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用动物等非人格化的来守卫门户

其实，门户之祀起源于西汉。初起时，人们以“桃人饰门”、“画虎于门”、“户贴画鸡”等非人格化的来守卫门户。而后出现的人格化的门是“荼、郁垒”。典出王充《论衡·订鬼篇》，所以《山海经》佚文，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技间东北日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人，一曰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有形，故执以食虎。”这个故事除将“荼”、“郁垒”作为门外，还延伸出如应劭《风俗通义》所称的“饰桃入、垂苇茭、画虎于门”的习俗。“荼”、“郁垒”作为门，除了文献还有实物为证，汉画像石上就有荼郁垒执虎饲鬼的形象，与上述文献“执以食虎”的所述一致。　　在古人的观念中，路有路，桥有桥，门有门。自从有了荼郁垒，门便有了专人的特指。尤其是刻版印刷普及之后，彩印的门遍贴家家户户。“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元日》诗)这是一种民俗。是在新春时节除旧布新，讨个吉利。最早的“桃符”是用桃木板做成的，写上“荼郁垒”的名字，后来才演变成春联和门，唐代出现了驱鬼的钟馗作为门，后来则是门将秦叔宝和尉迟恭将。　　其实，在茶、郁垒之前，不论是门阙还是墓门，一些人和辟邪的瑞兽之类虽未被明确称之为门，但已经有了门的含义。　　门即是“先妣”。随着历史的演进，门祭活动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祭祀所用祭品或器物由以前的“牲人”变为“牲畜”，祭祀的位置也由“门址下”转移到了门上，并用“桃梗”饰“门”挂于门上或两旁，其功能从“主出入”保平安到“辟邪疫”。门以其自然形态(仙、动物、植物)开始出现。　　铺首是门祭的一种形式。“牲人于门址下”的人体牺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机制中，趋于减弱乃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宰杀动物来祭祀祖先，也有将氏族的图腾或禁忌的动物头安置于门上作为祭祀方式的民俗。到了汉代，门上安置动物头演变成汉代“门”上的“铺首”，形成新建筑的装饰风格和风俗，其仍然隐含“镇灾避邪”之功能。《北史·流求国传》记载：“言流求国人家门户上必安置兽头”，给我们一个暗示了。　　在农耕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家”是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每人都有一个家，又由无数个家组成了社会。因此，中国古人对家和家族的观念较强。不仅爱护家，维护家，而且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光宗耀祖、荣华门庭。　　从造型艺术上可以看出，人们为了爱护家和维护家，多强调圆满、富贵、家欢乐;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从相反的方面强调辟邪、消灾、家平安。为了保平安，除了靠人力之外，在观念意识上几乎动用了所有的灵祥兽，而且都是从大门开始。　　首先是“门”。除此之外又请来了各种猛兽，就像后来的石狮子把门一样，对自己人是温驯的，但对外人则是凶猛的。大门的门环本是个实用之物，方便于开闭，而观念上的安全则是加了一个“铺首”。铺首是环的底座，可是，一旦把这底座变成了兽头，让它衔着门环，便增强了安全的意义，从仪表上看也更加威严了。　　司马相如《长门赋》：“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咳而似钟音。”　　傅毅《舞赋》：“黼帐祛而结组兮，铺首炳以煜煌。”　　这都是对“铺首衔环”的描写。那么，这“铺首”之“首”又是什么动物呢?不论从文献或对照其形象看，并非实指。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艺术的概括，是集勇武、凶猛的动物于一身，而塑造的一个最厉害的形象。它有炯炯有的眼睛，锋利的獠牙，嗅觉灵敏的鼻头，竖立的大耳，坚硬的鬃毛;如虎似狼，像狮似豹，总之，是人们想象的一种内慈外凶的形象。有这样的铺首衔环，门户还不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