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在战火硝烟与物资匮乏中治学

1939年10月，西南联大光远来到昆明时，新校舍已经落成。刚来的时候，学校没有装电灯。寝室里是八人一组，公用一盏油灯。图书馆用汽灯。偌大一个图书馆并没有几盏，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购票还要拥挤。光远写道：“天未黑，馆外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便向里涌，涌进门便分头向汽灯下面跑，等跑到坐定，低头一看，往往便会发现笔记本挤烂了，洋装书的硬封面挤脱了，笔记丢了。这还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出了一身汗还分不到一点灯光的人，于是便只有垂头丧气地又踏出了倚斜的馆门。”那时，联大的学习氛围很浓。从内地来的、从沦陷区集中上海再从海道来的，都集在这里，抱着一种希望，想学到一些什么。那时昆明的凤翥街很热闹，那是昆明以北数县上省的驮马队驻足的地方，这些莘莘学子便与贩夫走卒为伍，燃马粪看书。在联大上课，课分散，教室更分散，无时不须“马拉松”。联大学生记录道：“一课在新舍东北区，一课在后来改为女生宿舍的南天一柱，或是乾坤正气大教室，另一课也许在昆北食堂，再一课也许又得跑出大西门到现在师院去，而又一课或者又须跑进城到现在的云端中学(那时的昆中)，跑到教室，工作并未完，还得抢椅子，因为座位不够，到迟一步，便只有立着听课了。”　　虽然条件艰苦而清贫，联大的课堂却是云集的地方。后来成为翻译大家的许渊冲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陈寅恪讲“南北隋朝唐史研究”。许渊冲在他的书《逝水年华》中回忆道：“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钱锺书那时才20多岁，戴一副黑边大眼睛，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他除了给“大一”开课，还为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了两门选修课，“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文学”。他讲课只说英语，一口牛津腔，要求学生们学习标准的伦敦音。联大的课堂上，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通，非常精彩。有朱自清讲《古诗十九首》、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冯友兰讲哲学等等。联大不但校内名师云集，校外名人来演讲的也不少。茅盾、老舍、范长江都来联大作过大报告；孙伏园、曹禺来作过小报告；巴金、沈从文、萧乾来参加过座谈会。联大没有礼堂。一些重要的演讲就安排在昆华中学北院进行，有的就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　　抗战期间，考古学家董作宾、科学社社长任鸿隽、政治学家罗隆基、甲骨文研究权威陈梦家和长老会传教士W.H。克拉克都被学生自治会邀请来联大演讲。在学生自治会的协助下，钱端升谈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何永佶谈英国与东亚的关系，洪思齐谈苏联与东亚的关系，贺麟谈青年与信仰，沈从文、朱自清、罗常培和闻一多则探讨各种文艺问题。抗战时期，联大在昆明为大学生提供了一块相对远离战乱与喧嚣的精家园。据美国学者杜易强统计，仅仅是1942年秋，一个学期下来，“国文学会和历史学会联举办的文史论坛就推出了联大教授主讲的20多场讲座，每位演讲人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深湛的造诣”。　　1941年初，昆明已屡有空袭。到了8、9月，学校大遭轰炸，图书馆、饭厅、教室、寝室都有损坏，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跑警报逐渐成了日常课程。费孝通后来写道：“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时最可能放警报的。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所以，一吃过早点，我太太就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焖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有一次躲警报回来，“文化巷已经炸得不大认识了。……哭声从隔壁传来，前院住着一家五口，抽大烟的父亲跑不动，三个孩子，一个太太，伴着他，炸弹正落在他们头上，全死了。亲戚们来找他们，剩下一些零碎的尸体。在哭。更坏的一件一件传来。对面的丫头被反锁在门里，炸死了。没有人哭，是殉葬的隶。我鼓着胆子出门去看，几口棺材挡着去路，血迹满地。我打了一个恶心，想吐，连忙缩了回来。……城里的轰炸从那时起一直到‘飞虎队’光临，足足有两年，着实凶恶了不少”。在战争中，毕生的学术成果可能毁于一颗炸弹，也可能消失在一次空报的混乱中。无论什么时候跑警报，金岳霖教授都携带着《认识论》的稿子，这部稿子花了他近30年心血的成果。躲在小山坳里避难时，他就坐在那件宝贝上，格外注意防范。，空报解除之后，他匆匆忙忙往城里赶。刹那间，他意识到自己把手头的巨著丢下了，便赶紧返回原地，但书稿已经不见踪影。事隔差不多40年后，他调侃着回忆，“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他重写了全部70万字的书稿。　　战时的研究者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的。藏有珍稀典籍的图书馆和配有科学设备的实验室都搁置在沦陷区。运出的藏书和仪器要么毁于途中，要么在到达目的地时已七零八散。从化学用品到书写用纸，基础材料的供应都很吃紧。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1943年3月访问云南后，发现自然科学的每个学科都有人在简陋极的实验室里坚持工作。那时，战时科学研究最有成果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战时在云南开展的大量研究，尤其是理工科的项目，都是在昆明僻远的乡村进行的。清华的无线电研究所设在大普吉，距昆明城有五六公里路。清华的农业研究所病害组也设在大普吉。沈同教授在泥地瓦屋这样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开展动物生理学研究。战时，数学系的华罗庚发表了20多篇论文，以他的部通论性著作《堆垒素数论》获得教育部嘉奖。由于设备极度缺乏，实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削减得最为厉害。联大的实验物理相当薄弱。　　北大的吴大猷认识到，除非中国最重要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保持研究的技能和精，否则战后不可能开展学术建设。为了维持科研水平，他开始自行设计器材，利用抢救出的分光仪的光学部分，加上一具同事从美国带回来的低压汞弧灯，在岗头村一个小泥屋里的临时木架上拼凑成一个简陋的分光仪，研究拉曼效应。曾经留学剑桥的赵忠尧和张文裕则继续做实验研究宇宙射线。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曾回忆，他后来的工作，包括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到他在联大时期在吴大猷指导下写的学士论文；而他的硕士导师、毕业于剑桥的王竹溪，是昆明“最热情最渊博的教授之一”。1945年，杨振宁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著名学者费米(EnricoFermi)和泰勒(EdwardTeller)，却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年底，美国加入反的阵营。“皖南事变”发生后，压抑的气氛迫使学生退出政治行动，回到课本，满足于茶馆和电影院的小乐趣；“左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宣告了联大三年来活跃政治氛围的终结。陈纳德及其“飞虎队”来到中国，帮助击退了日机，基本上消除了空袭的威胁。而就在这一年，通货膨胀开始加剧，不停地蚕食着联大沉潜研究的极其有限的资金保障。“皖南事变”以来，三青团和群社一度热火朝天的政治辩论渐渐沉寂。联大学生要么埋头苦读，要么泡茶馆、打桥牌、跳舞打发时间；刚开始的四溢，而今意兴阑珊，暮气横生。　　对教授们来说，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凭着薪水养家糊口，战争岁月里在云南的生活一点也不浪漫，相反，是沮丧失意的。1943年，蒋梦麟校长在给当时在华盛顿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北大语言学家罗常培描绘了一幅更加惨淡的画面：“在昆明住了六年，颇有沉闷孤寂之感！……的同行……偶尔写一点东西，错处没人修正，好处没人欣赏……我渐渐失去了学术重心，专以文科而论，如锡予、如觉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则限于经费，一则限于的精力，处处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气。”1943年5月，费正清访问昆明时发现，营养不良的“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事都不想做”。　　希望维系一个宁静学术和精家园的联大，最终无法抗拒卷入抗战与政治的浪潮中。19431944年冬天，西南地区的城市开始正式招募学生参加军事服务，驻华美军及美国人在印度训练的远征军，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特别需要译员与中方沟通。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志愿军(即“飞虎队”，后来的第14航空队)抵达昆明时，有些联大学生响应号召参加双语志愿团。1944年4月，联大教授会表决要求，毕业班所有身强体壮的男生投笔从戎当译员。激进的革力量也在酝酿着。1943年10月的，有个学生经过新校舍一间教室，听见闻一多高亢的声音，他朗诵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之后，放言高论：“我们沉醉在软弱的弦调里太久了，我们需要鼓的音乐！鼓的敲击使我们想到战斗。什么是鼓的时代？战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