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自赞》原文及解析
1年前 (2024-04-22)
李贽《自赞》原文及解析南宫元竹 李贽简介（1） 自赞明代李贽散文《自赞》是一篇文言文，作者是明代李贽。
作品名称：自赞创作年代：明代作品出处：《焚书》文学体裁：文言文作者：李贽作品原文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
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
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
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
动与物迕，口与心违。
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
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若居士，其可乎哉！[1] 作者简介（2）李贽（1527年～1602年），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赘，号宏甫，又号卓吾，又别号温陵曙上等。
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不应会试。
历任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
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
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死在狱中。
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
[2][3]参考资料[1] 李贽．焚书-续焚书．岳麓书社，1990年[2] 刘青文主编．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北京教育出版社，2013.05：451[3] 斗南编著．历史文化常识全知道：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01：398-399 李敖评李贽，及李贽《自赞》2010-12-23 22:44阅读：1,973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写道：“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en.George Patton），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
”李贽自述 李贽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在《自赞》一文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个性： 李贽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
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
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
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
动与物迕，口与心违。
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
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若居士，其可乎哉！（选自《自赞》） 关于落发为僧，在《与曾继泉》一文中，李贽写道：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
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
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选自《与曾继泉》） 坦然入狱： 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
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
（《系中八绝·其一》） 遗言：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六尺即止。
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即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
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
” 奇人李贽：一位有洁癖、反潮流的“职业作家”（节选）韦力2018-07-26 17:21本文原题《李贽：天生龙湖，以待卓吾》，摘自《觅文记》，韦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
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李贽是个奇人，从他在世到他去世后的三百年里，始终处在被夸和被骂之间，他的思想被正统者视之为异端，即使是思想开放人物，也同样对他贬斥有加，比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纪晓岚以及到近代的章太炎等，都以李贽的观念为非，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有人夸就有人赞，比如他的好友焦竑就认为：“（李贽）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这等高尚的评价，蔡尚思先生还认为不足，其在《李贽思想体系——汉后一位反旧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一文中称：“我却认为他实应当坐圣人席，在君主专制时，他是比孔子还要难能可贵的。
”李贽遭到那么多的骂名，那么，他是怎样看自己的呢？他曾写过一篇《自赞》：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
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
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
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
动与物迕，口与心违。
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
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若居士，其可乎哉！徐朔方、孙秋克认为李贽的《自赞》“这篇奇文，可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媲美”。
（《明代文学史》）李贽在该文中剖析了自己性格，同时也直言自己的历史观与他人不同，徐、孙认为李贽的这篇《自赞》是“以反语为自己画像”，不知这算不算一种自嘲精。
……李贽的主要思想观念就是他的《童心说》。
关于何为“童心”？他有大段的解释，于此不再啰嗦，但是他把这种观念用在了文学思想上。
李贽的《童心说》中有这样的段落：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
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李贽的这些话都说得通俗明了，他认为没必要去泥古，因为历史的风气本来就在转变。
那既然如此，应该如何作诗呢？李贽在《读律肤说》中这样认为：“淡则无味，直则无情。
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伤而易弱。
欲浅不得，欲深不得。
拘于律则为律所制，是诗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是诗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夺伦。
”他认为作诗用不着被格律束缚，但完全不讲格律又不能称之为诗，他把辩证法应用在了写诗的方上。
更有意思的是，李贽把历史上的大诗人分成“狂者”和“狷者”两类，我引用其中一段如下：“李谪仙、王摩诘，诗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诗人之狷也。
韩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
汉氏两司马，一在前可称狂，一在后可称狷。
狂者不轨于道，而狷者几圣矣。
”李贽还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分为了两类，他认为苏轼是“狂者”，而苏辙是“狷者”。
这种分法确实奇特。
李贽特别夸赞杜甫，他认为杜甫有真性情，并且说杜甫的人格比其诗更好。
当年李贽在杜陵池畔写过《南池二首》：济漯相将日暮时，此地乃有杜陵池。
三春花鸟犹堪赏，千古文章只自知。
水入南池读古碑，任城为客此何时。
从前祗为作诗苦，留得惊人杜甫诗。
李贽把杜甫的诗视之为千古文章，并且以“惊人”来形容杜甫的诗作，可见其对杜甫是何等的夸赞。
同时他还认为古人中只有谢灵运、李白和苏轼能够称为“风流人物”，他在《藏书·苏轼》中写道：“古今风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晋有东山，本无几也。
必如三子，始可称人龙，始可称国士，始可称万夫之雄。
用之则为虎，措国家于磐石；不用则为祥麟，为威凤。
天下后世，但有悲伤感叹悔不与之同时者耳。
孰谓风流容易耶？”他把这三人称之为“人中龙”。
虽然李贽在性格上极其反叛，但他却是位视书如的人，他把自己的读书观写成了一篇《读书乐》：天生龙湖，以待卓吾。
天生卓吾，乃在龙湖。
龙湖卓吾，其乐何如。
四时读书，不知其余。
读书伊何，会我者多。
一与心会，自笑自歌。
歌吟不已，继以呼呵。
恸哭呼呵，涕泗滂沱。
歌匪无因，书中有人。
我观其人，实获我心。
哭匪无因，空潭无人。
未见其人，实劳我心。
弃置莫读，束之高屋。
怡性养，辍歌送哭。
何必读书，然后为乐。
乍闻此言，若悯不谷。
束书不观，吾何以欢。
怡性养，正在此间。
世界何窄，方册何宽。
千圣万贤，与公何冤。
有身无家，有首无发。
死者是身，朽者是骨。
此独不朽，愿与偕殁。
倚啸丛中，声震林鹘。
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李贽说他天生就是个读书人，除了读书不知道还能够干什么，因为读书乃是与古人交谈，他能为之哭，也能为之笑。
有人问他何必如此，劝他应当快乐地享受这个世界，用不着去苦读书。
李却认为这些古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著作，才得以不朽。
相比于他的文学作品，他对古书的评点其实更受后世瞩目，比如左东岭先生在《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一书中说：“认真地讲，李贽在文学成就上最为世所重者是其文学批评而非其文学创作。
他的文学批评又以其强烈的主观性为主要特色。
他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乃自适自娱。
”这段话既概括了李贽的文学最高成就，同时也点评了他的文学批评特色。
那李贽为什么特别喜欢评点古书呢？他在《寄京友书》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每开看便自欢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今已无底本矣，千万交付深有来还我！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
”李贽特别喜爱的古人之一，就是东坡，他对东坡的文集有过许多批点，每次翻看时，都会心生欢喜，他在信中明确说，评点是为了自娱自乐，并非是评给他人看。
但尽管这样，他还是认定自己的评点能够传之后世，影响他人。
少是他的所评之书，都会拿给好友焦竑看，比如他所评点的《东坡文集》，就曾出示给焦竑，焦看过之后大为赞赏：“故先生（指苏轼）之文，学者未尽读，即读而弗知其味，犹弗读也。
卓吾先生乃诠择什一，并为点定，见者忻然传诵，争先得之为幸。
大若李光弼一入汾阳之军，而旌旗壁垒，无不改色，此又一快也。
”（焦竑《坡仙集卷首》）焦竑说，对于东坡的这些文章，有些人并没有认真地读，即使有人读，也没有品味出真正的主旨，这样跟没读区别不大，而李贽对该书做了评点，从此让读东坡书的人终于懂得文中所想表达的思想，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明代周晖在《金陵琐事》卷一中说：“（李贽）常云：‘宇宙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
’余谓：‘《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较弘博。
’卓吾曰：‘不如献吉之古。
’”周晖记载，李贽常说天下有五大名著，分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诗集、苏东坡的文集、施耐庵的《水浒传》以及明代李梦阳的诗文集，将此并称为“五大”，颇为奇特。
周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建议将李梦阳的文集换成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因为他觉得该书所包含的内容比李梦阳的诗文集更为“弘博”。
但李贽没有接受周的建议，他认为王世贞的文章不如李梦阳更有古风。
且不管李贽的观念是否正确，但这代表了他的好恶观。
对于苏轼，李贽一向倾慕，他在《复焦弱侯》一书中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
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
”李认为东坡的文章可以惊天地动鬼，然而世上的人只会夸东坡文章写得好，其实人们不知道，东坡写文章只是个业余爱好，李贽认为只有顶天立地的人物才能写出来永垂不朽的文章，由此可知，他认为文章好的前提是人品好。
同样，他对杨慎的夸赞，也是本着这样的观念：“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之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况后人哉！”（《焚书》卷五《杨升庵集》）站在李贽的视角，既然少有人有东坡那样的人品和经历，那当然也不可能写出东坡那样的奇文，如此说来，那后世的人还能不能写文章呢？李贽认为当然可以，但要能写出好文章来，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他在《二十分识》一文列明了这些条件：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
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
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
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
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
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
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对于李贽的这段话，左东岭在其专著中予以了这样的解读：“李贽在此强调的是才、胆、识缺一不可。
有才无胆，则怯弱不敢行事，此犹上所言缺乏狂傲之气与独立精者，一生总不能成就任何事情，则亦空有其才而无所用；有胆无才，则更可能导致其胡行乱为。
但仅有才与胆而无识则尤不可，盖才与胆皆因识见高超方能充实。
但仅有才与胆则亦无才与胆。
”由这段话可知，李贽强调要能写出好文章，必须要具备才、胆、识。
既然有这样的素质要求，那李贽自己是否做到了呢？他在该书中继续写道：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
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
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
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这段话表达出了李贽少有的谦虚，他说自己的胆是五分，才是三分，但见识却是二十分，他说这样的才、胆、识在处世时仅仅是能够免祸，如果从参禅学道这个角度来论，他重新给自己打分就是：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
他说自己在这方面不敢跟释迦牟尼相比。
对于写文章，他却十分地自信，二十分为他每一项评价的满分，而李在这里竟然将此三项都给了满分，可见他对自己的文章有着何等的自信。
李贽的评点之文确实是和他人不同，比如他所喜爱的《水浒传》，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竟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
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
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
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在乎？在水浒。
此传之所为发愤矣。
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用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这段话简直像一篇文章，他认为无论是皇上还是宰相，也不管是军政大人还是地方官员，人人都要读《水浒》，为什么呢？因为《水浒》的主旨就是讲“忠义”二字，如果国君读了《水浒》，那忠义就来到了君旁，宰相读了《水浒》，忠义就进了朝廷，以此类推，谁读了《水浒》，谁就具备了忠义。
他的这个观点可谓发前人所未发，以袁中道在《跋李氏遗书》中评价说：“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
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
”少，袁中道认为，李贽乃是当今的苏东坡，但中道又称，李贽的才与趣虽然比不上东坡，但他的见识和胆量却超过了东坡。
作品名称：自赞创作年代：明代作品出处：《焚书》文学体裁：文言文作者：李贽作品原文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
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
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
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
动与物迕，口与心违。
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
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若居士，其可乎哉！[1] 作者简介（2）李贽（1527年～1602年），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赘，号宏甫，又号卓吾，又别号温陵曙上等。
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不应会试。
历任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
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
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死在狱中。
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
[2][3]参考资料[1] 李贽．焚书-续焚书．岳麓书社，1990年[2] 刘青文主编．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北京教育出版社，2013.05：451[3] 斗南编著．历史文化常识全知道：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01：398-399 李敖评李贽，及李贽《自赞》2010-12-23 22:44阅读：1,973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写道：“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en.George Patton），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
”李贽自述 李贽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在《自赞》一文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个性： 李贽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
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
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
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
动与物迕，口与心违。
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
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若居士，其可乎哉！（选自《自赞》） 关于落发为僧，在《与曾继泉》一文中，李贽写道：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
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
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选自《与曾继泉》） 坦然入狱： 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
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
（《系中八绝·其一》） 遗言：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六尺即止。
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即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
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
” 奇人李贽：一位有洁癖、反潮流的“职业作家”（节选）韦力2018-07-26 17:21本文原题《李贽：天生龙湖，以待卓吾》，摘自《觅文记》，韦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
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李贽是个奇人，从他在世到他去世后的三百年里，始终处在被夸和被骂之间，他的思想被正统者视之为异端，即使是思想开放人物，也同样对他贬斥有加，比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纪晓岚以及到近代的章太炎等，都以李贽的观念为非，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有人夸就有人赞，比如他的好友焦竑就认为：“（李贽）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这等高尚的评价，蔡尚思先生还认为不足，其在《李贽思想体系——汉后一位反旧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一文中称：“我却认为他实应当坐圣人席，在君主专制时，他是比孔子还要难能可贵的。
”李贽遭到那么多的骂名，那么，他是怎样看自己的呢？他曾写过一篇《自赞》：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
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
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
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
动与物迕，口与心违。
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
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若居士，其可乎哉！徐朔方、孙秋克认为李贽的《自赞》“这篇奇文，可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媲美”。
（《明代文学史》）李贽在该文中剖析了自己性格，同时也直言自己的历史观与他人不同，徐、孙认为李贽的这篇《自赞》是“以反语为自己画像”，不知这算不算一种自嘲精。
……李贽的主要思想观念就是他的《童心说》。
关于何为“童心”？他有大段的解释，于此不再啰嗦，但是他把这种观念用在了文学思想上。
李贽的《童心说》中有这样的段落：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
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李贽的这些话都说得通俗明了，他认为没必要去泥古，因为历史的风气本来就在转变。
那既然如此，应该如何作诗呢？李贽在《读律肤说》中这样认为：“淡则无味，直则无情。
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伤而易弱。
欲浅不得，欲深不得。
拘于律则为律所制，是诗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是诗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夺伦。
”他认为作诗用不着被格律束缚，但完全不讲格律又不能称之为诗，他把辩证法应用在了写诗的方上。
更有意思的是，李贽把历史上的大诗人分成“狂者”和“狷者”两类，我引用其中一段如下：“李谪仙、王摩诘，诗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诗人之狷也。
韩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
汉氏两司马，一在前可称狂，一在后可称狷。
狂者不轨于道，而狷者几圣矣。
”李贽还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分为了两类，他认为苏轼是“狂者”，而苏辙是“狷者”。
这种分法确实奇特。
李贽特别夸赞杜甫，他认为杜甫有真性情，并且说杜甫的人格比其诗更好。
当年李贽在杜陵池畔写过《南池二首》：济漯相将日暮时，此地乃有杜陵池。
三春花鸟犹堪赏，千古文章只自知。
水入南池读古碑，任城为客此何时。
从前祗为作诗苦，留得惊人杜甫诗。
李贽把杜甫的诗视之为千古文章，并且以“惊人”来形容杜甫的诗作，可见其对杜甫是何等的夸赞。
同时他还认为古人中只有谢灵运、李白和苏轼能够称为“风流人物”，他在《藏书·苏轼》中写道：“古今风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晋有东山，本无几也。
必如三子，始可称人龙，始可称国士，始可称万夫之雄。
用之则为虎，措国家于磐石；不用则为祥麟，为威凤。
天下后世，但有悲伤感叹悔不与之同时者耳。
孰谓风流容易耶？”他把这三人称之为“人中龙”。
虽然李贽在性格上极其反叛，但他却是位视书如的人，他把自己的读书观写成了一篇《读书乐》：天生龙湖，以待卓吾。
天生卓吾，乃在龙湖。
龙湖卓吾，其乐何如。
四时读书，不知其余。
读书伊何，会我者多。
一与心会，自笑自歌。
歌吟不已，继以呼呵。
恸哭呼呵，涕泗滂沱。
歌匪无因，书中有人。
我观其人，实获我心。
哭匪无因，空潭无人。
未见其人，实劳我心。
弃置莫读，束之高屋。
怡性养，辍歌送哭。
何必读书，然后为乐。
乍闻此言，若悯不谷。
束书不观，吾何以欢。
怡性养，正在此间。
世界何窄，方册何宽。
千圣万贤，与公何冤。
有身无家，有首无发。
死者是身，朽者是骨。
此独不朽，愿与偕殁。
倚啸丛中，声震林鹘。
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李贽说他天生就是个读书人，除了读书不知道还能够干什么，因为读书乃是与古人交谈，他能为之哭，也能为之笑。
有人问他何必如此，劝他应当快乐地享受这个世界，用不着去苦读书。
李却认为这些古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著作，才得以不朽。
相比于他的文学作品，他对古书的评点其实更受后世瞩目，比如左东岭先生在《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一书中说：“认真地讲，李贽在文学成就上最为世所重者是其文学批评而非其文学创作。
他的文学批评又以其强烈的主观性为主要特色。
他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乃自适自娱。
”这段话既概括了李贽的文学最高成就，同时也点评了他的文学批评特色。
那李贽为什么特别喜欢评点古书呢？他在《寄京友书》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每开看便自欢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今已无底本矣，千万交付深有来还我！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
”李贽特别喜爱的古人之一，就是东坡，他对东坡的文集有过许多批点，每次翻看时，都会心生欢喜，他在信中明确说，评点是为了自娱自乐，并非是评给他人看。
但尽管这样，他还是认定自己的评点能够传之后世，影响他人。
少是他的所评之书，都会拿给好友焦竑看，比如他所评点的《东坡文集》，就曾出示给焦竑，焦看过之后大为赞赏：“故先生（指苏轼）之文，学者未尽读，即读而弗知其味，犹弗读也。
卓吾先生乃诠择什一，并为点定，见者忻然传诵，争先得之为幸。
大若李光弼一入汾阳之军，而旌旗壁垒，无不改色，此又一快也。
”（焦竑《坡仙集卷首》）焦竑说，对于东坡的这些文章，有些人并没有认真地读，即使有人读，也没有品味出真正的主旨，这样跟没读区别不大，而李贽对该书做了评点，从此让读东坡书的人终于懂得文中所想表达的思想，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明代周晖在《金陵琐事》卷一中说：“（李贽）常云：‘宇宙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
’余谓：‘《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较弘博。
’卓吾曰：‘不如献吉之古。
’”周晖记载，李贽常说天下有五大名著，分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诗集、苏东坡的文集、施耐庵的《水浒传》以及明代李梦阳的诗文集，将此并称为“五大”，颇为奇特。
周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建议将李梦阳的文集换成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因为他觉得该书所包含的内容比李梦阳的诗文集更为“弘博”。
但李贽没有接受周的建议，他认为王世贞的文章不如李梦阳更有古风。
且不管李贽的观念是否正确，但这代表了他的好恶观。
对于苏轼，李贽一向倾慕，他在《复焦弱侯》一书中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
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
”李认为东坡的文章可以惊天地动鬼，然而世上的人只会夸东坡文章写得好，其实人们不知道，东坡写文章只是个业余爱好，李贽认为只有顶天立地的人物才能写出来永垂不朽的文章，由此可知，他认为文章好的前提是人品好。
同样，他对杨慎的夸赞，也是本着这样的观念：“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之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况后人哉！”（《焚书》卷五《杨升庵集》）站在李贽的视角，既然少有人有东坡那样的人品和经历，那当然也不可能写出东坡那样的奇文，如此说来，那后世的人还能不能写文章呢？李贽认为当然可以，但要能写出好文章来，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他在《二十分识》一文列明了这些条件：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
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
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
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
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
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
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对于李贽的这段话，左东岭在其专著中予以了这样的解读：“李贽在此强调的是才、胆、识缺一不可。
有才无胆，则怯弱不敢行事，此犹上所言缺乏狂傲之气与独立精者，一生总不能成就任何事情，则亦空有其才而无所用；有胆无才，则更可能导致其胡行乱为。
但仅有才与胆而无识则尤不可，盖才与胆皆因识见高超方能充实。
但仅有才与胆则亦无才与胆。
”由这段话可知，李贽强调要能写出好文章，必须要具备才、胆、识。
既然有这样的素质要求，那李贽自己是否做到了呢？他在该书中继续写道：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
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
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
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这段话表达出了李贽少有的谦虚，他说自己的胆是五分，才是三分，但见识却是二十分，他说这样的才、胆、识在处世时仅仅是能够免祸，如果从参禅学道这个角度来论，他重新给自己打分就是：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
他说自己在这方面不敢跟释迦牟尼相比。
对于写文章，他却十分地自信，二十分为他每一项评价的满分，而李在这里竟然将此三项都给了满分，可见他对自己的文章有着何等的自信。
李贽的评点之文确实是和他人不同，比如他所喜爱的《水浒传》，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竟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
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
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
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在乎？在水浒。
此传之所为发愤矣。
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用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这段话简直像一篇文章，他认为无论是皇上还是宰相，也不管是军政大人还是地方官员，人人都要读《水浒》，为什么呢？因为《水浒》的主旨就是讲“忠义”二字，如果国君读了《水浒》，那忠义就来到了君旁，宰相读了《水浒》，忠义就进了朝廷，以此类推，谁读了《水浒》，谁就具备了忠义。
他的这个观点可谓发前人所未发，以袁中道在《跋李氏遗书》中评价说：“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
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
”少，袁中道认为，李贽乃是当今的苏东坡，但中道又称，李贽的才与趣虽然比不上东坡，但他的见识和胆量却超过了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