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主政时期告密之风盛行？

有一段时间，网上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告密文化”，论者言之凿凿，说“告密”属于国民劣根性，传统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难不成“告密”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历史宿?但细一想，又觉得不对。以笔者的了解，在传统社会，告密行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中国的主流文明与其说是“告密文化”，不如说是“反告密文化”。　　过去处于主流、正统地位的儒家文明，对告密行为可谓深恶痛绝。孔夫子曾问他的子贡：你最讨厌哪些行为?子贡说：“恶徼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这里的“讦”，即告密。将告密当成正直的表现，是子贡最厌恶的行为之一。　　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的告密行为，由于直接破坏了小共同体最基本的人际信任，挑战了人伦底线，更是受儒家。曾有人告诉孔子：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发现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便跑到官府举报了。孔子说：“吾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得相隐匿，社会的人伦底线才不会被突破。用汉宣帝的话来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亲亲相隐”的原则自此列入中华法系，并历代相沿。　　——不要认为“亲亲相隐”是陈腐、过时的观念，现代发达国家的法律，同样非常明确地承认公民不给亲人证罪的“亲亲相隐”权利。　　当然，不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竞相告密的风气。但我们需要知道，告密行为的鼓吹者是边缘的法家，而非主流的儒家。商鞅主张治国要任用热爱告密的奸民：“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而复之者，善也;别而规之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商鞅认为，善民重视亲情，会相互包庇;奸民则相信“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会相互告奸。人民热衷于告奸，罪恶便无处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励告密，却不能不将习惯于告密的人名为“奸民”。可见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告密是为人所不齿的。商鞅本人可能对这种道德评价很不以为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质却是商鞅无法否认的。　　历史上，但凡申韩法术大行其道的时期，告密之风便会盛行一时，比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汉武帝时代、武则天时代、朱元璋时代以及所谓的“康雍乾盛世”。而受儒家价值观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告密之风则大为收敛——并不是说宋朝就没有告密，而是说告密的行为在宋朝并不受鼓励，士大夫群体乃君主都自觉告密，以告密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