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遗址公园
7个月前 (04-21)
元大都遗址公园风其漂女 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是在元朝的首都大都土城遗址上建造起来，西起海淀区学院南路明光村附近，向北到黄亭子，折向东经马甸、祁家豁子直到朝阳区芍药居附近，大体与地铁10号线北段重。
马甸附近土城墙高12.5米、宽31米。
元大都城是元世祖忽必烈用18年时间建成。
大都城的城墙共2.8万余米，用土夯筑而成。
元大都城的兴建，选址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外，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础。
它的规划设计继承了我国历代都城建设的传统。
元大都城垣的最北部分，在明初北墙南移时，遗存城外，俗称土城。
元大都遗址作为北京城市文明发展的见证和实物遗存，是研究北京城址变迁的重要实迹，对于北京市文化历史的探源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遗址于1957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朝阳和海淀段依托文物，将绿地改造成公园，建园后被名为"元大都（土城）城垣遗址公园"。
全长9公里，是北京市城区内的带状公园，集历史遗迹保护、改善生态环境、休闲游览于一体。
在黄亭子恢复了旧时"燕京八景"之一 "蓟门烟树"景区，并建元代武士雕像。
沿墙有小月河，园内多植洋槐、松树，毛白杨和核桃树等树木。
"龙泽鱼跃"景区湿地园面积达17000多平方米，是城区内面积的人工湿地，种有千屈菜、睡莲、菖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游人置身其中，可感受到郊野风光的自然情趣。
沿河岸可以步行浏览自然风光，的确是闹市中的一个好去处。
朝阳段共分为九大景区。
元城新象、大都鼎盛、龙泽鱼跃为三个一级景区，双都巡幸、四海宾朋、海棠花溪、生辉、水街华灯、角楼古韵等为六个二级景区，成为京城中一座"以人为本、以绿为体、以水为线、以史为魂、平灾结"的现代城市遗址公园。
海淀区共建设蓟草芬菲、紫薇入画、银波得月、大都建典、水关新意、鞍疆盛世等八个景区，面积约18公顷，成为市民喜爱的一处休闲健身的好场所。
这两块碑均为明天启年间立，也是2003年左右，元大都遗址公园集中整修时迁移过来的，是从朝外大街原天仙护国祐圣延寿宫移来的。
“敕建天仙护国佑圣延寿宫”石碑一度被疑为东顶或东坝天仙庙旧物。
后来偶然查到1947年7月21日北平市《1947年第二次寺庙总登记》表天仙宫条：位于朝外大街290号，东岳庙住持张吉荫兼任住持，建于明代天启年间，原名天仙护国佑圣延寿宫，俗称天仙宫。
再查朝外天仙宫，豁然开朗，民国时归东岳庙管理的天仙宫，占地三亩二分四，殿房五十五间，泥胎像四十二尊，石碑两座，殿房外余房租赁补助东岳庙需用。
说明敕建天仙护国佑圣延寿宫在清代即已俗称为天仙宫，而且从道教全真派演变为正一派执掌。
延寿宫石碑、石匾的移存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事，当与朝外大街改扩建相一致，有东岳庙山门的拆毁为证。
元大都城垣遗址碑记 元大都城的兴建，选址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外，遂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础。
它的规划设计继承了我国历代都城建设的优良传统。
明朝继续加以发展，北京遂成为封建社会时期都城的杰出典型，设计思想明朗，主题突出，具有高度艺术水平，在上享有盛誉。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又加以改造和扩建，于是北京城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首都，开始呈现出其特有的新风貌。
元大都城垣的最北部分，在明初北墙南移时，遗存城外，俗称土城。
土城西壁有肃清门遗址，旧有楼馆废墟，又有双阜壁立，树木葱茏，呜禽回翔，富有郊野风光。
早自明永乐年间，即有“蓟门烟树”之称，为京师八景之一。
清乾隆帝又就近题碑刻石。
其实，早在金中都时，已有“燕京八景”，《元一统志》所载“蓟门飞雨”即是其一。
按金中都城原是在古代蓟城旧址上扩建而成，而蓟门一词，又源自蓟城。
蓟城之得名，迄今已历三千余年。
大都鼎盛 景区位于路和樱花园西街之间。
如今路的位置就是元大都安贞门所在地。
为了强调安贞门的历史地位，在路两侧各耸立了八根元土城石柱，分别反映元朝在军事、经济、科技、印刷、建筑、宗教、艺术和手工艺等方面成就，把穿行其间的游客自然的带入雄浑、肃穆的古代气氛之中。
大都鼎盛”景区是整个元大都遗址公园靓点的一个景区。
景区内气势恢弘，震撼力的“大都鼎盛”组雕，配以骏马、石羊、木亭等园林小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在世人眼前，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元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特点和杰出成就，表现出粗犷豪迈的草原文化特色，展现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和北京悠久凝重的历史文化。
大都鼎盛”组雕是北京市的室外组雕，与元大都遗址公园海淀段的"大都建典"遥相呼应，展现了一幅完整的、统一的元帝国"鼎盛"和"建设场景"的历史画卷。
组雕群以其体量、形式和土城的统一协调而使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成为一座大型“露天艺术博物馆”。
“大都鼎盛”组雕位于一个大台地上，组雕共十九个人物，除忽必烈、徹伯尔皇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中国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尼泊尔建筑师及雕塑家阿尼哥等代表性人物外，还有文官、武将、指挥官、宗教人士和一些外国的使节、朝拜者和各国演奏歌舞的艺术家等。
一面总长达80米的烧陶壁画——“大都鼎盛”，反映的是大都的皇城、内城的面貌和经济文化、物质交流及公主出嫁的盛大场面。
壁画上绘有天文学家郭守敬、文学家关汉卿等元代历史人物，群臣、歌女，成群的马队、浩荡的牛队，刻画出元世祖忽必烈出征或巡视时千军万马的气势和雄风，以及元代开国和江山稳固的历史背景。
生辉景区东侧，小月河北岸，接近路的地方，有两通龟趺螭首石碑。
两碑均额篆“诰封”，是清康熙年间光禄大夫金布的诰封碑及其父宋郭托的诰封碑，两碑均立于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是2003年左右迁移过来的，原位于大屯乡白庙村东南铁路附近（白庙村原有三块石碑，还有一块《诰封农泰碑》，现存于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
最东侧是小月河穿过安贞路的水闸。
水闸上面建有廊桥。
元代的商业极为繁荣，国内和国外贸易都很发达。
其时对外贸易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欧各国大规模开展。
元时丝绸之路，从今甘肃敦煌沿天山南北路往西延伸。
又增加了经里海以北抵达黑海北岸的钦差道。
灭南宋后，海道贸易逐渐在元代对外贸易中占据主要位置。
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唐。
不过，宋代海外贸易比起元朝又逊色得多。
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个，而于元代达到了140多个。
青花瓷雕塑，青花瓷生产于唐代，兴盛于元代。
元青花大改传统瓷器含蓄内敛风格，以鲜明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简明的。
以其大气豪迈气概和艺术原创精，将青花绘画艺术推向顶峰，确立了后世青花瓷的繁荣与长久不衰。
元代景德镇陶工在继承唐宋制瓷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弥补了形体上工艺粗糙的不足，使元青花更精美。
其时青花瓷器烧制技术的成功应用，在中国瓷器生产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景区位于京昌高速公路和北太平庄路之间的一段遗址内。
这条沿城墙的河流被称为小月河，它为清河的支流，源自德胜门外关厢，经马甸清河镇入清河，长10.25公里，是随着元大都的兴建，由人工渠与自然冲积沟形成的一条古河道，今，已静静流淌了几个朝代。
水关新意 元大都建城前有周密的规划，先建给排水系统。
文献记载有七条泄水渠，在城垣北部发现有三处泄水水关，位于海淀区花园路口东南角的水关是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对研究元大都排水系统工程有重要意义。
该景区本着对文物既保护又要展示的原则，除将遗址周围环境重新整理外，通过溪流的形式使水关与公园水系统产生密切联系，并由此形成一个遗址展示的景观区。
水关遗址仅存一座涵洞。
当年元大都的积水，就是从这个涵洞流入，穿过城垣，排出城外。
从北面的涵洞口流出，排入小月河。
土城水关遗址南面，竖有一块石碑，上面是徐萍芳题写的“元大都北城垣水关遗址”。
徐苹芳是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还发表过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保护的意见。
水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条件，城市给排水系统，是一个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
排水系统是城市的生线，也是城市安全与繁荣的根基所在，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关键。
因而下水道也被称为城市的血脉，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保证生活的便利、城市的清洁，排水系统就必不可少。
城市里人烟集中，建筑林立，每日产生的生活污水，来自大自然的雨水、雪水，倘若不能及时排放，城市就可能变成泽国。
元大都的选址避开了仍保存唐代街坊形式的金中都，平地起建，全面谋划，成为开放式街巷制城市规划的典范。
就排水系统而言，其规划设计与排水设施的铺设和城市的整体规划与建设同步。
元大都城内的河湖水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由高粱河、海子（积水潭）、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一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
大都城的建设中，不仅充分利用自然河流开渠引水，而且修建了完善的排水系统，明渠与暗沟相结。
依北高南低的地势，大都城的南北主干道两侧，都有排水干渠，沟渠两旁还有东西向的暗沟，上边与一座座的砖砌渗井相连通，引胡同内的雨水排入干渠。
1970年，考古工作者在今西四十字路口北侧地下，发现了元代南北主干大街的排水渠。
它是用青石条砌筑的明渠，宽1米、深1.65米。
在通过平则门大街路口(今阜内大街)顶部覆盖石条，渠内石壁上发现有“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石匠刘三”凿刻的字迹。
“致和”是元泰定帝的称号，这一题记可能是当时的工匠——刘三在修复石渠中留下的。
这条水渠在元大都城建成之后经过修建完善，在通过平则门内大街(今阜成门内大街)时，顶部覆以石条。
考古工作者在元大都城东、西城墙的北段和北城墙西段发现3处向城外泄水的涵洞。
这里就是是北城墙西端的泄水涵洞，是保存得最好的一个。
涵洞的底部和两壁以石板铺砌，接缝处勾抹白灰，并平打了很多铁锭。
涵洞顶部用砖起券呈拱形，中部装置着一排铁栅栏。
整个涵洞的做法，与《营造法式》所记“卷辇水窗”的工艺完全一致。
大都建典 元世祖忽必烈于1267年“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都，以为天下本”。
1271年正式建国号"大元"。
第二年，现北京城被定为元之大都，从此元大都就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帝都。
"大都建典"以花岗岩雕塑群和高温釉陶瓷壁画来体现元帝国首都初建的磅礴气势和以中华优秀文化来立宪、施政的成果。
反映了大都建成时的庆典盛况。
大都建典雕塑以佩有经络、鲜花等装饰的四头大象开道，象背宝座上是威严的忽必烈，身边还有显示其彪悍的金钱豹。
文官，武将，法师，使节等排列在两侧，甚有社禝栋梁之感。
下部为显示元之气蕴的大都市宫殿，学府，教堂，民居建筑基石的造型。
大都建典雕塑西侧，立有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刘秉忠的塑像，他的身后，是一幅用粗陶制作的大都城貌图。
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是"一代成宪"的开国元勋刘秉忠。
他的设计体现了儒家思想，其尤邃于"易"，整个营建过程都是他的"经画指授"下进行的。
刘秉忠(1216～1274年)，今河北邢台人，初名侃，秉忠是元世祖忽必烈赐给他的名字。
秉忠少时为僧，自号藏春散人。
由于他学问渊博，尤其精通易经及邵氏经世书，对天文、地理、历法等无不精通，因此深受忽必烈的赏识。
当忽必烈还在蒙古高原的时候，刘秉忠已是他手下的谋臣。
他曾奉忽必烈之选址建造开平城(在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元中统四年(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
又过了四年，即元元四年(1267年)刘秉忠受忽必烈之筑中都城，随后改称大都城。
关于这件事，《元史》本传上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元)四年又刘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
八年(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
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这就是说，不但大都城是刘秉忠主持建造的，连元朝的国号以及开国的典章制度也是出自刘秉忠的建议。
《续资治通鉴》中还记载：“景定四年(即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春正月，蒙古刘秉忠请定都于燕，蒙古主从之。
”按这个说法，连忽必烈决心定都北京，也是与刘秉忠的主张分不开的。
元大都的建成，除了刘秉忠的功绩之外，还要归功于胼手胝足的劳动人民，其中包括当时许多有丰富建筑经验的能工巧匠。
为了建设这座规模宏伟的大城，征发了全国各地以亚洲一些国家的各种行业的工匠。
当时，在大都设有名目繁多的专门工场，如大木局、小木局、车局、铜局、采石局，等等。
只是这些建设者的名字很难见诸史册，他们的事迹也多已无考。
现在从《元史》以外的零星记述里，倒发现了几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们是积极参与了大都城的营建，并且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他们有"图山川形式，城郭经纬，经营制作之方"的趙秉温，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雋，以及"每自出新意，天巧层出，人莫能及"的曲阳石工雕刻艺术家杨琼。
大都城的建设也引进了外族的建筑技巧和形式，使用的人才中有大食人也黑迭儿为工匠总管，"受任劳勋,夙夜不遑。
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
尼泊尔建筑师，雕塑家阿尼哥主持修建了大圣寿万安寺塔，是元大都城的重要标志。
银波得月和紫薇入画 以小月河为界，南岸为银波得月，斜对面的北岸为紫薇入画。
元大都护城河宽窄不一，深浅不一，沿河而下，柳绿花红，歌舞升平。
"银波得月"景区以史料为依据，将河道局部加宽，与两岸建筑物相呼应。
力求自然野趣，重点突出水景特色，以多种风格的景观，生动的再现了元大都护城河的风貌。
紫薇入画是元大都遗址公园中以名花"紫薇"为主题的景区，沿着甬道两侧，随坡就势植有大片各色紫薇树林。
每到紫薇花盛开时节，在色彩斑斓的花海中，蜂蝶纷飞，枝叶摇曳，花香飘溢，颇具风清徐弄影的山野风趣。
在炎夏百花收敛之际，唯有紫薇繁花竟放，紫薇树干古朴光洁，有“风轻徐弄影”之风趣。
紫薇花朵繁茂，花色艳而丰富，故有“紫薇开最久，烂熳十旬期，夏日逾秋序，新花继故枝”的赞诗。
蓟门烟树 元大都城垣遗址在海淀区的学知桥由“东西”方向折转为“南北”方向，从桥向南约三百米即为"燕京八景"其中的一景"蓟门烟树"景区。
这里现在新修了一段城垣，一座城门。
而蓟门烟树碑就高踞在城门北侧的城垣之上。
早年这里还有一座碑亭，亭顶铺设琉璃瓦，俗称黄亭子。
如今黄亭子早已无存，只留下地名。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此处又建设了一座立交桥，名为蓟门桥，建设了一片住宅区，名为蓟门里，附近还有蓟门饭店，以及蓟门旅馆、蓟门商店等，好像给人一种感觉，此处就是古代蓟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北京是著名古都，早在商、周、秦、汉、隋、唐时代，就有燕蓟之称，又有蓟城、蓟州、蓟县、蓟门、蓟北等称谓，但是据文献考证，不论是蓟城、蓟州，还是蓟县，都没有一座城门叫蓟门。
蓟门烟树所在的这里，是元大都城垣遗址，但是元大都也没有一座城门叫”蓟门“。
元大都外城(大城)北面只有两座城门，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其余三面各有三座城门。
东面的三座城门，自北而南依次为光熙门、崇仁门(相当于今东直门)、齐化门(相当于今朝阳门)；西面的三座城门自北而南依次为肃清门、和义门(相当于今西直门)、平则门(相当于今阜成门)；南面三门，正中者称丽正门，东为文明门，西为顺承门。
此处之所以阴差阳错，成为人们印象里的古蓟门，完全拜乾隆皇帝所赐。
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喜欢吟诗作乐，寻幽访胜。
相传有一次他在读古诗时，偶然对诗句中的“蓟门”一词产生了兴趣。
他向侍读大臣发问：“蓟门在哪儿”侍读大臣对此一无所知，但又不敢说不知道。
于是敷衍而笼统地回答道：“在古城。
”这位“真龙天子”非常认真，一定要去古城寻找蓟门。
不过北京古城很多，到哪里去找呢？——若去延庆的古城得走二百里，去房山的古城得走一百里，去石景山的古城得走五十里。
只有一处古城最近，在德胜门外，距皇宫不过十里左右。
于是大队人马簇拥着皇上出德胜门，奔西北方向走去。
此处古城，是用土夯实而成的，俗称土城。
说来也巧，乾隆皇帝顺着土城果然发现了一座古城门，他非常得意，认为此门就是蓟门。
登城远望，绿树成荫，犹如一片林海烟云，好一派幽静而自然的景色。
他诗兴大发，人拿笔来，即席而作： “十里轻扬烟霭浮，蓟门指点认荒丘。
”并立了一通石碑题写了“蓟门烟树”四个大字。
从此，蓟门便有了准地儿，由法定此处就是蓟门。
从西面的一个小月亮门进入可登上蓟门烟树碑。
前面那个乾隆寻找“蓟门烟树”的传说，说他和侍读大臣像没头苍蝇一般，乱打乱撞，找到了此处景观。
其实不然。
因为，元明以来，很多人都把这里当做蓟门旧址，并记载于书籍、文稿。
永乐年间翰林学士胡广等人辑《燕台八景图》，将金章宗“燕京八景”中“蓟门飞雨”改为“蓟门烟树”。
《燕台八景图》中题曰：“蓟门在旧城西北隅，门外旧有楼馆，雕栏画栋，凌空缥缈，游人行旅，往来其中，多有赋咏，今并废，而门犹存二土阜，树木蓊然，苍苍蔚蔚，晴烟浮空，四时不改，故曰蓟门烟树。
” 明万历朝举人沈榜，在宛平知县任上时，留心时事，搜集掌故，写出《宛署杂记》一书。
该书第四卷“古迹”一章，开头写的就是蓟丘。
书中云：“蓟丘在德胜门外五里西北隅，即古蓟门也。
旧有楼台并废，止存二土阜，旁多树木，翳郁苍翠，为京师八景之一，名曰蓟门烟树”。
万历二十二年（1594），蒋一癸从广西应诏来京，任京师西城指挥使。
他在任职之余，“遐搜广讨，童好老笃，有疑必识，是处咨询，车辙所到，必以耆老访古迹遗文”。
他写出《长安客话》一书，其中“古蓟门”一条写道：“京师古蓟地，以蓟草多得名。
武王封尧后于蓟，秦汉署蓟县，后魏于蓟立燕都，并此地”。
接下来他便依沈榜之说：“今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为古蓟门遗址，亦曰蓟丘”。
写到这里，他又觉得没有把握，便又注释说：“一统志，在旧燕城南西北隅”。
从蒋氏记述看来，他对沈榜所说有疑，在文中用“相传”和注释表明自已的疑问。
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的《大兴县志》也云：“大兴之先，於秦为蓟县，以城西北隅蓟丘也”。
于是，到了清乾隆十六年（1751），在次金川战役胜利后，乾隆帝心中大喜，御书“北京八景”，改“玉泉垂虹”为“玉泉趵突”，改“西山积雪”为“西山晴雪”，蓟门烟树则仍旧，皆勒石，又制小序并诗。
正是明代这些不负责任的文人误导了康熙皇帝，使他最终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把“蓟门烟树”这个景观，定位在现在的位置。
城垣怀古 “城垣怀古”景点位于元大都城的肃清门，就是今天明光桥的位置，它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西南起点，两座现代化的高架桥把遗址夹在中间，元大都土城墙到此处就被掩埋在喧闹的都市中。
在学院南路与西土城路交会处，小月河南端，今天尚存一段40米长的月牙形土山，是元大都肃清门瓮城遗址。
南面城垣断面上，有万里同志题写的“元大都城垣遗址”。
元代大都城呈东西长、南北短的矩形布局，东西城墙长7400米，南北城墙长6650米，共辟十一门，南、东、西三面各有三门，北面二门。
肃清门就是西面三门中的最北边的那座城门。
明洪武元年，徐达经理元大都，缩其城之北五里。
废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仍旧寻，改崇仁曰东直，和义曰西直，安贞曰，健德曰德胜。
城墙最北部分在明初北墙南移时，遗存城外，肃清门和光熙门也就淡出人们的视线。
“肃清门外春草青……髙下不断如连屏……沟深路狭雪泥在，缓控瘦马仍竛竮。
” 元吴师道《三月十八日张仲举赵伯器吴伯尚王元肃同游西山玉泉遂书山》一诗，描述了当年肃清门外春寒料峭，文人士子西出肃清门，踏青西山的情景。
元朝的统治虽然不过一百多年，但是围绕着最高统治权的争夺始终不断，经过拖雷系和窝阔台系的争夺，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拖雷系。
元中后期，拖雷系之间的争夺就成了蒙古统治权争夺的主题，权臣拥立在皇位继承中发挥着显著影响，而“文宗之立，由雅克特穆尔（燕铁木儿）之力”。
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十日，泰定帝驾崩于上都，泰定朝的权相在上都拥立皇太子即位，是为元天顺帝。
留守大都握有权的武宗旧臣、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等人发动蓄谋已久的政变，奉元武宗之子图帖睦尔即位，是为元文宗。
上都与大都的帝位之争逐渐演变成波及全国的“两都之战”。
面对上都大军对大都地区形成四面进攻的态势, 燕铁木儿富于谋略，勇决善战，集中精，往来奔驰救援，各个击溃，保卫了大都的安全, 两都之战最终以燕铁木儿等人拥戴的文宗获胜告终。
屠寄《蒙兀儿史记》：“燕铁木儿凯旋入自肃清门，都人聚观，汗召见，劳功赐宴兴圣殿”。
宋濂《元史》记：燕铁木儿“是日凯旋入自肃清门，都人罗拜马首，以谢更生之惠……帝大悦，赐燕兴圣殿尽欢而罢，赐太平王黄金印，并降制书及赐玉盘龙衣珠衣、宝珠金腰带等物”。
肃清门见证了燕铁木儿的辉煌，自此，燕铁木儿权势日盛，军、政、监察大权尽握其手。
由此说来，肃清门还是一座凯旋门呐！ 古城新趣 元代所建城墙，大多采用我国传统的构筑技术，用土分层夯筑。
土城为梯形，底阔上窄，底、高、顶的比例为3：2：1，大都城墙的尺度大致为底宽24米、高16米、顶宽8米。
我国明朝以前，城墙全部都是用土夯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叫做“土城”。
为什么不用砖呢，难道明朝之前还没有发明砖吗？当然不是，从陕西出土的文物看，早在西周中后期已经有了砖。
作为元大都的王城，其城墙为什么没有用砖呢？ 对这个问题，专家们大致有三种解读：一是在我国早期城垣建设中，用夯土筑城墙早已成为习惯，所有城池都是这样建造的；二是当时的砖大多为空心砖，用这样的砖筑城墙抗打击能力并不强；三是为了节俭，城墙用土筑，城门用砖筑，可以节约大量开支。
我倒是认为，修建夯土城墙，应该是综考虑了上面种和第三种因素的结果。
第二点有些说不通，空心砖再不抗打击，也比夯土要结实吧。
土墙虽然没有砖墙结实，但是因为在夯土中使用了“永定柱”（竖柱）和“絍木”（横木），即我国传统的板筑技术，大大加强了土墙的坚固程度和承载能力。
而且尽量加大了城墙的收分，基座宽、高和顶宽的比例达到3:2:1，使土墙更加稳固坚实。
完全可以起到能阻止敌的进击，抵抗冷器如刀、枪、箭等的袭击的目的。
目前的元大都城垣遗址，是800多年前修筑的，明代舍弃后又荒废了500多年，今仍存有几米高的土丘，难道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从节省的角度来看，使用夯土筑墙，其理由也是十分明显的。
夯土可以就地取材，而且施工简便，长达数公里的城墙若使用砖砌墙，那么在制砖技术并不高超的元代，成本是相当高的，在百废待兴的元朝初创时期，夯土城墙实在也是明智之举。
但使用夯土筑墙的缺点也是不言而喻的。
夯土容易被人为破坏，而且不耐风雨剥蚀，天长日久会自行坍倒。
于是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巨变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北土城的城墙已然变成了一条长达数公里的三米五米高的延绵土丘，全然不见当年蜿蜒巍峨的城垣的威严。
再加之土坡两侧树木茂盛和草地的掩蔽，漫步在城垣遗址，很难感受到其昔日的辉煌英姿了。
马面（敌台、墩台、墙台）是冷器时代城墙必有之物，城墙每隔一定的距离就设置一座突出的矩形墩台，以利防守者从侧面攻击来袭敌人，这种称为敌台的城防设施，又因它的平面有半圆形的，外观狭长如马面，故俗名“马面”。
马面的使用是为了在战斗中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城下的敌人。
它的一般宽度为 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
按照宋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的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
”在使用冷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
马甸附近土城墙高12.5米、宽31米。
元大都城是元世祖忽必烈用18年时间建成。
大都城的城墙共2.8万余米，用土夯筑而成。
元大都城的兴建，选址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外，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础。
它的规划设计继承了我国历代都城建设的传统。
元大都城垣的最北部分，在明初北墙南移时，遗存城外，俗称土城。
元大都遗址作为北京城市文明发展的见证和实物遗存，是研究北京城址变迁的重要实迹，对于北京市文化历史的探源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遗址于1957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朝阳和海淀段依托文物，将绿地改造成公园，建园后被名为"元大都（土城）城垣遗址公园"。
全长9公里，是北京市城区内的带状公园，集历史遗迹保护、改善生态环境、休闲游览于一体。
在黄亭子恢复了旧时"燕京八景"之一 "蓟门烟树"景区，并建元代武士雕像。
沿墙有小月河，园内多植洋槐、松树，毛白杨和核桃树等树木。
"龙泽鱼跃"景区湿地园面积达17000多平方米，是城区内面积的人工湿地，种有千屈菜、睡莲、菖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游人置身其中，可感受到郊野风光的自然情趣。
沿河岸可以步行浏览自然风光，的确是闹市中的一个好去处。
朝阳段共分为九大景区。
元城新象、大都鼎盛、龙泽鱼跃为三个一级景区，双都巡幸、四海宾朋、海棠花溪、生辉、水街华灯、角楼古韵等为六个二级景区，成为京城中一座"以人为本、以绿为体、以水为线、以史为魂、平灾结"的现代城市遗址公园。
海淀区共建设蓟草芬菲、紫薇入画、银波得月、大都建典、水关新意、鞍疆盛世等八个景区，面积约18公顷，成为市民喜爱的一处休闲健身的好场所。
这两块碑均为明天启年间立，也是2003年左右，元大都遗址公园集中整修时迁移过来的，是从朝外大街原天仙护国祐圣延寿宫移来的。
“敕建天仙护国佑圣延寿宫”石碑一度被疑为东顶或东坝天仙庙旧物。
后来偶然查到1947年7月21日北平市《1947年第二次寺庙总登记》表天仙宫条：位于朝外大街290号，东岳庙住持张吉荫兼任住持，建于明代天启年间，原名天仙护国佑圣延寿宫，俗称天仙宫。
再查朝外天仙宫，豁然开朗，民国时归东岳庙管理的天仙宫，占地三亩二分四，殿房五十五间，泥胎像四十二尊，石碑两座，殿房外余房租赁补助东岳庙需用。
说明敕建天仙护国佑圣延寿宫在清代即已俗称为天仙宫，而且从道教全真派演变为正一派执掌。
延寿宫石碑、石匾的移存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事，当与朝外大街改扩建相一致，有东岳庙山门的拆毁为证。
元大都城垣遗址碑记 元大都城的兴建，选址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外，遂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础。
它的规划设计继承了我国历代都城建设的优良传统。
明朝继续加以发展，北京遂成为封建社会时期都城的杰出典型，设计思想明朗，主题突出，具有高度艺术水平，在上享有盛誉。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又加以改造和扩建，于是北京城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首都，开始呈现出其特有的新风貌。
元大都城垣的最北部分，在明初北墙南移时，遗存城外，俗称土城。
土城西壁有肃清门遗址，旧有楼馆废墟，又有双阜壁立，树木葱茏，呜禽回翔，富有郊野风光。
早自明永乐年间，即有“蓟门烟树”之称，为京师八景之一。
清乾隆帝又就近题碑刻石。
其实，早在金中都时，已有“燕京八景”，《元一统志》所载“蓟门飞雨”即是其一。
按金中都城原是在古代蓟城旧址上扩建而成，而蓟门一词，又源自蓟城。
蓟城之得名，迄今已历三千余年。
大都鼎盛 景区位于路和樱花园西街之间。
如今路的位置就是元大都安贞门所在地。
为了强调安贞门的历史地位，在路两侧各耸立了八根元土城石柱，分别反映元朝在军事、经济、科技、印刷、建筑、宗教、艺术和手工艺等方面成就，把穿行其间的游客自然的带入雄浑、肃穆的古代气氛之中。
大都鼎盛”景区是整个元大都遗址公园靓点的一个景区。
景区内气势恢弘，震撼力的“大都鼎盛”组雕，配以骏马、石羊、木亭等园林小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在世人眼前，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元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特点和杰出成就，表现出粗犷豪迈的草原文化特色，展现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和北京悠久凝重的历史文化。
大都鼎盛”组雕是北京市的室外组雕，与元大都遗址公园海淀段的"大都建典"遥相呼应，展现了一幅完整的、统一的元帝国"鼎盛"和"建设场景"的历史画卷。
组雕群以其体量、形式和土城的统一协调而使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成为一座大型“露天艺术博物馆”。
“大都鼎盛”组雕位于一个大台地上，组雕共十九个人物，除忽必烈、徹伯尔皇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中国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尼泊尔建筑师及雕塑家阿尼哥等代表性人物外，还有文官、武将、指挥官、宗教人士和一些外国的使节、朝拜者和各国演奏歌舞的艺术家等。
一面总长达80米的烧陶壁画——“大都鼎盛”，反映的是大都的皇城、内城的面貌和经济文化、物质交流及公主出嫁的盛大场面。
壁画上绘有天文学家郭守敬、文学家关汉卿等元代历史人物，群臣、歌女，成群的马队、浩荡的牛队，刻画出元世祖忽必烈出征或巡视时千军万马的气势和雄风，以及元代开国和江山稳固的历史背景。
生辉景区东侧，小月河北岸，接近路的地方，有两通龟趺螭首石碑。
两碑均额篆“诰封”，是清康熙年间光禄大夫金布的诰封碑及其父宋郭托的诰封碑，两碑均立于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是2003年左右迁移过来的，原位于大屯乡白庙村东南铁路附近（白庙村原有三块石碑，还有一块《诰封农泰碑》，现存于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
最东侧是小月河穿过安贞路的水闸。
水闸上面建有廊桥。
元代的商业极为繁荣，国内和国外贸易都很发达。
其时对外贸易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欧各国大规模开展。
元时丝绸之路，从今甘肃敦煌沿天山南北路往西延伸。
又增加了经里海以北抵达黑海北岸的钦差道。
灭南宋后，海道贸易逐渐在元代对外贸易中占据主要位置。
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唐。
不过，宋代海外贸易比起元朝又逊色得多。
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个，而于元代达到了140多个。
青花瓷雕塑，青花瓷生产于唐代，兴盛于元代。
元青花大改传统瓷器含蓄内敛风格，以鲜明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简明的。
以其大气豪迈气概和艺术原创精，将青花绘画艺术推向顶峰，确立了后世青花瓷的繁荣与长久不衰。
元代景德镇陶工在继承唐宋制瓷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弥补了形体上工艺粗糙的不足，使元青花更精美。
其时青花瓷器烧制技术的成功应用，在中国瓷器生产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景区位于京昌高速公路和北太平庄路之间的一段遗址内。
这条沿城墙的河流被称为小月河，它为清河的支流，源自德胜门外关厢，经马甸清河镇入清河，长10.25公里，是随着元大都的兴建，由人工渠与自然冲积沟形成的一条古河道，今，已静静流淌了几个朝代。
水关新意 元大都建城前有周密的规划，先建给排水系统。
文献记载有七条泄水渠，在城垣北部发现有三处泄水水关，位于海淀区花园路口东南角的水关是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对研究元大都排水系统工程有重要意义。
该景区本着对文物既保护又要展示的原则，除将遗址周围环境重新整理外，通过溪流的形式使水关与公园水系统产生密切联系，并由此形成一个遗址展示的景观区。
水关遗址仅存一座涵洞。
当年元大都的积水，就是从这个涵洞流入，穿过城垣，排出城外。
从北面的涵洞口流出，排入小月河。
土城水关遗址南面，竖有一块石碑，上面是徐萍芳题写的“元大都北城垣水关遗址”。
徐苹芳是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还发表过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保护的意见。
水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条件，城市给排水系统，是一个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
排水系统是城市的生线，也是城市安全与繁荣的根基所在，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关键。
因而下水道也被称为城市的血脉，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保证生活的便利、城市的清洁，排水系统就必不可少。
城市里人烟集中，建筑林立，每日产生的生活污水，来自大自然的雨水、雪水，倘若不能及时排放，城市就可能变成泽国。
元大都的选址避开了仍保存唐代街坊形式的金中都，平地起建，全面谋划，成为开放式街巷制城市规划的典范。
就排水系统而言，其规划设计与排水设施的铺设和城市的整体规划与建设同步。
元大都城内的河湖水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由高粱河、海子（积水潭）、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一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
大都城的建设中，不仅充分利用自然河流开渠引水，而且修建了完善的排水系统，明渠与暗沟相结。
依北高南低的地势，大都城的南北主干道两侧，都有排水干渠，沟渠两旁还有东西向的暗沟，上边与一座座的砖砌渗井相连通，引胡同内的雨水排入干渠。
1970年，考古工作者在今西四十字路口北侧地下，发现了元代南北主干大街的排水渠。
它是用青石条砌筑的明渠，宽1米、深1.65米。
在通过平则门大街路口(今阜内大街)顶部覆盖石条，渠内石壁上发现有“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石匠刘三”凿刻的字迹。
“致和”是元泰定帝的称号，这一题记可能是当时的工匠——刘三在修复石渠中留下的。
这条水渠在元大都城建成之后经过修建完善，在通过平则门内大街(今阜成门内大街)时，顶部覆以石条。
考古工作者在元大都城东、西城墙的北段和北城墙西段发现3处向城外泄水的涵洞。
这里就是是北城墙西端的泄水涵洞，是保存得最好的一个。
涵洞的底部和两壁以石板铺砌，接缝处勾抹白灰，并平打了很多铁锭。
涵洞顶部用砖起券呈拱形，中部装置着一排铁栅栏。
整个涵洞的做法，与《营造法式》所记“卷辇水窗”的工艺完全一致。
大都建典 元世祖忽必烈于1267年“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都，以为天下本”。
1271年正式建国号"大元"。
第二年，现北京城被定为元之大都，从此元大都就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帝都。
"大都建典"以花岗岩雕塑群和高温釉陶瓷壁画来体现元帝国首都初建的磅礴气势和以中华优秀文化来立宪、施政的成果。
反映了大都建成时的庆典盛况。
大都建典雕塑以佩有经络、鲜花等装饰的四头大象开道，象背宝座上是威严的忽必烈，身边还有显示其彪悍的金钱豹。
文官，武将，法师，使节等排列在两侧，甚有社禝栋梁之感。
下部为显示元之气蕴的大都市宫殿，学府，教堂，民居建筑基石的造型。
大都建典雕塑西侧，立有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刘秉忠的塑像，他的身后，是一幅用粗陶制作的大都城貌图。
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是"一代成宪"的开国元勋刘秉忠。
他的设计体现了儒家思想，其尤邃于"易"，整个营建过程都是他的"经画指授"下进行的。
刘秉忠(1216～1274年)，今河北邢台人，初名侃，秉忠是元世祖忽必烈赐给他的名字。
秉忠少时为僧，自号藏春散人。
由于他学问渊博，尤其精通易经及邵氏经世书，对天文、地理、历法等无不精通，因此深受忽必烈的赏识。
当忽必烈还在蒙古高原的时候，刘秉忠已是他手下的谋臣。
他曾奉忽必烈之选址建造开平城(在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元中统四年(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
又过了四年，即元元四年(1267年)刘秉忠受忽必烈之筑中都城，随后改称大都城。
关于这件事，《元史》本传上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元)四年又刘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
八年(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
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这就是说，不但大都城是刘秉忠主持建造的，连元朝的国号以及开国的典章制度也是出自刘秉忠的建议。
《续资治通鉴》中还记载：“景定四年(即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春正月，蒙古刘秉忠请定都于燕，蒙古主从之。
”按这个说法，连忽必烈决心定都北京，也是与刘秉忠的主张分不开的。
元大都的建成，除了刘秉忠的功绩之外，还要归功于胼手胝足的劳动人民，其中包括当时许多有丰富建筑经验的能工巧匠。
为了建设这座规模宏伟的大城，征发了全国各地以亚洲一些国家的各种行业的工匠。
当时，在大都设有名目繁多的专门工场，如大木局、小木局、车局、铜局、采石局，等等。
只是这些建设者的名字很难见诸史册，他们的事迹也多已无考。
现在从《元史》以外的零星记述里，倒发现了几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们是积极参与了大都城的营建，并且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他们有"图山川形式，城郭经纬，经营制作之方"的趙秉温，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雋，以及"每自出新意，天巧层出，人莫能及"的曲阳石工雕刻艺术家杨琼。
大都城的建设也引进了外族的建筑技巧和形式，使用的人才中有大食人也黑迭儿为工匠总管，"受任劳勋,夙夜不遑。
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
尼泊尔建筑师，雕塑家阿尼哥主持修建了大圣寿万安寺塔，是元大都城的重要标志。
银波得月和紫薇入画 以小月河为界，南岸为银波得月，斜对面的北岸为紫薇入画。
元大都护城河宽窄不一，深浅不一，沿河而下，柳绿花红，歌舞升平。
"银波得月"景区以史料为依据，将河道局部加宽，与两岸建筑物相呼应。
力求自然野趣，重点突出水景特色，以多种风格的景观，生动的再现了元大都护城河的风貌。
紫薇入画是元大都遗址公园中以名花"紫薇"为主题的景区，沿着甬道两侧，随坡就势植有大片各色紫薇树林。
每到紫薇花盛开时节，在色彩斑斓的花海中，蜂蝶纷飞，枝叶摇曳，花香飘溢，颇具风清徐弄影的山野风趣。
在炎夏百花收敛之际，唯有紫薇繁花竟放，紫薇树干古朴光洁，有“风轻徐弄影”之风趣。
紫薇花朵繁茂，花色艳而丰富，故有“紫薇开最久，烂熳十旬期，夏日逾秋序，新花继故枝”的赞诗。
蓟门烟树 元大都城垣遗址在海淀区的学知桥由“东西”方向折转为“南北”方向，从桥向南约三百米即为"燕京八景"其中的一景"蓟门烟树"景区。
这里现在新修了一段城垣，一座城门。
而蓟门烟树碑就高踞在城门北侧的城垣之上。
早年这里还有一座碑亭，亭顶铺设琉璃瓦，俗称黄亭子。
如今黄亭子早已无存，只留下地名。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此处又建设了一座立交桥，名为蓟门桥，建设了一片住宅区，名为蓟门里，附近还有蓟门饭店，以及蓟门旅馆、蓟门商店等，好像给人一种感觉，此处就是古代蓟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北京是著名古都，早在商、周、秦、汉、隋、唐时代，就有燕蓟之称，又有蓟城、蓟州、蓟县、蓟门、蓟北等称谓，但是据文献考证，不论是蓟城、蓟州，还是蓟县，都没有一座城门叫蓟门。
蓟门烟树所在的这里，是元大都城垣遗址，但是元大都也没有一座城门叫”蓟门“。
元大都外城(大城)北面只有两座城门，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其余三面各有三座城门。
东面的三座城门，自北而南依次为光熙门、崇仁门(相当于今东直门)、齐化门(相当于今朝阳门)；西面的三座城门自北而南依次为肃清门、和义门(相当于今西直门)、平则门(相当于今阜成门)；南面三门，正中者称丽正门，东为文明门，西为顺承门。
此处之所以阴差阳错，成为人们印象里的古蓟门，完全拜乾隆皇帝所赐。
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喜欢吟诗作乐，寻幽访胜。
相传有一次他在读古诗时，偶然对诗句中的“蓟门”一词产生了兴趣。
他向侍读大臣发问：“蓟门在哪儿”侍读大臣对此一无所知，但又不敢说不知道。
于是敷衍而笼统地回答道：“在古城。
”这位“真龙天子”非常认真，一定要去古城寻找蓟门。
不过北京古城很多，到哪里去找呢？——若去延庆的古城得走二百里，去房山的古城得走一百里，去石景山的古城得走五十里。
只有一处古城最近，在德胜门外，距皇宫不过十里左右。
于是大队人马簇拥着皇上出德胜门，奔西北方向走去。
此处古城，是用土夯实而成的，俗称土城。
说来也巧，乾隆皇帝顺着土城果然发现了一座古城门，他非常得意，认为此门就是蓟门。
登城远望，绿树成荫，犹如一片林海烟云，好一派幽静而自然的景色。
他诗兴大发，人拿笔来，即席而作： “十里轻扬烟霭浮，蓟门指点认荒丘。
”并立了一通石碑题写了“蓟门烟树”四个大字。
从此，蓟门便有了准地儿，由法定此处就是蓟门。
从西面的一个小月亮门进入可登上蓟门烟树碑。
前面那个乾隆寻找“蓟门烟树”的传说，说他和侍读大臣像没头苍蝇一般，乱打乱撞，找到了此处景观。
其实不然。
因为，元明以来，很多人都把这里当做蓟门旧址，并记载于书籍、文稿。
永乐年间翰林学士胡广等人辑《燕台八景图》，将金章宗“燕京八景”中“蓟门飞雨”改为“蓟门烟树”。
《燕台八景图》中题曰：“蓟门在旧城西北隅，门外旧有楼馆，雕栏画栋，凌空缥缈，游人行旅，往来其中，多有赋咏，今并废，而门犹存二土阜，树木蓊然，苍苍蔚蔚，晴烟浮空，四时不改，故曰蓟门烟树。
” 明万历朝举人沈榜，在宛平知县任上时，留心时事，搜集掌故，写出《宛署杂记》一书。
该书第四卷“古迹”一章，开头写的就是蓟丘。
书中云：“蓟丘在德胜门外五里西北隅，即古蓟门也。
旧有楼台并废，止存二土阜，旁多树木，翳郁苍翠，为京师八景之一，名曰蓟门烟树”。
万历二十二年（1594），蒋一癸从广西应诏来京，任京师西城指挥使。
他在任职之余，“遐搜广讨，童好老笃，有疑必识，是处咨询，车辙所到，必以耆老访古迹遗文”。
他写出《长安客话》一书，其中“古蓟门”一条写道：“京师古蓟地，以蓟草多得名。
武王封尧后于蓟，秦汉署蓟县，后魏于蓟立燕都，并此地”。
接下来他便依沈榜之说：“今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为古蓟门遗址，亦曰蓟丘”。
写到这里，他又觉得没有把握，便又注释说：“一统志，在旧燕城南西北隅”。
从蒋氏记述看来，他对沈榜所说有疑，在文中用“相传”和注释表明自已的疑问。
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的《大兴县志》也云：“大兴之先，於秦为蓟县，以城西北隅蓟丘也”。
于是，到了清乾隆十六年（1751），在次金川战役胜利后，乾隆帝心中大喜，御书“北京八景”，改“玉泉垂虹”为“玉泉趵突”，改“西山积雪”为“西山晴雪”，蓟门烟树则仍旧，皆勒石，又制小序并诗。
正是明代这些不负责任的文人误导了康熙皇帝，使他最终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把“蓟门烟树”这个景观，定位在现在的位置。
城垣怀古 “城垣怀古”景点位于元大都城的肃清门，就是今天明光桥的位置，它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西南起点，两座现代化的高架桥把遗址夹在中间，元大都土城墙到此处就被掩埋在喧闹的都市中。
在学院南路与西土城路交会处，小月河南端，今天尚存一段40米长的月牙形土山，是元大都肃清门瓮城遗址。
南面城垣断面上，有万里同志题写的“元大都城垣遗址”。
元代大都城呈东西长、南北短的矩形布局，东西城墙长7400米，南北城墙长6650米，共辟十一门，南、东、西三面各有三门，北面二门。
肃清门就是西面三门中的最北边的那座城门。
明洪武元年，徐达经理元大都，缩其城之北五里。
废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仍旧寻，改崇仁曰东直，和义曰西直，安贞曰，健德曰德胜。
城墙最北部分在明初北墙南移时，遗存城外，肃清门和光熙门也就淡出人们的视线。
“肃清门外春草青……髙下不断如连屏……沟深路狭雪泥在，缓控瘦马仍竛竮。
” 元吴师道《三月十八日张仲举赵伯器吴伯尚王元肃同游西山玉泉遂书山》一诗，描述了当年肃清门外春寒料峭，文人士子西出肃清门，踏青西山的情景。
元朝的统治虽然不过一百多年，但是围绕着最高统治权的争夺始终不断，经过拖雷系和窝阔台系的争夺，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拖雷系。
元中后期，拖雷系之间的争夺就成了蒙古统治权争夺的主题，权臣拥立在皇位继承中发挥着显著影响，而“文宗之立，由雅克特穆尔（燕铁木儿）之力”。
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十日，泰定帝驾崩于上都，泰定朝的权相在上都拥立皇太子即位，是为元天顺帝。
留守大都握有权的武宗旧臣、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等人发动蓄谋已久的政变，奉元武宗之子图帖睦尔即位，是为元文宗。
上都与大都的帝位之争逐渐演变成波及全国的“两都之战”。
面对上都大军对大都地区形成四面进攻的态势, 燕铁木儿富于谋略，勇决善战，集中精，往来奔驰救援，各个击溃，保卫了大都的安全, 两都之战最终以燕铁木儿等人拥戴的文宗获胜告终。
屠寄《蒙兀儿史记》：“燕铁木儿凯旋入自肃清门，都人聚观，汗召见，劳功赐宴兴圣殿”。
宋濂《元史》记：燕铁木儿“是日凯旋入自肃清门，都人罗拜马首，以谢更生之惠……帝大悦，赐燕兴圣殿尽欢而罢，赐太平王黄金印，并降制书及赐玉盘龙衣珠衣、宝珠金腰带等物”。
肃清门见证了燕铁木儿的辉煌，自此，燕铁木儿权势日盛，军、政、监察大权尽握其手。
由此说来，肃清门还是一座凯旋门呐！ 古城新趣 元代所建城墙，大多采用我国传统的构筑技术，用土分层夯筑。
土城为梯形，底阔上窄，底、高、顶的比例为3：2：1，大都城墙的尺度大致为底宽24米、高16米、顶宽8米。
我国明朝以前，城墙全部都是用土夯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叫做“土城”。
为什么不用砖呢，难道明朝之前还没有发明砖吗？当然不是，从陕西出土的文物看，早在西周中后期已经有了砖。
作为元大都的王城，其城墙为什么没有用砖呢？ 对这个问题，专家们大致有三种解读：一是在我国早期城垣建设中，用夯土筑城墙早已成为习惯，所有城池都是这样建造的；二是当时的砖大多为空心砖，用这样的砖筑城墙抗打击能力并不强；三是为了节俭，城墙用土筑，城门用砖筑，可以节约大量开支。
我倒是认为，修建夯土城墙，应该是综考虑了上面种和第三种因素的结果。
第二点有些说不通，空心砖再不抗打击，也比夯土要结实吧。
土墙虽然没有砖墙结实，但是因为在夯土中使用了“永定柱”（竖柱）和“絍木”（横木），即我国传统的板筑技术，大大加强了土墙的坚固程度和承载能力。
而且尽量加大了城墙的收分，基座宽、高和顶宽的比例达到3:2:1，使土墙更加稳固坚实。
完全可以起到能阻止敌的进击，抵抗冷器如刀、枪、箭等的袭击的目的。
目前的元大都城垣遗址，是800多年前修筑的，明代舍弃后又荒废了500多年，今仍存有几米高的土丘，难道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从节省的角度来看，使用夯土筑墙，其理由也是十分明显的。
夯土可以就地取材，而且施工简便，长达数公里的城墙若使用砖砌墙，那么在制砖技术并不高超的元代，成本是相当高的，在百废待兴的元朝初创时期，夯土城墙实在也是明智之举。
但使用夯土筑墙的缺点也是不言而喻的。
夯土容易被人为破坏，而且不耐风雨剥蚀，天长日久会自行坍倒。
于是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巨变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北土城的城墙已然变成了一条长达数公里的三米五米高的延绵土丘，全然不见当年蜿蜒巍峨的城垣的威严。
再加之土坡两侧树木茂盛和草地的掩蔽，漫步在城垣遗址，很难感受到其昔日的辉煌英姿了。
马面（敌台、墩台、墙台）是冷器时代城墙必有之物，城墙每隔一定的距离就设置一座突出的矩形墩台，以利防守者从侧面攻击来袭敌人，这种称为敌台的城防设施，又因它的平面有半圆形的，外观狭长如马面，故俗名“马面”。
马面的使用是为了在战斗中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城下的敌人。
它的一般宽度为 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
按照宋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的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
”在使用冷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