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揭秘三个晚清知识分子的从官之路！

导读：饱读儒家经典的徐世昌、陈夔龙、荣庆，在青年时何尝不愿为天下社稷、百姓民生贡献才智，然在专制制度下，权力黑洞之能量过于强大，几乎吞噬了一切，他们三人焉能幸免?　　1886年6月11日，盛夏初，骄阳似火，偌大个京城，居然无一丝清风。这，朝廷放榜，将公布殿试名次。湿闷的暑气令焦急盼望的士子们内心愈发躁动难耐。　　苦苦等了，直到日头偏西，朝廷的喜报才姗姗来迟。天津籍考生徐世昌(1855~1939年)恰外出拜客归来，于客栈门口见到上谕：“徐世昌，第二甲五十五名，着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十年寒窗苦读终有回报，徐自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君恩高厚，受宠若惊，益当努力有为，以期报国承家也”。与此同时，在房中枯坐了的贵州籍考生陈夔龙(1857~1948年)，也接到上谕。点儿背的是，他考卷以一字之误，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签分部。而一同中式的贵州老乡赵以炯、李端榘等，均入翰林院，差事清闲而补缺甚快，这着实令陈情何以堪!他不禁捶胸顿足，慨叹上天不加眷顾。要说反应最淡定的，尚属蒙古正黄旗考生荣庆(1859~1917年)。听闻榜单，此君既未喜极而泣，也不愤愤不平，而是悠闲地倚在枕上翻看历代名人字帖。徐世昌　　按照清代仕宦惯例，若不出意外，二十年后(1906年)，这三位“50后”士子应能位居要职，成为新世纪清廷倚仗的栋梁之才。果不其然，这三位科举同年日后皆腰金衣紫，出任朝廷。只不过，一入官场深似海，也许连他们都没预料到，几十年后的自己，居然蜕变为自己当初最厌恶的那类人。　　贫寒与无奈　　这三位士子，都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之人。　　据说徐世昌呱呱坠地之际，“其状貌端秀，头角峥嵘，长老皆许为大器”。然而他的脑子似乎并不灵光，尤其是应试能力较差，科考每每积极参与，成绩次次名落孙山。白驹过隙，一转眼徐世昌已近而立之年，往日的那股锐气消磨大半，他也感到入阁拜相的理想似只是一个白日梦。一次，徐乡试结束，几位挚友相邀聚于相国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人问徐世昌将来有何志向，徐醉眼迷离，举杯苦笑道：“他日或大祧，或议叙，或幸成进士为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河南旧有“金杞县、银太康”之称，堪为各州县中之上等肥缺。可见徐世昌此时颇为务实，在他看来，能管辖一县、衣食无忧已实属难得，什么声名显赫、位极人臣之类是不敢奢望的。陈夔龙亦然。八岁那年，陈父病逝。有人劝陈家三兄弟弃学经商，陈母应曰：“一息尚存，不忍使廉吏之子沦于驵侩也!”于是陈母以“纺绩得赀，藉供馆谷，往往机杼之声，与余兄弟诵读之声彻于达旦”。虽生活艰辛，陈夔龙倒也安之若素，日复一日挑灯勤读，希冀通过科考改变运。起初陈之文运颇旺，连战连捷，19岁便高中举人。孰料好运却忽而戛然而止，“南宫累次报罢”，眼看就要迈入三十岁的门槛。与徐、陈情形相似，虽是旗人，但荣庆七岁丧父，家境凄凉，“陋巷逼迫，非复阀阅矣”。不过他天资聪颖，少年得志。要知道，27岁便高中进士，这在清末满蒙权贵中堪数凤毛麟角。　　既然这三位既不是出自官宦世家，亦非坐拥金山银山之富豪，故他们唯有从基层做起，期盼凭真才实学来为朝廷效力，谋得升迁。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很骨感。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考试，成绩优等者授编修，次等者授检讨，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如果成绩不及格，不好意思，那就请您继续学习，再等三年。徐世昌不通古学，文笔一般，自然不受时任掌院学士的翁同龢老爷子待见。徐在这个清水衙门一待就是六年，竟未曾获得过一次外出主持地方乡试的差事，甚连当副手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容易结识了天津老乡王文锦侍郎，徐请他帮忙介绍新差事。王为人倒也通融，打算将徐南书房，孰料大学士潘祖荫认为徐不学无术，难堪此任，不予接纳，又将他撵回翰林院。当时翰林院有所谓“八红八黑”之称，“红翰林”自然是官运亨通的那一类，而“黑翰林”则是指仕途坎坷的官员们，徐即位列“八黑”之一。最令徐无奈的是，熬到第八个年头，他终于可以外放河南，谁成想还未等朝廷颁发委任状，母亲突然病逝，徐只得暂弃升官念头，回家奔丧，其霉运可谓冲天。　　荣庆也好不到哪儿去。供职翰林后，荣庆之生活似乎未见任何起色。有清一代，京官最为清苦，他们时常入不敷出，只得借贷度日。彼时之荣庆，便是这般境况，于是便成为京城当铺和钱庄的常客。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八，他“以马馆百五并贽银百五还大德通。己丑(1889年)八月初一借款，其余二百，另为立据付息。负债累累，今始清二十分之一也。”同时，荣庆之仕途亦颇艰涩。据《清史稿》载，自高中后，他“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之时，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也，欺君可乎。’”要钱没钱，要权无权，十载京官，荣庆着实惨淡。　　当然，最悲催的莫过于陈夔龙。这位老兄自从赴任部主事后，简直如坠入苦海而难以自拔。部在六部中堪称最差，按“京师习惯，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唯礼、二部为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依然书生本色，最次莫如部员司，以常年测之，非二十年不能补缺。”这就意味着，即使再出色、再优秀，陈熬到五十岁，充其量还是个六七品的小官。　　残酷的现实虽无声无息，但却告诉这三人一个铁一般的道理：书读得好，不等于官做得大;志向高远，也必须安全落地。十年转瞬即逝，徐世昌、陈夔龙与荣庆，已接近不惑之年，仕途的黄金年龄渐行渐远。要么改变自己，要么继续沉沦，人生的岔路口就在眼前。　　诱惑与屈从　　面对权力的黑光，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诱惑，尤其对于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人而言。1895年前后，成为这三位“50后”仕途的共同转折点。　　徐世昌首先“脱贫”。该年秋，徐与其拜把子兄弟袁世凯重逢。眼见老大哥处境尴尬，袁世凯自然心有不忍，于是延请徐进入小站，掌管参谋营务。起初徐还犹豫不决，想保留翰林院岗位。后眼瞅编练新军事业蒸蒸日上，其势头迟早会坐大，高升自然机会多多，徐索性辞去编修一职，全身心辅佐袁世凯，为其献计献策，结交各路人脉，于是稳坐北洋系第二把交椅。陈夔龙　　陈夔龙自不甘人后，于次年“开窍”。陈之发迹，与北洋也颇有关联。甲午之后，久蜇西安数年的荣禄重回中枢，出掌部。而恰值同时，连襟廖寿恒接替故去的许庚身，进入军机。陈夔龙于是恳请廖代为向荣禄举荐自己。此刻位高权重的廖，一改往日做派，欣然允作说客，在荣面前一番美言。不久，荣禄便亲点陈同其赴津查办小站军民一事。小站是荣亲自指定的练试点，袁世凯乃荣一手提携的军事将领，说白了，这次赴津办案，纯属走过场。途中，荣问陈年岁几何，补缺约计何时。陈对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叙补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须八年始能叙补。恐此生以冯唐老矣。”荣云：“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补缺例须计俸，未可躁进。”所谓“骨相气色”，恐怕是三分经验七分忽悠，并不靠谱。然其弦外之音则为明显：陈若听行事，不节外生枝，保你补缺升官。吃尽官微言轻苦头的陈夔龙，自然参透荣之暗示，一路察言观色，唯唯诺诺。当检阅操练时，荣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其实若按部条例，仅新军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袁世凯便可遭到严惩。但陈曲意迎荣禄，在撰写奏稿时笔下留情，淡化过程，抹去罪证，终此案不了了之。待此事办妥，回到部，排在他前面的七名竞争对手，要么病退，要么调走，要么受罚，要么弃权，于是陈名次飙，顺利顶补缺位。可见荣禄已暗中运作停当。不久，荣禄更把参预北洋政务如此机要之事交予陈夔龙，将其引为心腹。　　反观荣庆，此时他官途虽略露曙光，但在为官之道上似乎“进步”得有点慢。那他又究竟凭何升迁?大致两点。其一，办事认真。一次，光绪口谕整理清秘堂藏书。荣庆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妥善安排下属分工办理，“从此旧书可保无遗”。不久，荣庆因整理之功蒙皇上召见，从而给光绪留下较好印象。其二，清廉自律。按理说，京官清苦，倘有他人孝敬，自应笑纳以解燃眉。荣庆则不然。终其一生，他洁身自好，殊为难得。但凡他人之礼，荣都一律拒收。清末巨贪周荣曜曾以厚礼向荣庆行贿，荣不为所动。荣坚拒贿赂，或许尚有防授人以把柄的考虑，不过此种作风确为他在官场换来极好的口碑。也正因十数年兢兢业业之奋斗，1899年荣庆终于获得外放山东学政的机会。而此时徐、陈二人，在仕途上已将荣庆甩开了半条街。　　截止到1899年，徐、陈二位早已屈从于权力的魅影，一味追逐官位，将所谓家国社稷、担道抗势之情怀置诸脑后。而荣庆好像还经得起诱惑，未完全变质。然而，不到一年，他也成为权力的仆。1900年初，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拜访荣庆。此时恰逢荣母病重，袁热心为其医生、馈赠物品。荣母去世，袁世凯先是“送经并焰口”，后待荣庆扶柩抵津，令“部下刘直牧永庆来吊，并代办火车一切”。实在是殷勤周。其实荣庆对袁素无好感，但他明白，袁世凯背后的靠山是当朝大佬荣禄，与袁结好，便可攀上荣中堂这株参天大树。经过对道义与权势的一番慎重权衡甚或是痛苦的思想斗争，荣庆终抛弃了坚守半生的政治信仰，决心与权力谋。一年后，荣庆便在荣禄的关照下，“奉旨署理仓督”。荣庆事后致函坦露心迹，表示不负栽培：“惟一点血诚，不愿让前人独步，而识力魄力，究不知撑到几分。”　　放下了尊严，丢失了操守，突破了底线，背弃了理想，这三位“50后”剩下要做的，便是在追逐名利的仕途上一路狂奔。1901年，陈夔龙如愿外放河南布政使，获取吸金之肥缺。两年后，他升任河南巡抚。1903年，载振出任商部尚书，特保授徐世昌为商部左丞。徐之前仅是六品官员，一跃成为三品商部大吏，这种超常规提拔干部之举，在整个清代也堪称异数。次年，他更是跃升为巡警部尚书。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荣庆任刑部尚书，旋即又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1905年，荣庆晋协办大学士。仅仅六七年工夫，徐、陈、荣三人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数十年甚一辈子都遥不可及的升迁之路。　　官运与国势　　身居高位，权倾一方，拥有如此之政治平台，正值五十出头的当打之年，这三位“50后”完全可以施展其年轻时的宏大抱负。殊不知在威权体制下，权力场中之辈，由于决定脑袋，他们往往眼光向上，更多从统治者的“最高指示”出发，其立足点无非四个字：“领导满意”。这在三人的政治行动中体现得。　　1906年夏，围绕是否预备立宪之问题，京城内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势若水火。一派引袁世凯、端方为头领，力主学习西方，推行立宪;一派则以铁良、荣庆为魁首，极力立宪，横加阻挠。然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慈禧最终却将草拟立宪懿旨的重任交予荣庆。这期间，袁世凯频频私下拜访，以期凭私谊影响荣庆。孰料之后面世的懿旨，无非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堂而皇之地将立宪步伐无限期顺延。想必荣庆当时费尽心机、搜肠刮肚，完全是揣摩老佛爷圣意而已。荣庆　　徐世昌之手腕，也十分高明。宣统元年，以载沣为首的那一批年轻皇室贵胄上台，他们对西方的武器、建筑、工艺、科技等颇为推崇。当时徐恰恰担任东三省总督，于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据曾在东北任职的丁士源爆料，“徐世昌赴东三省总督任时，携中央款二千万两，两年以来铺张颇甚”。单单建造奉天公署大楼一项，就消耗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楹，缭以复廊，其中簾幔几榻，灯屏皆用舶来品”。同时采购各种西式物品又花费十余万两，因而其办公场所之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无能出其右者。一次载涛自欧洲考察归来，途经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及驻宿公署，俨然欧式”，使他“直把沈阳作巴黎”，于是对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赞赏。等他回京后，更是在载沣面前表扬这位“市政建设标”。当然，徐如此大张旗鼓的透支财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当时载泽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细察徐世昌的账目，发现其财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于是几次上书载沣，请求彻查。此时载沣已把徐世昌树为全国学习的典型，相信“徐世昌是个好同志”，并未予以追究。　　1909年，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下车伊始，便自我标榜曰：“所可以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可见其政治倾向极为保守。然清末局势已不改革必死的地步，像陈这种官员，敌视新学，拒绝革新，只会激化矛盾，令问题愈加恶化。面对天津绅商学生之国会运动，陈表面安抚，私下军警强力弹压。一面极力“维稳”，他却一面上书中央，报喜不报忧，声称直隶一片安靖祥和。民怨得不到及时疏导，革便喷薄而出，眼见大势已去，陈只得告病去职，清廷一任直督便如此黯然离场。　　辛亥之后，这三位被迫“提前退休”，化身遗老。除了徐世昌于短暂隐居后再度出山，继续在政坛打拼外，陈、荣二人则躲入租界，依靠多年宦海经营下的丰厚积累，过着饶裕悠哉之寓公生活。当然，吟诗作赋、饮酒唱和之余，他们不忘叹一声前朝可惜，骂几句民国黑暗，却从不曾反省己过：难道唯权力马首是瞻的恶果，不恰恰是国势日颓，终致倾覆吗?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以《圣经》中堕落天使路西法的寓言为例，指出人在具体而特殊的社会情境与权力系统之中，往往会走向恶的一面，此之谓“路西法效应”。该理论似对了解这三位“50后”士子的人生轨迹颇有启示。饱读儒家经典的徐世昌、陈夔龙、荣庆，在青年时何尝不愿为天下社稷、百姓民生贡献才智，然在专制制度下，权力黑洞之能量过于强大，几乎吞噬了一切，他们三人焉能幸免?　　或许，在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天使与撒旦的体，它名叫路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