滞留了一段时日。
（照片说明：上海外滩老照片） 五、开启“红色之旅”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到了12月，我们想尽办法，还是无法搞到南下的火车票。
玩心已野的我们，不甘心就这样返回北京。
我对们说：既然到处都有学生接待站，吃住不愁，咱们何不也响应号召，来个徒步行军，长征去瑞金、井冈山看看，既能开阔眼界，又能锻炼意志，何乐不为？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红色之旅”。
我们从上海出发，随身只携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三条军用薄毯。
从最初勉强走四五十里到后来走一百六十里，我们斜穿浙赣，直抵瑞金、井冈山，历时两个月，步行近三千华里，直到来年春节，才带着满身的虱子回到北京。
记得从上海出发的那天，日丽风和，沪杭铁路沿线走着许多如我们一样的队伍，少的三五人，多的十几人，有的队伍还唱着歌，打着写有“长征”字样的红旗。
大家都是从上海出发的，学生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看上去倒更像是去度假旅游。
天，我们走了不到六十里，因为兴奋，路上并没有感到疲劳，晚上到达目的地，该洗脚睡觉了，才发现所有人都成了“炮（泡）”。
按书上介绍的办法，大家先用热水泡脚，再拿缝衣针挑出浓水，重要的是不能把皮弄破，否则疼死你。
一瘸一拐的我们又走了六天，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来到了“天堂”杭州。
杭州的冬天可真冷啊，尤其是雪后，屋里屋外一个温度，真让人受不了。
这是我次来杭州，虽然季节不甚理想，没有“暖风”，但我们依然醉了。
醉于“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醉于“山外青山楼外楼”诗意。
我们几乎玩遍了杭州所有的开放景点，一住就是七八天，还真有点不想继续往前走了。
（照片说明：大串联老照片） 离开杭州，沿着美丽的富春江溯流而上。
这是一条并不很长的河流，上通新安江，下接钱塘江，流贯富阳、桐庐两县。
沿岸青山夹峙，中嵌碧流，加之众多古迹，更增添了她凝重的文化积淀，自古有“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之说。
傍晚，我们落脚在富阳县一处传统的江南民居。
民居的布局和北京的四院有点相似，四周房屋连成一体，院门开在中轴线上。
不同的是，四院是平房，我们住的民居是两层木板小楼，布局比四院更紧凑。
民居的院落不大，山墙形似马头，四周房屋围成的小院子称为天井，雨水从四面屋顶流入天井，老百姓称之为“四水归堂”。
很不习惯江南的潮气霉味，虽不是黄梅天，晚上睡觉总感觉被子湿漉漉的。
因为匆匆赶路，在途径富阳、桐庐、建德三县时，我们没有时间去凭吊那里众多的历史遗迹。
不过，对比北方冬季的萧条，行走在“天下独绝”的富春江和新安江边，那清澈澄静的江水，那翠如黛抹的峰峦，那恍如画卷的南国村舍，早已陶醉了我。
（照片说明：江南风景） 我们买了三根竹扁担，模仿当地农民的样子，挑着简单的行囊，一颠一颤走在乡间小路上。
每到宿营地，件事便是将当天经过的地名和行军里程，用小刀刻记在扁担上。
我很珍重这条记载着我们“光辉足迹”的扁担，精心保存了好几年。
遗憾的是，在我去云南后，妈妈以为那就是一根普通的扁担，把它送给农村来的亲戚了。
离开桐庐、建德后，我们到了当时全国的新安江水电站，只可惜没看到开闸放水的壮观。
不过，当我们呼哧带喘爬上一百多米高的坝顶，眺望逶迤东去的一江碧水和秀色娟然的群山，美丽的景色依然让我们大呼过瘾。
未曾预料，数十年后，新安江水库有了一个更美丽的名字---千岛湖。
（照片说明：千岛湖风光） 在我提笔记述这一段经历时，一个小山村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动。
已经记不起山村的确切地理方位了，那一夜的感动，今天回味起来，觉得颇有点诗意。
那是江南一个冷雨潇潇的夜晚，我们一步一滑行进在盘曲的山路上。
夜已深，四周万籁俱寂，多么希望能快些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结束这艰苦的行程啊。
忽然，路边出现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他拦住我们，问明了情况，便执意要我们去他家过夜。
盛情难却，加上力尽体乏，我们欣然前往。
换下湿透的行装，坐在老人那间土坯为墙，茅草为顶的不太宽敞的小屋里，老人把南方农村特有的手炉递给我们取暖，和我们攀谈起家长里短。
不久，农妇为我们做好了饭菜，那是他们自己种植的菜蔬。
老人殷勤地劝吃劝喝，声调虽高，情亦动人。
夜深人静，躺在竹床上的我久久不能入睡。
夜风吹拂着窗帘翩然翻动，我们的心也象这窗纱一样不能平静。
（照片说明：江南民居） 六、有借无还自新安江后，我们的脚板已经完全练出来了，虽然还要照顾队伍中的两个女生，但走七八十里已不在话下。
徒步行军，能走会走是头等大事，尽管沿途有许多接待站，我们也必须根据自己的体力和行军速度安排好每天的行程。
走冒了会错过接待站，保守了又浪费时间。
沿途的老乡真好，他们在接待站的墙上绘制了周边百十里的行军路线，有的接待站还油印了小地图发给串连的学生。
小地图不讲比例，只有若干简单的线条，上面标明了临近的接待站和主要村落的方位及里程，只要按图索骥就不会迷失方向。
我们走过的路大致有两类，一种是公路，另一种是乡间小路。
那时的国道、省道都还没有铺柏油，沙石路面也就勉强能错车。
公路边隔不远就有一堆沙石，经常看见有道班的工人往路面上铺撒沙石，然后再用石磙在撒了水的路面上来回碾压。
走公路比较省心，不怕迷失方向走冤枉道，偶尔有汽车呼啸而过，卷起漫天尘土，呛的行人喘不过气来。
好在那年头路上跑的汽车也少，半天不见一辆，基本上都是货车，印象中好像没看见小轿车。
最富诗意的行走当属乡间小路。
浙赣一带多丘陵，尽管时令已进数九，所经过的山，依然翠峰如簇，所遇到的水，依然清似碧玉，令我们这些看惯了北国风光的学生，不免生出一种秀色可餐的感觉。
就是在这一条条盘旋迂回的山蹊野径上，同行的女生教我学唱了俄罗斯民歌《小路》。
直到今天，每当唱起“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伸向迷雾的远方”时，我都会想起浙赣丘陵那些羊肠百转的山路。
常遇到这样的现象：在村舍间的田埂小道上，你向老乡打听去某地还要走多远，老乡会很认真地指明方向并告诉你：“还有二十里。
”你沿着他指的路走了半小时，再问碰到的老乡，他很可能还会说：“不远了，只有二十里了。
”闹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远，还要走多远。
那时的农村太过闭塞，而丘陵地带的南国乡村完全不同于北方，别说公路，连像样的大道都少有，很多人一辈子行不离乡，足不出县，囿于方圆百八十里的小圈子自给自足，距离的概念也许就淡薄了。
（照片说明：我在串联途中的留影） 解决了走的问题，吃住问题相对简单，不用我们过多操心。
长征途中的接待站大多设在乡间农村，饭菜既简单也便宜，早饭五分钱，中、晚饭一毛钱，每顿交二两粮票，基本上是清水熬白萝卜片，再加上一碗糙米饭。
我那时只习惯面食，又不喜欢吃萝卜，只好拌点菜汤扒拉几口完事。
实在饿的受不了，就买点儿农村的土制糕点解解谗。
住的条件更简陋。
大多数接待站没有床，好点儿的给张铺板，发条脏兮兮的床单和薄得不能再薄的小被子。
我们经常把接待站发的被子当褥子，垫在铺板上和衣而卧，再盖上自己带的军用毛毯。
遇到条件差的接待站，便只能睡稻草了。
徒步串联，洗澡是妄想，所有人身上无一例外都生了虱子。
难得赶上投宿早，太阳又好的日子，我们便脱了衣服捉虱子，用指甲挤衣服缝隙里的虱子卵，模样很不雅。
如果碰到接待站的铺板里有臭虫就更惨了，浑身上下被咬的大包连小包，一夜别想睡好觉。
所幸臭虫不沾身，不会一路跟随我们。
这次出门，时间大大超出了行前计划，走到江西境内时，口袋里的钱和粮票都不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前进。
如果停下来通知家里寄，来回信件怕要走半个月，太耽误时间，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借”。
向谁借？当然是向政府借。
当年，为了鼓励青年学生步行串连，政府允许学生凭学生证借钱借粮票。
只是能借到的数额有限，日后回学校也必须再寄还给原出借单位。
我们出来都没有带学生证，随身只有自己印制的所谓红卫证。
惴惴不安地前往试探，不承想还真借到了三十块钱和几十斤粮票。
坦白地说，我们是有借无还。
学校后来收到过几封外地寄来的催还粮款的信件，但没有我们的，因为在我们的红卫证上，北京石油附中被改成不在册的“首都红卫战校”，而我们自己也没记清楚借我们粮款的具体单位。
我和同行的两个男生都是新四军后代，在经过江西上饶时，特意去看了看那里的集中营遗址。
集中营是国民发动皖南事变后关押新四军的魔窟，囚禁着叶挺军长和被俘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有近200名烈士惨死在国民屠刀下。
我父亲是那场事变的幸存者。
离开上饶，我们经横峰、弋阳到达贵溪，教我唱歌的那个女生病倒了。
她的身体状况一直欠佳，能走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看来只有让她先回家了。
贵溪没有到北京的火车，我们一行放慢速度捱到鹰潭，那个女生由她妹妹陪同，两个人乘坐从厦门始发的火车返回了北京。
（照片说明：停止串联的文件） 七、不到井冈非好汉只剩下我们三个男生了，没有了任何病痛的拖累，我们甩开大步，早起晚宿，一路向南，疾步行走在江西多彩的土地上。
江西的冬天并不很冷，朗天白日下行军，秋裤被汗水打湿，黏在了腿上，走路很费体力，加上视觉的疲劳感，走几十里便感觉有点累。
为了尽快赶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经常走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脚住宿。
行军走夜路，效率是非常高的，走得最远的，我们凌晨三点多离开接待站，子夜时分才休息，在起伏的丘陵间，我们足足走了一百六十里。
行军路过一片红土丘陵，公路两旁是连绵不断的粉红色小山包，寸草不生，就像一个个刚出屉的馒头，圆咕隆咚怪好看的。
爬上山丘，会看见一条条被独轮车压出的深达两三厘米的车辙。
想像着江西老俵光着脊梁，前拉后推的情景，不禁感叹：这地方太穷了。
将到瑞金前，路过著名的大柏地。
一场新雨刚停，我们走进那个叫前村的小山村，抚摸着墙壁上清晰可见的弹孔，望着雨后的七色彩虹，吟咏着毛主席“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诗句，仿佛走进了倒流的时光。
从鹰潭到瑞金，六百五十多里路，我们只走了六天。
到达瑞金后，我们在叶坪和沙洲坝瞻仰了毛主席故居、红军烈士纪念塔、苏维埃政府旧址，还有那口刻着 “吃水不忘挖井人”石碑的水井。
在瑞金小住了几日，我们又乘汽车经于都到了赣州。
赣州虽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我却全无印象了。
四十年前的“大串联”，因年代久远，许多经过的地方和经历的事情都忘记了，只有写进诗词中的个别地点和事件记忆深刻，犹如昨日。
我们在赣州休息了几日，又辗转向着井冈山进发。
（照片说明：大雪中的井冈山） 走了没几天，前方不断传来劝阻的信息：井冈山人满为患，且气温骤降，各地朝拜的学生在山上已无处避寒、无粮可吃，军队正派直升飞机紧急调运帐篷和粮食，所有正向井冈山进发的学生不要再上山了。
紧急通知被写成大字报张贴在沿途各接待站，许多准备上山的学生闻此消息便打了退堂鼓，而我则喜形于色：现在，山下的人不敢上山，山上的人正在陆续下山，待我们几天后到达，井冈山不正是一座空山吗？ 在一场纷飞的大雪后，我们登上了井冈山。
昔日峥嵘的岩崖已是粉塑琼雕，纷华耀眼，山涧的飞瀑也变成了洁白的冰帘。
放眼望去，百里井岗似银蛇狂舞，玉龙飞腾，一派壮丽景象。
最奇的是那些被大雪压弯了腰的井冈翠竹，碗口粗的竹子被厚厚的积雪压成了倒U字形，呼啸的山风吹来，翠竹猛然挺起腰身，抖落浑身的积雪，傲然于皑皑山岭之间。
冒着盈尺的积雪，我们奋力攀上了黄洋界哨口。
但见雾气象海潮般在山谷间飘荡，低垂的白云抚拥着寒雪。
遥望群山，盘旋迂曲的山间小路、遗存的作战工事在白雪的掩盖下隐约可见。
此时此地，能不想起毛主席《西江月.井冈山》的豪迈？我们仿佛看见了在硝烟中飘舞的战旗，看见了在隆隆的炮声中逃遁的敌军。
从海拔1484米高的黄洋界下到海拔826米的茨萍，老乡指着干涸的稻田告诉我们，前些天，那里搭满了直升飞机紧急运来的帐篷，每个学生只有一条薄毛毯，数以万计的学生只能冒着严寒委屈在里面。
而眼下，井冈山已没有多少学生，我们居然被安排住进了高级宾馆，还睡上了钢丝床（即我们今天的弹簧床，只是没有现在的精美舒适），那份乐呵就甭提了。
上了井冈山，南瓜红米饭是必须吃的，算是体验一把当年老一辈革家创业的艰辛。
我上小学时曾有一篇课文，名字叫“朱德的扁担”。
因为这篇课文，我们从黄洋界下来时，还特地瞻仰了一株树皮皱纹很深的古槲树。
据说，那是毛泽东、朱德当年率领红军战士挑粮上井冈山的休息处。
1967年2月8日，除夕。
结束了难忘的“红色之旅”，我们赶在春节前回到了北京。
刚进家门，母亲就把我赶进卫生间，让我把身上穿的和带回的衣服都扔到一个大盆里。
母亲用开水烫了一遍又一遍，衣服上全是虱子。
我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洗澡了。
（照片说明：回到北京和同学在一起）
数百万青年学生在同一时间里，游走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乘车、住宿，甚连吃饭都不要钱，真可谓是，后无来者的景观。
桂林山水歌 二、逃离上海滩都说是革“大串联”，但每个人串联的目的、意图并不一样。
除了像造反团这样为私利而肆意打砸的团伙外，还真有不少革精十足，跑到各地去造反的学生，美其名曰：“煽革之风，点造反之火”。
也有人不务革正业，只想着游山玩水。
比如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打着串联旗号游山玩水的红卫。
“8.18”大会结束后，一个父亲是北京铁路医院院长的同学找到我，说搞到了几张去上海的火车票，其中还有两张卧铺票。
没有任何犹豫，我们立刻动身去了火车站。
可能是因为串联初起，多数学生还没有做好外出的准备，整趟列车上的旅客并不多，行程非常舒服。
当年从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有两组，一组是13次特快，北京站17：04分发车，次日16：２4分到达上海。
另一组是21次直快，７：59分开车，次日10：40分到达上海。
已经忘了是坐的哪趟列车，只记得两张卧铺票可以让我们几个人轮流睡一会。
在火车上坐着熬一夜，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 （图片说明：北京火车站老照片） 这是我自幼年到北京后次离京。
透过车窗远望，清澈的河流，碧绿的青纱帐，乡间土路上的牛车，水塘边赤条条的孩子，车窗外的风景宛如清雅的乡间水墨画。
列车停靠安徽符离集车站，“符离集烧鸡”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据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站台上，清一色的女售货员，统一的白色工作服和三角托盘架子，从车头到车尾一字排开，每节车厢外都有两三个摊位。
香嫩酥脆的烧鸡非常便宜，记得好像一只烧鸡是五毛钱。
这是我在串联中次，也是一次看到车站有组织地供应地方特产。
八月下旬的上海潮热难耐，我们住在一所中学里，桌子一拼，铺一条褥子就可过夜，住宿是免费的，吃饭要自己掏钱。
我们的串联没有很明确的目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想“革”。
在上海停留的日子里，除了每天走街串巷看街景，没进过一所大学，也没与当地学生有过任何接触。
习惯了北京棋子路的横平竖直，上海街巷里弄的“弯弯绕”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出门就迷路。
（图片说明：文革中的上海滩） 当时，有北京的红卫打着“南下造反团”的旗号来到上海。
对比北京的“文革”形势，红卫们不满上海“WG”运动的主动权还掌控在各级组织手中，觉得上海的民众还没发动起来，更没有造反的热情，便与上海市委曹荻秋等领导展开辩论，说上海的运动冷冷清清，上海的领导压制群众，他们想在上海北京的那一套做法。
曹荻秋也不示弱，指示要调查北京来的红卫的背景，看看有没有坏人在背后指挥。
一些上海人还在街头“围攻”了北京的红卫，凡是穿军装、说普通话的年轻人都被当成了北京来的红卫。
8月31日，大雨瓢泼，北京的一些中学生冒雨冲进上海市委大楼，与保卫市委的上海工人发生了冲突。
不断有小道消息传来，说上海工人正到处找北京学生“算帐”，还说大批北京学生正源源不断赶来增援。
我们也冒着大雨去了上海市委所在的延安西路200号，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马路也被挤得水泄不通，支持上海市委的标语贴满了马路边上的大字报栏。
我们穿的都是普通的蓝制服，也没敢多说话，人生地不熟的我们不想惹什么麻烦，看了一圈热闹后，顾不得再多去欣赏外滩的高楼大夏，一行人赶紧溜之大吉离开了上海。
曹荻秋倒台后，有大字报揭发说，那些街头与北京学生辩论和保卫市委大楼的人，都是上海市委专门组织的。
（图片说明：上海延安西路老建筑） 三、逍遥山水间第二次南下广州的串联可就不舒服喽。
火车刚从北京站开出时还不算太挤，可越往前开人越多，终于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
跟上世纪末北京高峰时段挤公共汽车差不多，人挨人，人贴人，都被挤成画片儿了。
莫说走动一下，便是想抬脚活动活动，一只脚刚提起来，再想放下去就没有空地了。
“大串联”时代，火车的拥挤程度远远超过前几年春节的民工流，其混乱也是今天的人们所不可想象的：铁路干线城市的车站，天天人头攒动，车门似乎生了锈，总也打不开，车窗是上下车最好的通道。
两个人的座位三个人坐，三个人的座位挤着五个。
不但过道、厕所挤满了学生，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躺着人，如果想从车厢的一头到另一头，只能手扶行李架，踩着坐椅的靠背上走过去。
见不到乘务员，也没有食品开水供应，凉水就咸菜是我们旅途中最好的美味。
列车走走停停，根本没有时刻表，你永远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能到达目的地。
我曾钻到座位底下铺张报纸睡过觉。
半夜三更，看着别人被挤得动弹不得，自己却能呼呼大睡，那个舒服啊，给钱也不换。
也睡过行李架，可遭罪了。
老式绿皮火车的行李架上，两个格栅间距只有一米多，根本躺不下一个人。
我本来就瘦，骨头被咯的生疼，蜷着身子勉强睡一会就得下来。
漫漫长夜过去，醒来既不能洗脸，也没法刷牙，等到列车靠站，赶紧从窗户跳下去，跑到自来水龙头前擦把脸，再把水壶灌满凉水。
赶上有卖馒头包子的，人们就像打劫一样能抢几个算几个。
到了广州，我和同伴住在暨南大学。
从未见过如此绚丽的南国风光，兴奋的我们见什么都觉得新鲜。
次惊讶地发现大米还可以磨成粉做成北方的面条（米粉），对街边冰室冷饮品种之多，特别是服务员数着不同形状的碟子算帐更是好奇有加。
当然也没忘记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没忘记在木制的长条凳上坐一坐，想像着当年泥腿子聆听领袖讲课时的场景。
在领略了南国大都市的繁华后，忽然想起了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便又一次挤进了如沙丁鱼罐头般的火车。
一路的煎熬不再赘叙，忘了是哪月哪日的午夜，我们坐的那趟火车终于磨蹭到了桂林。
下了火车，有专门接送串联学生的汽车停在站外，我们被拉到市内一所大学校园里（应该是今天的广西师范大学）。
接待站的人都下班休息了，极度困乏的我们只能暂时栖身在如茵的草地上休息。
夜风拂面，睡意渐起，影影绰绰看见正前方三四十米处，有一个拔地而起的巨大黑影，我以为那是一幢高楼，未加理会便睡着了。
清晨，太阳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眼前的那幢高楼竟变成了一柱孤峰，“独秀峰”三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我惊呆了，顾不得叫醒还在酣睡的同伴，一个人沿着蜿蜒曲折的三百多级石磴攀上了峰顶。
此刻，雄奇的独秀峰上只有我一个人，纵目远眺，峰林环拱，云山重迭，明澈如镜的漓江绕山而过，桂林全城尽浮于眼底。
“啊！是梦境啊，是仙境？此时身在独秀峰！”此后，我再也没去桂林的城区，再也没去独秀峰，我甚有点怕去桂林了，怕今天喧闹的桂林，打碎我记忆中诗意的桂林。
回京后听同学说，他们路过桂林时，在车站看到一张，说我正带着一帮北京学生，在桂林的大街上煽风点火，造市委的反。
同学们四处打听我的下落，结果当然很失望，因为那是条子虚乌有的假消息，也不知是谁在恶作剧。
现在想想，的确有点鬼使差。
别看我在北京是批造反的所谓“老”红卫，可在串联中，我却成了只在乎山水，从不问“革”的逍遥派。
与我的四处游荡相反，妹妹比我要激进一些，她三下重庆，声援那里的造反派，跑的地方自然比我要少一些。
父亲调侃她说：“你把重庆的马路都坐穿了。
”还说：“不要钱，白坐车这种事，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搞什么‘革’，能到各地去转一转，开拓视野，长长见识，也算有些收获。
”父亲的话对我触动非常大，此后，我不再去想什么“革”了，和同学去了除西北外的全国许多地方。
（图片说明：桂林独秀峰） 四、南下受阻11月8日，我和另外四个同学又一次离开了北京。
我们先乘火车到了旅大，次看到了浩瀚的大海，次看到了威武的军舰和军港。
没敢尝试下海游泳，因为天气太凉，只在海边拣了一些奇石彩贝。
流连了七八天后，在一个乌云压顶的傍晚，我们凭学生证领到几张免费的末等舱船票，乘海轮驶向烟台。
那是我次坐海轮，虽说男男女女拥挤在封闭的仓底，人声嘈杂，气味不佳，我和同伴们还是觉得很新鲜。
船行半夜，赶上大风大浪，说是超过了十级。
在暴怒的大海面前，轮船就像一片微不足道的树叶，忽儿被抛上浪尖，忽儿被埋入谷底。
透过舷窗，只觉得自己是在荡秋千，有种上天入水的感觉。
轮船艰难地穿行在波峰浪谷间，人在船上根本无常行走。
想去厕所，只能紧紧抓住过道边的扶手一步步蹭过去。
好在厕所的每个蹲坑边都有扶手，想方便一下还是不成问题的。
那一晚，全船80%的人都吐了，腥秽遍地，一片狼籍。
奇怪的是，我们这几个学生，在上船前一反常识，吃了个汤足饭饱，居然没人晕船呕吐。
天亮后，风浪渐渐平息，我们也平安抵达了烟台。
在这之后，我们游青岛，在海边苦等海市蜃楼未果。
逛徐州，凭吊这块古今家必争之地。
经过蚌埠到达肥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从此落下哮喘的病根。
这哮喘折腾了我好多年，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每每犯病，苦不堪言。
（照片说明：渤海轮渡老照片） 虽说革造反是当年唯此为大的事，但大串联的混乱，尤其是免费坐车，甚像北京还对串联的学生免费管吃管住，恐怕也是国家不能承受之重。
10月22日，《人民日报》借大连海运学院学生徒步来京之事发表社论：《红卫不怕远征难》。
说他们“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号召“各地的革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11月中，我的病情已有所好转，大家准备离开肥继续南下。
此时，中央发出了停止免费乘车串联的通知。
已经外出又不想徒步的学生，可以凭学生证免费领取返程车票。
我们耍了个滑头，与沪籍学生相互调换了车票，他们北上，我们南下，顺利地从肥混到了上海。
再次来到大上海，我们逛外滩，耍南京路，觉得玩够了，又想采取同样的办法继续往南边走。
我们和江西的学生换了车票，准备如法炮制去南昌。
不幸的是，在上海火车站准备登车时，我们的北方口音被精明的上海人识破。
无法南下了，不得已，又在上海滞留了一段时日。
（照片说明：上海外滩老照片） 五、开启“红色之旅”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到了12月，我们想尽办法，还是无法搞到南下的火车票。
玩心已野的我们，不甘心就这样返回北京。
我对们说：既然到处都有学生接待站，吃住不愁，咱们何不也响应号召，来个徒步行军，长征去瑞金、井冈山看看，既能开阔眼界，又能锻炼意志，何乐不为？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红色之旅”。
我们从上海出发，随身只携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三条军用薄毯。
从最初勉强走四五十里到后来走一百六十里，我们斜穿浙赣，直抵瑞金、井冈山，历时两个月，步行近三千华里，直到来年春节，才带着满身的虱子回到北京。
记得从上海出发的那天，日丽风和，沪杭铁路沿线走着许多如我们一样的队伍，少的三五人，多的十几人，有的队伍还唱着歌，打着写有“长征”字样的红旗。
大家都是从上海出发的，学生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看上去倒更像是去度假旅游。
天，我们走了不到六十里，因为兴奋，路上并没有感到疲劳，晚上到达目的地，该洗脚睡觉了，才发现所有人都成了“炮（泡）”。
按书上介绍的办法，大家先用热水泡脚，再拿缝衣针挑出浓水，重要的是不能把皮弄破，否则疼死你。
一瘸一拐的我们又走了六天，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来到了“天堂”杭州。
杭州的冬天可真冷啊，尤其是雪后，屋里屋外一个温度，真让人受不了。
这是我次来杭州，虽然季节不甚理想，没有“暖风”，但我们依然醉了。
醉于“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醉于“山外青山楼外楼”诗意。
我们几乎玩遍了杭州所有的开放景点，一住就是七八天，还真有点不想继续往前走了。
（照片说明：大串联老照片） 离开杭州，沿着美丽的富春江溯流而上。
这是一条并不很长的河流，上通新安江，下接钱塘江，流贯富阳、桐庐两县。
沿岸青山夹峙，中嵌碧流，加之众多古迹，更增添了她凝重的文化积淀，自古有“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之说。
傍晚，我们落脚在富阳县一处传统的江南民居。
民居的布局和北京的四院有点相似，四周房屋连成一体，院门开在中轴线上。
不同的是，四院是平房，我们住的民居是两层木板小楼，布局比四院更紧凑。
民居的院落不大，山墙形似马头，四周房屋围成的小院子称为天井，雨水从四面屋顶流入天井，老百姓称之为“四水归堂”。
很不习惯江南的潮气霉味，虽不是黄梅天，晚上睡觉总感觉被子湿漉漉的。
因为匆匆赶路，在途径富阳、桐庐、建德三县时，我们没有时间去凭吊那里众多的历史遗迹。
不过，对比北方冬季的萧条，行走在“天下独绝”的富春江和新安江边，那清澈澄静的江水，那翠如黛抹的峰峦，那恍如画卷的南国村舍，早已陶醉了我。
（照片说明：江南风景） 我们买了三根竹扁担，模仿当地农民的样子，挑着简单的行囊，一颠一颤走在乡间小路上。
每到宿营地，件事便是将当天经过的地名和行军里程，用小刀刻记在扁担上。
我很珍重这条记载着我们“光辉足迹”的扁担，精心保存了好几年。
遗憾的是，在我去云南后，妈妈以为那就是一根普通的扁担，把它送给农村来的亲戚了。
离开桐庐、建德后，我们到了当时全国的新安江水电站，只可惜没看到开闸放水的壮观。
不过，当我们呼哧带喘爬上一百多米高的坝顶，眺望逶迤东去的一江碧水和秀色娟然的群山，美丽的景色依然让我们大呼过瘾。
未曾预料，数十年后，新安江水库有了一个更美丽的名字---千岛湖。
（照片说明：千岛湖风光） 在我提笔记述这一段经历时，一个小山村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动。
已经记不起山村的确切地理方位了，那一夜的感动，今天回味起来，觉得颇有点诗意。
那是江南一个冷雨潇潇的夜晚，我们一步一滑行进在盘曲的山路上。
夜已深，四周万籁俱寂，多么希望能快些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结束这艰苦的行程啊。
忽然，路边出现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他拦住我们，问明了情况，便执意要我们去他家过夜。
盛情难却，加上力尽体乏，我们欣然前往。
换下湿透的行装，坐在老人那间土坯为墙，茅草为顶的不太宽敞的小屋里，老人把南方农村特有的手炉递给我们取暖，和我们攀谈起家长里短。
不久，农妇为我们做好了饭菜，那是他们自己种植的菜蔬。
老人殷勤地劝吃劝喝，声调虽高，情亦动人。
夜深人静，躺在竹床上的我久久不能入睡。
夜风吹拂着窗帘翩然翻动，我们的心也象这窗纱一样不能平静。
（照片说明：江南民居） 六、有借无还自新安江后，我们的脚板已经完全练出来了，虽然还要照顾队伍中的两个女生，但走七八十里已不在话下。
徒步行军，能走会走是头等大事，尽管沿途有许多接待站，我们也必须根据自己的体力和行军速度安排好每天的行程。
走冒了会错过接待站，保守了又浪费时间。
沿途的老乡真好，他们在接待站的墙上绘制了周边百十里的行军路线，有的接待站还油印了小地图发给串连的学生。
小地图不讲比例，只有若干简单的线条，上面标明了临近的接待站和主要村落的方位及里程，只要按图索骥就不会迷失方向。
我们走过的路大致有两类，一种是公路，另一种是乡间小路。
那时的国道、省道都还没有铺柏油，沙石路面也就勉强能错车。
公路边隔不远就有一堆沙石，经常看见有道班的工人往路面上铺撒沙石，然后再用石磙在撒了水的路面上来回碾压。
走公路比较省心，不怕迷失方向走冤枉道，偶尔有汽车呼啸而过，卷起漫天尘土，呛的行人喘不过气来。
好在那年头路上跑的汽车也少，半天不见一辆，基本上都是货车，印象中好像没看见小轿车。
最富诗意的行走当属乡间小路。
浙赣一带多丘陵，尽管时令已进数九，所经过的山，依然翠峰如簇，所遇到的水，依然清似碧玉，令我们这些看惯了北国风光的学生，不免生出一种秀色可餐的感觉。
就是在这一条条盘旋迂回的山蹊野径上，同行的女生教我学唱了俄罗斯民歌《小路》。
直到今天，每当唱起“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伸向迷雾的远方”时，我都会想起浙赣丘陵那些羊肠百转的山路。
常遇到这样的现象：在村舍间的田埂小道上，你向老乡打听去某地还要走多远，老乡会很认真地指明方向并告诉你：“还有二十里。
”你沿着他指的路走了半小时，再问碰到的老乡，他很可能还会说：“不远了，只有二十里了。
”闹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远，还要走多远。
那时的农村太过闭塞，而丘陵地带的南国乡村完全不同于北方，别说公路，连像样的大道都少有，很多人一辈子行不离乡，足不出县，囿于方圆百八十里的小圈子自给自足，距离的概念也许就淡薄了。
（照片说明：我在串联途中的留影） 解决了走的问题，吃住问题相对简单，不用我们过多操心。
长征途中的接待站大多设在乡间农村，饭菜既简单也便宜，早饭五分钱，中、晚饭一毛钱，每顿交二两粮票，基本上是清水熬白萝卜片，再加上一碗糙米饭。
我那时只习惯面食，又不喜欢吃萝卜，只好拌点菜汤扒拉几口完事。
实在饿的受不了，就买点儿农村的土制糕点解解谗。
住的条件更简陋。
大多数接待站没有床，好点儿的给张铺板，发条脏兮兮的床单和薄得不能再薄的小被子。
我们经常把接待站发的被子当褥子，垫在铺板上和衣而卧，再盖上自己带的军用毛毯。
遇到条件差的接待站，便只能睡稻草了。
徒步串联，洗澡是妄想，所有人身上无一例外都生了虱子。
难得赶上投宿早，太阳又好的日子，我们便脱了衣服捉虱子，用指甲挤衣服缝隙里的虱子卵，模样很不雅。
如果碰到接待站的铺板里有臭虫就更惨了，浑身上下被咬的大包连小包，一夜别想睡好觉。
所幸臭虫不沾身，不会一路跟随我们。
这次出门，时间大大超出了行前计划，走到江西境内时，口袋里的钱和粮票都不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前进。
如果停下来通知家里寄，来回信件怕要走半个月，太耽误时间，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借”。
向谁借？当然是向政府借。
当年，为了鼓励青年学生步行串连，政府允许学生凭学生证借钱借粮票。
只是能借到的数额有限，日后回学校也必须再寄还给原出借单位。
我们出来都没有带学生证，随身只有自己印制的所谓红卫证。
惴惴不安地前往试探，不承想还真借到了三十块钱和几十斤粮票。
坦白地说，我们是有借无还。
学校后来收到过几封外地寄来的催还粮款的信件，但没有我们的，因为在我们的红卫证上，北京石油附中被改成不在册的“首都红卫战校”，而我们自己也没记清楚借我们粮款的具体单位。
我和同行的两个男生都是新四军后代，在经过江西上饶时，特意去看了看那里的集中营遗址。
集中营是国民发动皖南事变后关押新四军的魔窟，囚禁着叶挺军长和被俘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有近200名烈士惨死在国民屠刀下。
我父亲是那场事变的幸存者。
离开上饶，我们经横峰、弋阳到达贵溪，教我唱歌的那个女生病倒了。
她的身体状况一直欠佳，能走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看来只有让她先回家了。
贵溪没有到北京的火车，我们一行放慢速度捱到鹰潭，那个女生由她妹妹陪同，两个人乘坐从厦门始发的火车返回了北京。
（照片说明：停止串联的文件） 七、不到井冈非好汉只剩下我们三个男生了，没有了任何病痛的拖累，我们甩开大步，早起晚宿，一路向南，疾步行走在江西多彩的土地上。
江西的冬天并不很冷，朗天白日下行军，秋裤被汗水打湿，黏在了腿上，走路很费体力，加上视觉的疲劳感，走几十里便感觉有点累。
为了尽快赶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经常走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脚住宿。
行军走夜路，效率是非常高的，走得最远的，我们凌晨三点多离开接待站，子夜时分才休息，在起伏的丘陵间，我们足足走了一百六十里。
行军路过一片红土丘陵，公路两旁是连绵不断的粉红色小山包，寸草不生，就像一个个刚出屉的馒头，圆咕隆咚怪好看的。
爬上山丘，会看见一条条被独轮车压出的深达两三厘米的车辙。
想像着江西老俵光着脊梁，前拉后推的情景，不禁感叹：这地方太穷了。
将到瑞金前，路过著名的大柏地。
一场新雨刚停，我们走进那个叫前村的小山村，抚摸着墙壁上清晰可见的弹孔，望着雨后的七色彩虹，吟咏着毛主席“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诗句，仿佛走进了倒流的时光。
从鹰潭到瑞金，六百五十多里路，我们只走了六天。
到达瑞金后，我们在叶坪和沙洲坝瞻仰了毛主席故居、红军烈士纪念塔、苏维埃政府旧址，还有那口刻着 “吃水不忘挖井人”石碑的水井。
在瑞金小住了几日，我们又乘汽车经于都到了赣州。
赣州虽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我却全无印象了。
四十年前的“大串联”，因年代久远，许多经过的地方和经历的事情都忘记了，只有写进诗词中的个别地点和事件记忆深刻，犹如昨日。
我们在赣州休息了几日，又辗转向着井冈山进发。
（照片说明：大雪中的井冈山） 走了没几天，前方不断传来劝阻的信息：井冈山人满为患，且气温骤降，各地朝拜的学生在山上已无处避寒、无粮可吃，军队正派直升飞机紧急调运帐篷和粮食，所有正向井冈山进发的学生不要再上山了。
紧急通知被写成大字报张贴在沿途各接待站，许多准备上山的学生闻此消息便打了退堂鼓，而我则喜形于色：现在，山下的人不敢上山，山上的人正在陆续下山，待我们几天后到达，井冈山不正是一座空山吗？ 在一场纷飞的大雪后，我们登上了井冈山。
昔日峥嵘的岩崖已是粉塑琼雕，纷华耀眼，山涧的飞瀑也变成了洁白的冰帘。
放眼望去，百里井岗似银蛇狂舞，玉龙飞腾，一派壮丽景象。
最奇的是那些被大雪压弯了腰的井冈翠竹，碗口粗的竹子被厚厚的积雪压成了倒U字形，呼啸的山风吹来，翠竹猛然挺起腰身，抖落浑身的积雪，傲然于皑皑山岭之间。
冒着盈尺的积雪，我们奋力攀上了黄洋界哨口。
但见雾气象海潮般在山谷间飘荡，低垂的白云抚拥着寒雪。
遥望群山，盘旋迂曲的山间小路、遗存的作战工事在白雪的掩盖下隐约可见。
此时此地，能不想起毛主席《西江月.井冈山》的豪迈？我们仿佛看见了在硝烟中飘舞的战旗，看见了在隆隆的炮声中逃遁的敌军。
从海拔1484米高的黄洋界下到海拔826米的茨萍，老乡指着干涸的稻田告诉我们，前些天，那里搭满了直升飞机紧急运来的帐篷，每个学生只有一条薄毛毯，数以万计的学生只能冒着严寒委屈在里面。
而眼下，井冈山已没有多少学生，我们居然被安排住进了高级宾馆，还睡上了钢丝床（即我们今天的弹簧床，只是没有现在的精美舒适），那份乐呵就甭提了。
上了井冈山，南瓜红米饭是必须吃的，算是体验一把当年老一辈革家创业的艰辛。
我上小学时曾有一篇课文，名字叫“朱德的扁担”。
因为这篇课文，我们从黄洋界下来时，还特地瞻仰了一株树皮皱纹很深的古槲树。
据说，那是毛泽东、朱德当年率领红军战士挑粮上井冈山的休息处。
1967年2月8日，除夕。
结束了难忘的“红色之旅”，我们赶在春节前回到了北京。
刚进家门，母亲就把我赶进卫生间，让我把身上穿的和带回的衣服都扔到一个大盆里。
母亲用开水烫了一遍又一遍，衣服上全是虱子。
我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洗澡了。
（照片说明：回到北京和同学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