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和王在晋的争议：明末国防策略的一次转变

天启二年，山海关，一队由京城而来的官驾鱼贯而入，其中兼掌部的内阁大学士孙承宗赫然在列。王经略欲尽撤关外诸军入关，于关外修八里铺新城，虫患同学等执意反对，于是引来了他的师父孙阁老来主持公道、判定是非。朝廷派内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巡阅山海关(其实是来掐架的)，刚一落脚他便径直去找了辽东经略王在晋，还上来就是一通组拳，王经略显然没有准备，几个照面下来都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后来孙、王这段掐架的对白被载入了明史，此后孙老师经此一战而成名(不难肯定若无此次掐架，孙阁老并还是京师的一个文官而没有后来那么响亮的名声)，而王在晋则声名狼藉。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对白，明史上描写得绘声绘色：　　孙阁老问，等八里铺重城修好了是否就调现在的四万人都填进去守?　　王经略答，要另外派四万。　　孙阁老一听马上就发招了，反问王经略，新旧两城，四万加四万，就是八万人，你有这么多吗?其他地方还守不守?再说，新旧两城相距八里，八里之内有旧城前的地雷和陷阱，倘若新城的守军败退下来，撤向旧城，那这些布置岂非成了给自家人准备下的?而若新城的溃军身后有追，那你是开门放他们进来，还是不开门把溃报销给敌军?。(明史孙承宗传：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设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经略好像是有点儿懵了，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来，说他在山上留了三座山寨给溃军(明史孙承宗传：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阁老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气是因为王经略太笨，笑是因为没想到王经略笨成这样，法讲求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可你王经略却先就把逃跑路线预备下了，那不是成心让新城守军贪生怕死吗?你王经略放弃了外围阵地(明史：尽撤藩篱)不说，还退到关前八里来搞重复建设，并且搞成这样，怎么能保证京畿地区的安全?　　于是，王经略被孙阁老一通连珠炮打得彻底无语了。　　谈话就此结束。(明史：在晋无以难)　　孙老师此后备受推崇，被誉为“贤臣、廉臣、名臣、能臣、功臣”(阎会长语：见《明亡蜻兴六十年》上)，并被认为是“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的“积极进取型人物”(金大侠语：见袁虫患评传)，最终升华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而哈吃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艾蝈者。举世，。”(明月语：见《明朝那些事》六)依照《明史》的记载，估计王经略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可以钻。不过，假如那天地上真的有缝的话，恐怕里面钻的不是王经略，而是孙大学士……　　原因很简单，因为孙、王二位这段载入明史的掐架，其实是孙承宗完败，只不过史书明史把王在晋的反击掐掉了，这才显得孙承宗威风八面。实际上就在孙承宗质疑那三座山寨之际，王在晋说了一番话，孙承宗当即就想到了钻地缝。　　在比《明史》更早、更可靠的《三朝辽事录》里，记载这一段孙承宗和王在晋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在这本书里，“无言以对”的不是王在晋，而是孙承宗。具体内容如下：　　大学士孙承宗奏：“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在这篇奏疏中，王在晋在孙承宗的不停追问下，不得不透露出一个秘密：这几万边都是老运动员了，特别擅长开溜(边善走)，那些品坑地雷和壕沟既是为敌而设，又是为逃散士卒而备的，它们能代替截杀逃的督战队进行弹压，实际上就是要将士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王在晋知道“边善走”，而且实战中，败如山倒，杀之也不能止，而且截杀逃的督战队也会一同崩溃(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如果真碰上强敌，那排在的督战队可能直接就改了前队，而且充当领跑。介于这种情况，所以我用两城的设置来稳固军心，打消他们逃跑的念头。怎么打消呢?很简单，这新城其实就是死地，一旦进去了就只有死战到底。　　在实战中，只要不开“三道关门”，重城的士退守山寨也难以保，实际上陷于死战的境地。筑山海重关，一方面能够“以两城以固其心”关键时刻又可轻易将士卒“置之死地”，激发他们的斗志。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让士们知道，否则没人愿意去守重城了。　　孙老师这才恍然大悟，他发现自己上当了，彻底的上当了，王经略根本就是在设陷阱准备一举歼灭来犯之后金军，怎么能让新城成为死地的注解(直白一点的说，这旧城以及前面的地雷、壕沟、陷阱其实代替了督战队)。于那三座山寨根本就是忽悠人的，不过是王经略让那四万边能安心进入新城的说辞，有了这个说辞，让那四万人进城比赶四万只鸭子还容易。而他孙阁老身为帝师，却竟然也和那帮头脑简单四肢并不太发达的边一样看不出当中玄机。听了王在晋的解释，孙承宗“遂无以应”。　　另外，为了表示态度诚恳，在奏章里他还向天启帝报告，说自己开始一通乱打确实是因为误会了王经略，不过王在晋人很大度，始终一如既往的坦诚相待，自己很受教育：“臣(孙承宗)时执偏见谓经臣(王在晋)议诚然”。此，孙阁老全然认栽，王经略点道为止，事情算是告一段落，孙、王二人这段掐架算是有了个了断，不过中了埋伏的孙阁老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但那是后话，这里我们先和《明史》作个了算。　　《明史》关于孙、王二人掐架的对白依据是《三朝辽事实录》中孙承宗的一篇奏章，这篇奏章就是孙阁老巡阅山海关以后给天启帝打的调查报告。收录这份奏章的文献除《三》以外，还有《明熹宗实录》和孙老师的《高阳集》，当然也可以说有《明史》，不过，只有《三》是详录，其他的都是摘录，《明》则是乱录、自撰。以下看看《明》《三》两书关键地方的不同之处：　　三：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　　明：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三：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　　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设乎?　　三：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　　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三：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　　明：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三：臣遂无以应。　　明：在晋无以难。　　《三朝辽事实录》和《明史》所记载的内容基本相同，关键在部分，王在晋回答了孙承宗的问题，《明史》中没有记载。两者哪个比较可靠呢?《三朝辽事实录》记录的是奏章，《明史》则是根据前人所言编写的。王在晋“无以难”是别人说的，孙承宗“无以应”是自己说的。　　《明史》在转述过程中有明显的改动，其中掐头去尾、添油加醋、偷梁换柱应有尽有，直接把王经略把孙阁老说服了、对方已哑口无言了(三朝疗势实录书中收录此次掐架后孙阁老给天启的奏疏中的话：臣遂无以应)这样一种情势完全反过来说，把王经略说得跟个一样被孙阁老问得没屁放了(明使书中把当时掐架的结局改成：在晋无以难)。　　首先，御用文人们杜撰出王在晋要用八万人守山海关，而且还有新，这一手估计是为孙阁老考虑，因为稍微再深一些的破绽，孙大人可能就瞧不出来了。其次，他们省略去王经略坦然相告的内容，这是必须的，试想你王某人要这么精明强干，那孙老师又该怎么办?，孙大人是肯定不能被问得哑口无言的，要哑口无言的也必须是王同学，所以把孙的“臣遂无以应”直接篡改成了王的“在晋无以难”。经过御用文人这么一番“编修”，全文意思和当时的本来面貌便有了天壤之别。　　其实，书生就书生吧，不会打仗，不懂军事，只能在纸上作作门面功夫，有些书卷气倒也正常。不过孙、袁二位在《明史》中可是充的“光辉形象”，俗称大才，所以这文、武两样，是必须双全。但较之王，总也不能全废了吧?若真的全废了，那王客串的那片绿叶也真的太难混了，但可惜的是就有那么不幸，他们二位跟王一比，攒的墨水也都不够多，尤其是虫患同学，差得还太远。　　《三朝辽事实录》编写在前，《明史》编写在后，前者不可能有先见之明去回答后者的问题，后者倒是有可能略去前者的内容。哪个可靠，一眼就可以看出。　　“辽民问题”是辽事里的关键，辽东、辽西地区的汉民是大明王朝的子民，是已经沿袭传承了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后代，是具备浓重中华传统文化衣钵的百姓，和当时后金那种奉行隶制的落后社会格格不入，而在后金抢掠粮食、袭击边城之时还经常掳掠人口，之后把俘虏的把汉民当作隶。后金作为一个隶制的社会，其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来自于隶人口的多少，所以后金对粮食、人口的渴求不亚于对土地和城池的占领。当时辽东地区地处北方，在小冰河期(LittleIceAge)里遭受大旱和严寒，再有多辽阔的土地也不过是赤地千里，人口减少非常厉害，后金在天灾和自身社会发展必须的因素促动下，必然要实施对人口的掳掠，这也是其屡犯边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掳掠人口比土地占领还对后金有吸引力。　　辽地是明朝最靠北的领土，在小冰河期里是首当其冲的遭受旱灾和严寒双重灾害，在赤地千里的情况下土地是毫无意义的，而辽地没有了辽民，即便后金占领了也会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而无法提高生产力，所以后金对明朝放弃的辽西和锦州都没有兴趣，以于1624年袁崇焕可以“东巡广宁”，而1628年皇太极占领了他付出沉重代价都没能攻克的锦州却也只是毁城了事都是这个道理。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在财政危机导致明军战力废弛肃清后金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在辽地多民族杂居民情复杂固守城池屡次失败的情况下，要保护辽民的办法就是“坚壁清野”移送辽民入关。从民生角度来考虑，在当时要拯救辽民也必须移送辽民入关，因为辽东、辽西遭受大灾赤地千里，朝廷通过漕运海运将大批粮食运送到北方，途中运送耗资庞大，粮食在陆运转漕运再转海运再转陆运的过程中漂没、损耗巨大，军队粮饷开销也大，修缮城池加强防卫开销更大，而且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能城池的安全，况且朝廷还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朝廷养九个边镇都快支撑不住了，哪里还能养得起整个辽东、辽西全境的百姓，所以必须将辽民悉数移送关内，一来可以妥善保护，二来可以节省大笔的费用，更重要的是辽民在关外遭受天灾，根本活不下去，辽民留在关外不饿死也会被后金掳掠去当隶，饱受役之苦，那还不如让他们在关内自耕自种、自给自足。　　通过以上分析自然会得到一个解决辽东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将辽民移送关内以后，辽东、辽西在大旱和严寒的天灾之下势必赤地千里，明朝只要断绝关外马市，不让一粒粮食从关内落入后金的手里，那后金除了“人相食”以外，不就只有挨饿受冻了吗?这岂不是造孽的遭了天杀……这时明朝有没有必要，在自己遭遇财政问题以致于军力尚不能恢复的情况下，和已经因为遭了天灾而变得穷凶极恶的后金，去争夺赤地千里的辽东?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应该说作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在王化贞丢失广宁以后，果断的将数以十万计的军民全部撤往关内，不仅放弃辽西，甚连锦州、宁远不要了，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在熊廷弼战略撤退以后，后金若要再攻击明朝，那得从沈阳一直前行到山海关关城，一路荒芜人烟、赤地千里，这样后金的补给线会拉到几百上千里，其中还要经过辽河、大凌河、小凌河，何等之困难?若后金真的来攻打，那也是劳师袭远，把后金从辽东、辽西拉到山海关关门来决战，就好比曹操选在官渡跟袁绍决战一样，若明朝有意要和后金决战，就应当选在山海关，而非选在锦州，远去锦州是拉长了明朝的补给线，选在山海关关城则是拉长了后金的补给线，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战略问题。　　此时，明朝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全力支持东江镇逐步壮大;保证朝鲜不离开对后金的军事和经济封锁;联络蒙古的林丹汗，一来可共同牵制后金，二来可以让其他几个与林丹汗相临的边镇获得稳定，不让边防再出现其他问题;决不对后金开马市，决不让一粒粮食流入后金的地盘;同时坚壁清野不让后金有劫掠粮食和掳掠人口的机会，让后金充分的享受天灾;明朝则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将有限的财税收入用来解决更为棘手的国内问题，一旦国内问题缓解了，财政危机挺过去了或者连年灾荒结束了，那时后金还没有饿死再一举荡平。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看出来了,但文官误国也没办法。　　“漂没”--在关外不论是修城，筑城，练等等事务都需要用钱,朝中文官在其中可收大量手续费(“漂没”)，一旦弃宁锦，“漂没”没了,文官利益受损，朝中文官必不支持弃宁锦。　　“名声”--弃土之恶名谁愿意担当?朝中文官无人会愿意担当!　　“虚名”--就算弃宁锦,后金也不会占宁锦,不久之后,朝中必有不少文官会为“虚名”要求收回宁锦，之后就可不费吹灰之力的片面宣布”复土四百里”，又可留名青史，又可得朝庭赏赐。文官误国!清流误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