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开始争：往往意气用事将正义放置一边

李选侍本是没甚么心机，所求不过皇贵妃而已。东林如果操持得当，终究可以以借郑、李牵制新兴的魏、客势力。同时，李选侍和郑贵妃还能以老太太的身份多少管束一下有校。明朝开国以来，论说皇帝的素质，不说太祖朱元璋，那是苦出身没法子说，有校恐怕是最差的了。当日乃父常洛在策立的夹缝中疏于教育，但常洛毕竟是很有心计的。有校则更差，以致于很多史学家认为，他是光宗的“文盲儿子”。有校虽然是有明一代最无知最无能的皇帝，但他本心不愚，而且心灵手巧，只是疏于管教。尤其是登基以后，没人管了，而他其实只是个十五岁的顽童皇帝。在这时身边有个老太太，多少还是有些管束作用的，可是东林的“正义”举动。不管本心如何，可结果是———郑、李去，魏、客进!大明朝到了熹宗手里真是无可救药地烂完了，我真的替思宗皇帝惋惜，他本不该是亡国之君呀!　　国之将亡，必兴朋。好像中国人还特别好这口儿，我们在机关都不难发现这种“遗风”，最常见的便是同学、同乡拉帮结派、你争我斗。不是说朋初兴就一定好心没有，东林初起的时候也处于振兴政治的目的。高攀龙、杨涟和左光斗等人也都是忠贞志士。可是争真得起来了，正义只能放于利益的一边。到意气用事，争一时一事成败，而置国家利益罔顾。唐有牛李争，而使阉祸为甚;万历以来，东林和宣、齐、浙、昆、楚的争斗倾轧，也使得阉寺势力坐大。即使是思宗登基，翦除阉之后，政治和思维的惯性力使然，争仍然不止。　　打击阉寺本是好事，附阉的也该整肃，这都是应该的。可打击得过分，不给出路，难免逼得狗急跳墙。南明初立，本该携手抗清。而此时的东林人，以复社诸生为主力，不是以大局为重，同舟共济，却一心搞派斗争，非要致所谓的阉余孽于死地，凡是投靠过的魏忠贤的就永远是坏人，一定是复社的死敌，在朝中的就坚决做对，处处牵制，在野下的就放声抨击，打击不断。反马士英和阮大铖应该，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更要看看当时的形式。魏阉操纵朝政十余年，顺昌逆亡，昔日投靠魏阉的不乏为形势所逼者，这个人数还不在少数。如果把他们全部列为奸恶，实在是打击面太大，为自己树敌太多。　　不说了，再说我就该被目为“阉”了。临了，想起一个笑话。李闯王进北京，周钟上劝进表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慙德”，骂思宗“独夫授首”!又授检讨，撰劝进表、登极诏，并献下江南策，逢人便云“牛老师极为钦赏”。龚鼎孽投降之后，更是每见人则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还和周钟争宠，说那劝进表原是自己的作品，“周介生想不到此”!这都是复社人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