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军：揭秘大清帝国能够镇压四方的武力支柱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蒙元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统一中央王朝，但它在中国的统治时间，要比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长得多，持续了将近300年之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是的。清军入关时数仅20万余，连同眷属并仆最多百万，进入汉族的汪洋大海之后，却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效平定汉族等各民族、各种政治势力的反抗，建立起对全国持久而稳固的统治，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谜，是令历史学家倍感兴趣并希图解开的一个历史之谜。　　但在中国人乃中国的学者看来，将这一现象渲染成为“历史之谜”，却未免有些过甚其词、大惊小怪。因为事实似乎很清楚，清朝能坐几百年的天下，那是因为他们“汉化”了，“汉化”使他们继承了汉唐宋明等中国传统王朝的一整套统治制度，这是他们得以维护数百年统治的基础。其实老一辈史学家早已指出过，清朝的统治特点，是沿袭明而不同于明，正是这些不同于明之处，造成清朝统治得以成功的诸多特征，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八旗制度。清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一再强调“八旗为我朝根本”，极言这一制度对他们统治的重要性。　　本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根本”，都不可能长久地稳坐天下，这是一个常识。而八旗制度与清朝几百年的统治共存亡，恰是满洲统治者未曾被完全“汉化”的证明。可惜的是我国的清史学界迄今为止对此仍未予以充分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在国家纂修清史的这场耗资巨大工程中，竟然没有为“八旗制度”留下一席之地，在数十个专述典章制度的“志”中，竟然不列“八旗志”。　　八旗劲旅：“打江山”的根本　　从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建立大金国的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算起，到1644年入关占领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个水滨山野、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统一诸部、开国奠基、攻占辽沈、建立清朝并定都北京这一系列的功业，所用时间之短、发展速度之快，实在令人震惊。对此，深想的人其实不多，泛泛说起，便提到女真(后来的满洲)人的骁勇善战。殊不知骁勇善战的北方诸民族，呼啸驰骋于山林草原并不自满洲人始，何以只有少数几个，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一场叱咤风云的、有声有色的活剧？这除了需要一个英雄人物的出场之外，还需要的，就是组织。正如同金代女真不仅有完颜阿骨打，还有“猛安谋克”制，后起的努尔哈赤能够克敌制胜，靠的不仅是骑射技艺，更重要的，是八旗这个后来成为清代制度的组织。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是满语(niru)，本义为“大箭”，派生义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的十人围猎群体。明朝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年，公元1601年)前后，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进行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参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统管，改编后的牛录被分别隶属于黄、白、红、蓝四旗，以纯色为辨。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再次对牛录组织进行改造，完善了牛录—甲喇—固山的体制。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为八旗。八旗建立自此始，亦即为满洲八旗的源起。　　八固山(八旗)是牛录组织的扩大，也继承了牛录的组织特点，首先是民一：“出则为，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其二是军政一体，有事抽调，无事归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作战时绝无粮饷军器之运转，军卒皆能自备而行，这是八旗劲旅行军作战骁勇速的原因之一。皇太极即位后，在八旗满洲之外又增设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从此八旗有满洲、蒙古和汉军之分。从此擅长突骑野战的八旗蒙古成为满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长操作火炮等重器的汉军八旗的加入，对于原来只轻骑、轻火器的满洲人来说，亦有莫大助益。但八旗仍是八旗，权力始终集中在满洲贝勒手中，是绝不可旁落的。1644年入关时的八旗劲旅，在对农民军与明朝残存势力的战争中以一当十，摧枯拉朽，那是八旗武力最精锐、最强盛的时期。　　入关后的“巩固根本”　　当清王朝定都北京后，面对着一个崭新而又极其复杂、极其险峻的局面。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们所能依靠的，除了自己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劲旅之外，还能有谁？由明军的降降将编成的绿营，人数虽然数倍于八旗，他们又岂敢依恃？他们殚精竭虑，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使为数如此之少的精限度地发挥作用，如何依靠它来维持清朝在这样一个如此辽阔、如此复杂的国土上的统治。并因此而对八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其宗旨，当然是要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　　变革的步，是制定旗饷政策，使八旗官向职业军人的方向转变。这是入关后八旗制度最深刻的一项变革。入关后的八旗官倾其全力投入战争，清廷虽然也沿袭入关前旧制为他们分配了“份地”，但他们却不可能仍然沿袭入关前“农不分”的传统，利用土地来进行生产。随着八旗“份地”大量丧失与转手，越来越多的八旗丁丧失了从土地获取收入的经济来源。为解决这一问题，使八旗丁得以全力以赴投入征服战争，清廷甫一入关，即制定旗饷政策。八旗丁的收入，以月饷和岁米为主，又视种之别而有等级之分，此外还有岁米，为每名每年24斛。这便是清代所称“铁杆庄稼老米树”的由来，所谓“铁杆庄稼”，说的就是这种收入的稳定性。清廷对八旗丁的一切采取“包下来”的办法，用官费为他们建造房屋，凡遇红白喜事均由官给赏银，迁徙时由官给一切用度。重大变革的另一项，是建立驻防八旗制度。　　清朝建都北京，本着“居重驭轻”的用原则，将八旗精锐半数驻于京城，是为禁旅。同时亦不忽视对广大地方的控制，做法是在全国各大省会、水陆要冲、边疆海防，派遣八旗长期驻守，以控扼京师以外所有最重要的军事据点，是为驻防。这样一支不仅常驻于边疆，而且常驻于腹里内地的制度化的武装力量为历朝所未有，是满洲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主要工具。而它所监视、控制的主要对象，则是绿营。清代绿营额60万-80万，以标、协、营、汛的组织系统分散驻扎于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关隘、水陆交通要冲，形成严密的控制网络，而对这支人数远较八旗多出数倍，又是由、特别是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的明军降降将组成的军队加以监视和控制，并对地方起着巨大威慑作用的，则是10万八旗驻防。以10万八旗控制数十万绿营，再以人数比八旗驻防多出数倍的绿营控制全国百姓，恰好像是以臂使手、以手使指，作为用措施，十分高明。　　“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　　驻防八旗有两个特点，历来未被史家关注，却是理解八旗制度入关后对清朝统治所起作用的最重要因素。其一，清朝统治者虽然在实质上，对强化八旗驻防的镇压作用始终未曾放松，但做法上却竭力让八旗退居幕后。无论驻防何处，八旗官都集中居住，自建“满城”或“满营”，从不与民人混居，亦从不轻易出动，地方上若有治安问题和骚动，都由绿营出面处理，令他们充当恶人角色。但一旦出现重大事件，则可就近出。雍正帝形容驻防八旗在地方为“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却让人不知不觉，这是满族统治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的手段日趋成熟的表现。于如今人们多认为八旗入关后作用越来越微弱，其实正是清廷制造的假象，是他们刻意要达到的效果。　　其二，驻防八旗事实上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为直省驻防体系，位于中原各省和长城沿线，与京旗一样，依靠朝廷的钱粮为生，以当挑甲为生活的来源。另一部分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地区的旗丁，他们直到清朝中期，仍然保持着亦亦民的传统，对旗饷的依赖远远少于关内旗人。而站在前台的，却始终是驻守于江宁、杭州、西安等繁华省会的旗，以为他们就是驻防八旗的全部，他们的贪恋享受、懒散无能，也就意味着八旗劲旅战斗力的衰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清史稿》对清代制的变化所作的评述，见卷一百三十《志》：　　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力最强。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为主，而辅之以绿营。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助之。文宗、穆宗先后平粤、捻，湘军初起，淮军继之，而练勇之功始著，是制盖数变矣。……以兴者，终以败。呜呼，岂非天哉！如今学界的说法多来源于此并予以引伸，使之几乎成为公论，那就是八旗力早在康熙朝平三藩时即已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绿营，太平天国之后绿营又被新兴起的湘军、淮军代替。但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准确理解和引述这段话，因为少字面上看，他们忽视了《清史稿》所谓的绿营、乡甚湘军淮军，起到的还是“辅之”、“助之”的作用，事实上从全局来看，主力还是八旗。只不过这支作为八旗主力的劲旅，始终处于后台的位置而已。　　这里所谓的后台，是与位于前台的京旗以及直省驻防八旗相对而言的，指的就是驻防八旗中非常重要的东北三将军所辖官，而东北，正是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是他们的大后方所在。东北三将军属下的八旗驻防和部落与直省的驻防八旗，是位于一个统一政权之下、存在同一军事制度即八旗驻防制度中的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配，互为补充。乾隆朝平定准噶尔部，在新疆设伊犁驻防，建立军府制度，奠定了如今被学界高度赞扬的“大一统”的基础，凭借的主要力，就是从东北调拨的索伦、锡伯，以及从宣外一带调拨的游牧察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