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八旗军灭亡敌国之后做的件事竟是编组

和网上一些人说的不一样，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并不是文盲。　　明末大儒黄道周在《博物典汇》卷20《四夷》一文中写道：　　“(努尔哈赤)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　　按照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寏的记述：　　“闻胡将中惟‘红歹’仅识字云。”(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李民寏的说法来自道听途说，不那么准确，起码创制满文的额尔德尼和噶盖，都是熟悉蒙古文和汉文的大臣，这一点，明人谈迁在《北游录》里就有佐证。　　当然，由于“红歹”，也就是皇太极的汉文学自龚正陆，朝鲜人的记载是：　　(万历二十年)“俺差人杨大朝入虏中，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吴音同陆)，年少客于辽东，被抢在其处，有子姓群妾，家产万金，老乙可赤(努尔哈赤的朝鲜称呼)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尽通矣。”(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边疆小部落的小人物，大明朝廷是不关注的，但是这个龚正陆却是皇太极的启蒙老师，虽然说“文理未尽通”，教学生考不了状元，识文断字却应该错不了，而他平时还为努尔哈赤的弟弟、诸子讲《三国》、《水浒》，乃历代故事，却实实在在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建州核心层开了眼界。　　所以，努尔哈赤开启的统一东北诸部的战争，并不像他的先辈蒙哥帖木儿、王杲，只是部落对部落的征服，而是一场有规划、有组织的“革”，也正因为如此，建州乃后来的后金、清朝才能越打越强。　　蒙古国现存的女性萨满，不过属于草原萨满文化圈，和清朝所属的森林萨满文化圈又有众多不同。　　正如“创造”了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对诸部征服之后，进行了打破旧部落界限的重新编组，成吉思汗是编为“千户”，用旧将为“那颜”，再将千户封给诸子，而努尔哈赤是编为“牛录”，提拔“牛录额真”，再将牛录划入八旗，封给兄弟、诸子统带。　　那么，打破部落界限的最重要一步是什么?　　信仰。　　努尔哈赤破哈达、辉发、叶赫、董鄂、乌拉等部时，马先破“堂色”(即堂子)，“掠祖像器于贝勒马前。”(富育光、孟慧英《满族的萨满教变迁》，《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4期)　　这个堂子里往往供奉着各个部落的祖先，以及山川、名木、动物的灵，毁弃其中一部分，吸纳其中一部分，类似于古罗马共和国征服强大民族之后将其供奉的祗带回罗马供奉，是早期国家进行征服的重要手段。　　这个集中供奉地，就是他自家的“堂子”，佛阿拉、赫图阿拉这两个旧都都有，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后的实物则是沈阳的“堂子”，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就开始营建，天十一年(1626年)五月落成，不过，努尔哈赤八月就病死在叆鸡堡，基本没用上。　　到皇太极时代就比他父亲更进一步，在确认族名更改为“满洲”的第二年(崇德元年)，他下令：　　“凡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大清会典》)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整个“满洲”族群的祖宗和仙，只许拜我家的，由我们一家子皇帝、亲王、贝勒，带着你拜。　　不但如此，当年，他还规定：　　“凡人祭、还愿……宰杀牛马骡驴，永革不许……今后许绵羊、山羊、猪、鹅、鸡、鸭还愿祭……母猪不许杀，若杀，卖者问应得之罪，仍赔猪入官。”(《清太宗实录稿本》)　　崇德三年，宁塔海牛录下苏拜因三次拜家财荡尽，经查问，苏拜夫妇判死罪，连累之人受贯穿耳鼻之刑，以及鞭笞。　　可见，后金国家对于祭祀权力的干预之强。　　待到清代中原，迁都北京之后，祭祀仍循昔日之制，也在北京建了堂子。　　“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吴振棫《养吉斋从录》)　　“进堂子”即使在“满洲”内部，也有明确的身份区分，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只能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　　网友绘制的明清男子发式的变迁，如图所见，清代近300年间，剃发的传统本身就经历着不断的变化。　　之所以如此，在于当时的东北少数民族大多数还停留在部落联盟的时代，血缘部落，即一家一姓的聚居，已经在金代“猛安谋克”制度和元代“万户”制度之下被破坏，如“胡里改”、“斡朵里”等概念已经由血亲部落过渡到地缘部落，比如“斡朵里”就同为地名，在李朝史料中记录的朝鲜北部女真的生存状态，也已经混族而居，一个耕种村落中甚会有三、四个族群居住。　　因此，聚集这些地域部落认同感的，也不再是共同祖先的血缘关系，而是共同的灵信仰，这些灵本身就带有区域性，祭的祝词，往往也带有追述本族、本部落历史的责任。　　努尔哈赤的新政权在武力征服的同时，摧毁这些小范围的认同，而代之以大群体的认同，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同样也标志着建州、后金政权虽仍嫌简陋，却已具备国家的雏形，如果拿来和中原王朝来比较，起码已经达到了西周灭亡商朝之后所建立的制度水准。　　到了皇太极时代，则仿照汉制，逐步从诸贝勒手中收权，再经过多尔衮、顺治、康熙前期对各旗旗主的权力进行了全面压缩，清朝残存的草原帝国政治形态基本消弭殆尽，在明朝的制度躯体上，快速进化为一个更有效率，也更具侵略性的中原王朝。　　康雍乾时代，保留下来的不过是“堂子”、“坤宁宫祭祀”等等已经转化为礼仪、风俗的传统，其实际意义早已不复存在，而这种“传统流失”甚还是在三代皇帝三令五申要保留、传承的情况下实现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乾隆时代，无论是国家级的“堂子”还是内院的“坤宁宫祭祀”，竟然连用满语吟唱“辞”的语音都出现了种种错误，其中涉及的不少明更是只留下名字，连干什么的，做过什么都不知道了。　　待到道光、咸丰之后，那些固守的“国族旧俗”，乃于“国语”满语，都已经被淹没在汉化的汹涌大潮之中了，再去强调此疆彼界，其实早已经失去了意义。(原文来自一点资讯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