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经济为何能得到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高度认可?
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 据统计,北宋税收最高达1.6亿贯,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换算成今日的美元,则当时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这样就使得都城开封成为世界上和最繁华的城市。那么,北宋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王朝,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 从北宋以前各代历史来看,大都是重农重政重军抑商,而宋朝是中国古代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 宋朝自赵匡胤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中。民间经济受到,突飞猛进,创造了的财富,催生城市的繁荣。 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也很丰富。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金成分。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多最好的钱币。特别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的出现,更创新了金融管理体制!甚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就算是从近代来看都是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 宋交子 宋朝的立法也偏重了经济。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这对促进民间工商业发展关重要。而且宋代的经济法令,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是非常科学的法律法规,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发展迅猛。 从手工业看,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使他们投入于商业、手工业中。 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的! 早在北宋中国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年为例,年产达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老牌资本主义英国,1788年即工业革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其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都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同时,还对瓷器工艺进行了重要改革,中国瓷器更加成熟,产品大量出口。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也都达到了、后难比及的高度。 那么,北宋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熙宁10年(1077),北宋赋税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那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这是其他王朝所无法比较的!宋朝财政年收入最高是一万六千万贯,一贯差不多是一两银子,也就是大约一万七千万两。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废除了坊市的界限,钟鼓楼也不再有晨钟暮鼓之声,也就是说对城市生活的限制完全取消了。这就使得东京开封城的夜市日益兴旺,宋徽宗年间则臻鼎盛。据《梦华录》所述,北宋后期的开封城里,条件好些的市井人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的,夜市要闹到夜半三更,而消歇一时,“才五更又复开张”,即便寒冬风雪抑或阴雨满天,也不停市。看来,中国城市在宋代就很注重夜生活了。 从《清明上河图》里也可以看出当时城市生活的多元化。譬如当时已有平民居所和贵族宅第的区分了,不少豪宅还租赁给赴京师游学的青年士子,并针对不同客户有不同的房屋租赁,用今天的话说是细分市场;还有品商店,如画中的“刘家上色沉檀楝香铺”,卖的就是海运进口的高级化妆品和香料;气派豪华的高级饭店,如“孙记正店”,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门前屋顶上都搭建了华贵的欢门彩楼,在这里,你能喝到东京最好、最贵的酒,八十文一角的羊羔酒和七十二文一角的银瓶酒;开封城里的知名饭馆很多,菜品亦丰,顾客可“任意索唤”,店内的小二也十分专业,“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上菜速度也快得惊人,“酒未,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此外还可见到市场里大胡子说书人正兴致勃勃地说书,四下围观者颇不乏人。 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造成一种现代经济形态和物质文化生活的出现,但赵宋王朝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并不同体趋时,尤其是在整个社会准备未及之时,就“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作行政工具”,自然也就产生了日后种种矛盾之事。因此,在感慨《清明上河图》的一纸写尽千年繁华的同时,我们其实更该留心的,是张择端在繁华背后的省思和担忧,一个经济高度发达、文化极其的国家,如何最终在民物富庶中走向衰落荒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