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陵到底在哪儿？为什么会出现两个炎帝陵？

宝鸡的炎帝陵在天台山，今尚有农遗迹和传说。天台山上，原有停放炎帝遗体的骨台寝殿.寝殿已湮没，柱础石、墙垣基础依然可见，汉白玉的“骨床”仍然嵌在寝堂殿址中央。按当地的传说，农曾上天台山，尝百草辨药性，不幸误食了断肠草，因为没有及时找到解药，肝肠断裂而死，就地安葬于莲花台。据史料记载，宝鸡民众祭祀炎帝活动，始于春秋，盛于汉唐。每年七月初七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鉴于涉及到炎帝的古建筑大多毁损，宝鸡兴建了两处炎帝纪念地，即炎帝祠和炎帝陵。　　另一个炎帝陵在湖南。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等史载，炎帝为民治病，采药来到湖南，日遇七十毒而不辍，最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一些人认为就是今炎陵县鹿原镇鹿原陂。自汉代开始，人们就在这里奉祀炎帝，建造了炎帝庙，唐代继为奉祀。967年，宋王朝下旨，在鹿原陂寻得陵墓，建宗庙祭祀炎帝。宋朝的炎帝陵殿仿皇宫式样建造，午门、丹墀、龙陛，一应俱全。此后，历代帝王都视此为圣地，并不断派官员前往朝拜，举行大典进行祭祀。人民群众则在此烧香、宰牲祭祀，终年络绎不绝。一千多年来，炎帝陵殿曾多次被焚毁，又经多次修复。建国以后，炎帝陵即被湖南省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国家决定重新修建炎帝陵，1988年工程完工。重新修复的炎帝陵较前稍有扩大，陵区面积达1000平方米，陵殿建筑群红墙黄瓦，金碧辉煌.气势雄伟壮观。主殿共分四进：一为午门。午门左右分列戟门和掖门。二进为行礼亭，是奉祀时宰牲敬香烛拜祭处。三进为正殿，大型祭祀典礼场所，殿内正中置炎帝金身坐像。四进是墓碑亭和墓冢。　　有学者指出，《国语》上说，黄帝和炎帝是兄弟，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已经否定。炎帝和黄帝根本不是什么同父母兄弟，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首领。一般人认为，炎帝生长在姜水，黄帝生长在姬水，两人都生活在渭河流域，这其实是不可能的。炎帝族和黄帝族在生活习性和生产形态上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民族，不可能同时适应于一个环境，更不可能在同一环境获得各自的发展。两族因为生存引起竞争，虽然一时成为仇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婚、同化的结果，使他们已经浑然一体。炎帝发展的领地在哪里?炎帝的领地就在今湖南南部、罗霄山脉以西、南岭以北的湘江上游，包括今衡阳以南的耒水、湘水、潇水诸流域，直沅水、资水上游，然后逐步向东、向南、向西、向北发展，特别是经湖北向北发展。《竹书纪年》是最早说炎帝葬于长沙之茶乡的书，在唐代就有祭炎帝的仪式。今天的炎陵所在具置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派人重新勘定的，自此以后，历宋、明、清诸代祭礼不辍，其事除见诸各种方志外，留存墓地的祭文碑刻便有自明洪武四年清光绪元年历次祭祀所立共53块。炎陵所葬不一定是炎族的始祖，可能是炎族势力北上以前某一个于民族有重大贡献的英雄，他是炎族的象征和旗帜。炎陵不可能是孤立的，应与炎帝生前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炎陵所在之地就是炎帝生前活动之地，也是炎族发祥之地。　　两个炎帝陵，给后人带来了不少困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否是两地的人们在争抢着纪念他?是否两个陵墓都是后人所说的衣冠冢，仅是人们的纪念地?而且，说长期在黄河流域活动的炎帝崩葬于湖南的炎陵县，是否可信?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宝鸡和炎陵县各有一个炎帝陵的局面一直存在着，自古以来两个地区的人们用各自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华夏族的始祖。　　在学术界，一些学者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对出现两个炎帝陵的原因进行解释。近年来，较为新颖且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见于杨东晨先生的一些文章中，这些观点对上述问题的解决足够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炎帝农氏的父族有熊氏和母族有蟜氏，都是古代中原以郑、洛为中心地的古氏族，炎帝时已处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社会经济、文化已有较大发展，所以便将许多发展创造都集记在炎帝身上，加之其裔族广布于渭水、汾水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故又形成大江南北有许多炎帝农氏的传说和遗迹。宝鸡市南姜氏城附近有“九圣泉”、农庙，主要就是纪念当时炎帝为人类作出的贡献。　　宋人罗泌的《路史》中说：“炎帝柱，农子也。”“以从事于殖畴百疏，区百谷，别其疏遬深耕，圣作以兴。岁天均时而地均财，于是农之功广而天下殷赈矣。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数……亦曰列山氏，五帝以来稷之。”据一些史载，这个列山氏柱是一个相当能干的首领，他可能是因为兄弟之争，也有可能是贤让，从今陕南宝鸡带领部分族人，沿后世称的武关道，经河南西南部，辗转进入湖北随州。列山氏是农氏炎帝之子，自然也是号称炎帝。《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列山氏将宝鸡的农遗迹带入该地，所以这里也有九井、农社。　　列山柱之子列山氏农时，氏族部落发展壮大，部分人又向南迁徙，进入今湖南省南部地区，将炎帝农氏、列山柱的遗迹也随之带入。今湖南宜章县南的骑田岭，也有如北方“农种谷于淇田之阳”的地名。　　　　共工氏也是农氏子的裔支，是炎帝子炎居的后代，但没有继承“炎帝”的名号。共工氏约是炎帝裔支的第六代孙。他带领部分族民离开渭水向东迁徙，先居于陈，后迁于共。共工氏传后土、噎鸣时，部落已有十二个氏族，力量壮大。继承了炎帝名号的第八代孙榆罔是炎帝另一个儿子的后代，也带了大部分族民离开渭水沿黄河南岸东迁，先入居陈，后又迁入鲁，居于大庭氏故邑，号称炎帝农氏的榆罔帝和当时东方的少昊部族关系较好，曾封泰山禅。之后因战争变故，榆罔帝的部族之民大部分与黄帝族融，形成华夏族。不过榆罔帝不甘心受黄帝制约，带领部分族民南逃入江汉地区，后又徙入炎帝列山氏农的居地厉乡。由于一地难容两位炎帝，于是榆罔又与族民辗转南徙今湖南南部一带，受到当地土人和炎帝柱的裔族的欢迎。《帝王世纪》说炎帝晚年，为民治病，采药到湖南，以及茶陵的农捣药亭等，都应指榆罔帝。　　很多后代的史书认为，炎帝死后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后人称为茶陵，也即今天的炎陵。这里的炎帝是指榆罔帝，而非炎帝农氏本人。《路史》说，炎陵山附近有三百多座坟墓，都是农氏妃后、亲属的墓葬，应该是历山氏柱的后裔族以及炎帝后裔庆甲、厘和榆罔等后裔族的公共墓地。　　在详细研究古史的一些记录后，杨东晨先生认为，炎帝的后裔共有三支：子临魁的世系传六代;子柱的世系只知农，以下失载;子炎居，下传六代。还有庆甲帝，似应排在临魁的世系内。因此，陕西宝鸡市南的炎帝陵可以推断为代陵。湖北随州应有炎帝柱与其子农之陵，但今天不见踪迹。湖南炎陵县鹿原陂炎陵山的帝陵应为第八代陵。炎帝榆罔南迁到湖南之后，为当地的农部族所尊奉，故死后立墓于此，而榆罔也是沿袭炎帝农之号的。《帝王世纪》云：“宓羲葬南郡，炎帝葬茶陵，少昊葬云阳。”这些陵都是后世修的纪念性质陵，有的是衣冠冢，有的是遗物或根据传说修的陵，是无法通过发掘来证实的。　　汉代以前，对湖南的炎帝陵无载，晋代后有史记载，五代后陵废。宋太祖时，在白鹿原陂寻见炎帝陵，修庙纪念。后避水害，移县南五里处。明、清又予以维修和扩建。《淮南子》说农“驰于国中”，其地南交趾，北幽都，东阳谷，西到三危。这样看来，炎帝及其后裔族的迁徙范围特别广阔，湖南有炎帝裔族是有可能的，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杨东晨先生的结论是：无论从民族迁徙、地域、南北文化交流、考古文化等方面看，炎帝榆罔南巡于今湖南炎陵县是可能的，崩葬于此也是可信的。　　从指出炎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名号来详细地研究炎帝族的世系和迁徙，从而看出炎帝族是从北方的渭水、汾水流域迁进了湖南南部地区，这样新颖的观点，既解决了宝鸡和炎陵县为什么并存两个炎帝陵的问题，同时也使我们看到炎帝陵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是否真是炎帝的崩葬所在地，而是说明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和长江流域的文明自古以来是一直相通的，它们共同构筑了华夏文明的进步。　　　　这样来解释两个炎帝陵之谜，不知读者是否认可?　　也有学者探讨了长沙炎帝陵出现的原因，认为长沙炎帝陵与炎帝是否葬在这里无关。在早期传说中，炎帝只是作为古帝王之一的面貌出现，而把炎帝与农在一起称为炎帝农氏是较晚的说法。《吕氏春秋》和《礼记》载，天子四时祭祀，均依一定的方位，炎帝被认为是夏季之，而“立夏之日，天子率百官迎夏于南郊”。《淮南子》把炎帝与南方联系了起来，说南方是火，“其帝炎帝”。《吕氏春秋》高诱注说，炎帝“死托祀于南方”，这是指在南方行祭祀之礼，并不表示炎帝墓真的与南方有什么关系。《帝王世纪》说：炎帝“以炎承木，位在南方，主夏……葬长沙。”这里用了五运说，而五运是战国后期的邹衍所创，水、木、火、土、金五行相次转移，凡帝王之兴，必感其一。炎帝被追认作为个乘火德之瑞的古代帝王，而黄帝作火土德，火生土，得以代炎帝而立。高诱为东汉末人，恰好反映了汉儒的思想。　　炎帝与南方的关系，是在晋宋代成为定论的，其实长沙炎陵完全是后人推测出来的。宋代统治者认为自己也是火德王天下的，宋仁宗时曾祠祀火运之。到了南宋，炎帝被纳入宋朝火运体系，作为与国运相系的火受到顶礼膜拜。不过宋朝最尊崇的还是黄帝，还以黄帝为赵氏始祖。这种观点强调，宋初虽定国运为火德，但并未与传说的个火德君炎帝联系起来，后来因为一些人对他特别崇祀而得到朝廷认可。　　小编认为，两个炎帝陵有可能都仅是纪念性的空坟，都是后人根据一些传说布置的纪念地，因此两个炎帝陵的出现并不是坏事，相反倒是反映了后人对炎帝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