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不废除制？为什么保留了制

　　[摘要]从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看，似乎当时学者的主流倾向是迎盟军而非保留。在这种宁愿割舍传统的选择背后，自然含有他们对刚刚结束的战争的痛苦记忆。　　国内学界对津田左右吉可能不太熟悉。这位早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前身)的学者是白鸟库吉的，后者是兰克学派在东亚最早的继承人，据说顾颉刚的古史辩思想就取法自白鸟库吉。津田也利用白鸟的文献辨伪的思想和方法，考证出日本的上古传说乃是虚构。从史学发展的视角看，这是实证主义史学的一大进步，但是津田的这一学术论断却为他自己带来了政治灾难。二战期间，津田曾受邀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开设讲座，然而在开讲没多久后就由于违背政府的“国体论”宣传而被罢免，其著作也被列为禁书。所谓“国体论”，即日本乃是由万世一系的所统治的国家，本身就代表了大义准则。而津田在战争期间指出传说的虚构性，在当局看来便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对抗者，侵犯了国家的圣性。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脆弱的知识分子被赶下讲台。　　二战结束后，由战胜的同盟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这位热情的徒的主导下，日本开始了战后民主改革，言论自由也在此时开放。一时间，日本社会上涌现出一股批判“制”的潮流，似乎知识分子只要不谈“制”的恶劣性质，便无以表明自己的进步思想。然而就在这样的潮流中，津田左右吉再次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一次他成为了这一存在的支持者。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在1952年出版了津田左右吉著《日本的皇室》一书。该书选取了1945年以后津田发表在一些杂志上的论文，作为集付梓。书名《日本的皇室》也是篇文章的题目，全书的重点思想集中在这篇文章中，故以此为书名。《日本的皇室》一文指出，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对历史上的产生了种种误解，而在认识到在历史上真正的作用之后，津田在文中重点比较分析了1889年2月颁布的明治宪法与1946年11月颁布的和平宪法的异同，以及人们对两部宪法中有关定位的认识。也许是因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集中于宪法的语言描述之中，而且宪法制定问题一度成为战后街谈巷议的主题，所以津田采取了这样的分析方法。　　明治宪法规定：“拥有统治权。”这样的用语构造出了一个握有重权、君临万民的形象。而事实上，这与历史上的地位与性质是相违背的。早在武家执政之前(即镰仓幕府建立的1185年之前)，就已经远离实际权力中心，而只参与祭祀等仪式性活动了。与权力的距离，恰恰保护免于政治责任，因此皇室才能做到历数代而不断绝，乃被后人称为“万世一系”。人们对的敬爱在历史上逐渐积累，而不会将对政治的集中到身上。所以说，皇室在历史上真正的作用，是日本作为统一独立的国家而能存在的象征。　　明治宪法之所以刻意塑造出一个强权君主的形象，并非本人或是皇室的意见，而是刚刚推翻幕府的藩阀政府借以巩固统治的一套说辞。推翻幕府、建立新政的法性来源于“王政复古”思想所营造的价值氛围。因此，为了强化新政府的统治，就必须继续借助之名。实际上仍旧只是一个道德形象而不具有实权，实际操纵政治的是幕后的藩阀元老。　　如此看来，明治宪法对权力的规定似乎只是一套障眼法。然而其影响却不止这么简单。宪法在语言上赋予了以其实际掌握不了的权力，结果会在概念上使得政治责任也同时归属于，这便在制度上隐藏着对的侵犯。一旦决策产生了恶劣影响，理论上其政治后果要由来承担，政府则可借此实现自保。可是又是圣不可侵犯的，如何能将罪责施加到身上呢?责任的归属问题就此成为无解的难题。　　津田在行文当中暗示，二战之罪责其实就应当归属于政府。因为，实际操作政治的绝非，而是内阁领导的一干政府官员。既然基本不参与决策，那么使国家滑向战争深渊的便只有政府了。津田虽没有如此明说，但他指出宪法对责任归属问题的暧昧定义导致的弊害便是战争，“政府没有考虑的意志”。这便已将矛头指向政府了。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道德的存在，不应沾染政治的尘埃。　　在盟军主导之下制定的新宪法一改明治宪法的尊皇色彩，将定义为“日本国的象征”。津田高度认同这一说法，认为“象征”这一用语非常恰当。此外，新宪法还明确规定政治责任要由内阁来承担，从而在与内阁之间划清界限，厘清了与政府的关系。然而不少人却认为，新宪法与明治宪相比，剥夺了权力，导致地位下降。津田批评道，这种想法其实是明治宪法给人带来的错觉，不仅有悖于事实，还会损害形象的纯粹性。大概在津田看来，新宪法的规定才是回归了历史本位：在去除权力的同时，将这一传统放进了保险箱。　　津田左右吉(1873-1961)　　可以说，津田的想法与占领军制定宪法的政策不谋而。在占领初期还未制定新宪法之前，在制度上的存留尚无定论，占领军与日本社会处于一种相互博弈的状态。一方面，占领军希望实现平稳占领，这就可能需要满足日本保守派的需求，保留部分传统制度;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愿意与占领军产生冲突，这就需要迎麦克阿瑟的民主改革。在双方计算得失之际，作为最重要的传统，其存留与否成了的未知数。从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看，似乎当时学者的主流倾向是迎盟军而非保留。在这种宁愿割舍传统的选择背后，自然含有他们对刚刚结束的战争的痛苦记忆。在这样的潮流中，津田左右吉便成了少数。但是，最终公布的宪法却暗了津田的想法。　　津田的这本小书并非细致的学理证明，而是用自然平易的语言，来传播一种对于的认识。因此，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可以说是他的一种策略。在近现代史学史上，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日本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于人们对的感情如何、的地位如何，这些不是应然的问题，而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实然问题。津田的文章，在论之复杂脉络中凸显了一派朴素的尊皇思想。他似乎是个不太受时代青睐的学者，战前受到当局弹压、战后受到同行质疑。但是从时代的变化中，读者却能看到津田本人自洽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所体现的，是对古代传统之情感依赖在现代的温和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