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乐赋：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黄

唐朝当然不止这么一部作品，孤陋寡闻如我，都知道还有张文成撰写的《游仙窟》。《游仙窟》描写过程，当然不如《大乐赋》大胆、真实、细腻、生动。但是，基本上是同一档次的东西，也属于们的专用读物。有意思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李唐朝廷、当时的政府和主流媒体，曾经对这两部作品进行禁止，对它们的作者进行封杀。张文成的情况我不清楚，白行简的情况史书有些记载：白行简(776—826)，大诗人白居易之弟。三十二岁那年中进士之后，白行简先后做过秘书省校书郎、剑南东川节度使掌、左拾遗、主客员外郎、主客郎中等职。官职虽然不大，远没有乃兄发达。但是，他似乎并没有因为创作《大乐赋》这样的文学，受到任何冲击和他人的歧视。相反，他倒是一位受人尊敬、推崇的官员和作家。《旧唐书》、《新唐书》本传都隆重地记载了他秉公审理水运营田使贺拔志虚报营田数量、使得贺拔志畏罪一事，《旧唐书》盛赞他跟白居易的兄弟友爱为当世，《旧唐书》说他“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新唐书》也说他“敏而有辞，后学所慕尚”。　　我翻检过《唐律》，有：受人钱财而替别人求情的，按照贪赃论，罪加二等;有了老婆，又娶一房的，判一年徒刑;口头扬言要造反，但找不到实际行动的证据，流放二千里……如此之类，但是，没有看到一条是说因为创作或其他不健康文学作品要受到惩罚的。时代在进步，现在已经不再把那些男女之事上纲上线，提到政治路线、阶级斗争的高度，将其危害夸张为颠覆政权、夺取政治果实、亡我之心不死等等，基本上只是用有伤风化、毒害青少年、不利社会和谐等等说法加以形容。有些政府官员本着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以部分人民群众的意见为依据，通过行政手段，采取果断措施——封杀几个女明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多年研究中国文学史，我有一点粗浅的体会：人民对于文艺作品是相当有鉴赏力的。真的庸俗、的作品，他们是不会愿意接受其影响的。这类作品也许会轰动一时，满足一小部分人的猎奇心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终将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直无人问津。白行简名下有两部作品，就构成鲜明的对比：《大乐赋》知之者甚少，几乎失传;而《李娃传》则被作为名文，广泛传播。人民好似一条滔滔大江，有一些不洁、有毒之物掉落其间，很快就会被淡化，直无害。人的免疫力是需要考验、需要锻炼的，假如有人想要把人民群众当作免疫能力先天不足的初生婴儿，放置在无菌室里，效果恐怕不见得会好。　　历史不能假设，而谈古论今需要假设：假设李唐王朝统治者们一看到《大乐赋》、《游仙窟》之类作品就如临大敌，立即祭起禁止、封杀之类法宝，我敢肯定，唐代的诗歌一定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的。李白不能坦言自己曾经携妓出游;杜甫的《丽人行》文字暧昧，需要经过修改，才能发表;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皇帝与其爱妃的沐浴恩爱，语句肉麻，必须禁止;李商隐整天沉湎于晦涩的情爱之中不能自拔，思想有问题，他的《无题》诗一律不准出版……一个个诗人全都谨小慎微、嗫嚅支吾，哪里还会有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伟大诗人、美妙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