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陵寝发掘实录：三百年后被掘的报应之谜

定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皇后的陵墓。建于1584到1590年，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定陵地宫是目前十三陵中被被开发的地下宫殿，但实际上考古人员最初想要发掘的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对定陵的发掘只是一次意外，然而这次意外让考古人员今想来仍惊魂不定……　　【起由】　　发掘定陵本为“练手”　　已80岁高龄的定陵发掘亲历者，当年的发掘队队长赵其昌老人告诉记者，他担任考古队长时不过是个20几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生，当初让他担任考古队长，感觉胆战心惊。而且鉴于长陵勘探毫无线索，所以向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请示，找一座规模稍小的陵寝“试掘”一下。考虑到定陵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而且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所以发掘长陵改为发掘定陵。　　【勘察】　　城砖塌陷打开挖掘之门　　工作队来到定陵后，从宝城前开始勘察，几天的劳苦奔波，队员们个个脖子发木，腰酸腿痛，精疲力竭，然而回报他们的仍是一无所获。，当队员们转悠到宝城一角时，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由于没梯子，队员们便搭人梯上到洞口。经观察，这个洞口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队员们欢呼雀跃，把长期以来的困惑抛在了一边。　　后来经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亲临现场勘探，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也估计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民工意外发现定陵“钥匙”　　由于发掘工作量大，发掘委员会雇请了十三陵周围村庄的农民60多人。1956年5月17日，发掘定陵的锹土在这天铲起。发掘工程是在宝城内侧对着那个发现的洞口外挖一条宽3.5米、长20米的深沟，目的是摸摸情况。　　两小时后，宝城内侧砌的石条暴露出来，在一块石条前，有个民工忽然惊异地大喊一声：“石条上有字!”大家循声而，围住石条，只见石条上露出了雕刻粗浅的字迹：“隧道门”。吴晗和夏鼐闻讯后驱车赶到工地，一致作出“这里就是地下玄宫隧道入口”的结论。10多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的深处时，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间距离8米，如同一个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伸张。这由砖墙构成的通道便是史载的通向皇陵的条隧道——“砖隧道”。　　进入1956年9月后，一直不太顺利的发掘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一名参与发掘的民工栾世海意外地在土中发现了一块刻有字迹的小石碑，小石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此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这块小石碑后来被考古队称做“打开定陵地下玄宫的钥匙”，今还安静地躺在定陵博物馆展室的玻璃柜中。　　【发掘】　　寻找地宫入口整用一年　　在明代，人们把地宫的墓墙称为“金刚墙”，显然，这块小石条明确提出了地宫的具置。就在通向宝顶中心的方向，考古队挖开了第三条探沟。　　第三条探沟开挖不久便发现两道东西走向的石墙，两墙南北相隔8米，用花斑石条砌成，全长40米，这便是“石隧道”。找到“石隧道”，说明地宫不远了。　　果然，到了石隧道尽头，出现了一道横贯南北的大墙，墙高8.8米，厚1.6米，厚厚的墙基由4层石条铺就，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端有琉璃瓦檐，这就是小石碑所记载的“金刚墙”。通过工作队员的仔细观察，发现金刚墙的中央是一个圭形的砖砌门券，上窄下宽，由于陵道填土多年的侧压力，它向里凹进去约两厘米多。圭形门券上的砌砖没有用灰浆，是干垒起的，这为发掘人员拆墙提供了便利。可以断定，进入圭形门券，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地下玄宫了。　　这是1957年5月17日，从工作队挖下锹土，到找到金刚墙的封口，正好花了一周年。　　戴着防毒面具下地宫　　自找到金刚墙的一刻起，各种传言就在当地百姓和参与发掘的民工中流传，有的说陵内布满了毒箭、飞刀、毒气，有的说地宫前设置了陷阱，人踩上去就会翻。　　为保障队员们的安全，考古队还是决定，队员们戴着防毒面具进入金刚墙内。　　金刚墙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一股黑气带着发霉的味道“哧哧”的从洞口涌出，待这股积攒了300年的腐烂发霉气体稍稍散去，赵其昌个从打开的洞口翻进去。老人回忆，当时为了保险起见，在腰上系好绳索、头戴防毒面具、衣服袖口全部扎紧。尽管这样，内心仍难免紧张。“地宫里面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慌、发毛、，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和凄凉之感渗入骨髓。”　　【入宫】　　出土文物4000多件　　进入地宫，经发掘队员测量，这座地下宫殿的纵深有67米长。总面积1195平方米，通体纯石结构，不用梁柱，全用券拱。由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殿堂组成。各殿有甬道相通，又各被石门相隔。在玄宫后殿发现三个硕大无比的朱红色棺椁静静地排列在棺床上。里面分别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孝靖皇后与孝端皇后。后来新华社消息报道，“尸体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300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发掘人员清理万历梓宫时，几乎将半个身子探下去也无法够到器物，棺木内还有不少殉葬品未得到清理，毫无立足的空隙，又不能置文物于不顾，任意践踏。后来赵其昌想出一个“土”办法，做了一个方形木箱，箱子四角钉上四条木腿，，木腿顶端再横两根木杠。另外沿着棺木两侧再钉一个稍微高出棺木的长方形木架，把木箱两根木杆搭在木架上，吊在棺内。这样既不会对文物造成挤压，又可以随时前后移动。经过一年多的整理，共出土文物4000多件。　　帝后尸骨后来被毁　　定陵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使考古工作者掌握了众多的手资料，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文物未能完整保存下来，直30多年后才完成有关发掘报告。最令人惋惜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席卷华夏大地，已沉睡数百年的万历帝后三人也未能幸免。在红卫“打倒地主阶级的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保存在定陵文物仓库中的万历皇帝及皇后的尸骨被揪出。　　1966年8月24日，三具尸骨以及一箱帝后画像、资料照片等被抬到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接受批斗，十余名大汉抱起大石块先将尸骨砸烂，继而点火焚烧，在紧接而来的倾盆大雨中荡然无存。　　明万历皇帝陵墓三百年后被掘的报应之谜　　明朝的陵园共有四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实际上在湖北省钟祥市还有一处，即明显陵，只不过陵主朱祐杬生前没有做过皇帝，死后当上了。景帝朱祁钰的陵墓独座北京海淀的西山，“土木之变”中皇兄、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掳去后，朱祁钰因祸得继大位，后被废。北京的“十三陵”最有规模，分别是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其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这么多皇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个，也是惟一一个由北京最高层批准同意发掘的是定陵。为什么定陵会被选择?根据目前已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长陵。这里面有不少历史谜团，似乎是一种报应，又好似一种巧，因为定陵开始建筑的时候，就传出“风水不吉利”的声音。　　1956年5月19日，定陵最终被确定发掘，确实有巧。　　发掘定陵当初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而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从已公开的文件来看，这份报告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官员的手里是发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报告下面的签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员，由于事关重大和签名者身份的特殊，报告被及时转主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时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讯后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后挖掘事实证明，郑、夏的观点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当时的“中国一号”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点头后，周才批下了“原则同意”四个字。　　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开国功臣徐达之女，原燕王妃)的葬墓。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徐皇后在南京病逝后，朱棣礼部尚书赵x(“羽”字旁，加一个“工”)、知县王侃、给事中马文素、江西术士廖均卿、僧人吴永和钦天监的阴阳生等，在北京择地建陵，选定了昌平县的黄土山，依朱元璋南京孝陵规制建陵，明朝的陵园就这样规划了出来。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破土动工。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当时朱棣“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而为什么封名天寿山也有来历。朱棣生于元正二十年四月十七，即1360年5月2日，“临视”这，恰好是他的生日。四年后即1413年，长陵地宫基本完成，徐皇后榇宫从南京千里迢迢移葬长陵。其后，外部配套工程享殿仍在继续，三年后才算结束。整个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难逃了，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由于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阮，遭夏鼎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杨仕、岳南著的《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认为，吴、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个，“，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这样的分析依据是，定陵与长陵在营造规制上不会有太大变化，确实可为以后发掘长陵积累经验。而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当时力主发掘长陵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就是希望掌握手史料(这在“请求报告”上也提到了)，后来发掘的事实证明，定陵得到的考古资料确实丰富。　　但在这两个原因之外，定陵首遭开掘，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实际上，定陵与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与长陵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如果从积累长陵的发掘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适。可阴阳差错，也可以说差鬼使，朱翊钧的陵寑“中标”了。如果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推到336年前，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在朱翊钧执政时期，与现在一样，从上层到民间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现在民间流传“要想富去盗墓”的说法，那时也有人眼馋地下的宝藏。当时有不少大臣痛陈盗墓这种恶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于朱翊钧意在借宦官(太监)之手敛财敛物，竟然“默许”此现象的存在，以致于盗墓之事难禁。　　从史料上可以发现，朱翊钧敛财有术，颇有经济头脑，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名“外向型”领导。开挖矿藏，征收矿税，就是他的一大发明。而默许宦官掘墓盗宝，则是另一种创造。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钧派宦官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在湖北荆州，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欺压掠劫。甚做出把妇女肚子剖开、将小孩摁在水里溺死的事情，总之是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悉发境内诸墓”，盗得宝物无数。起初，陈奉看到呈报上来的一份告密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杨贵妃杨玉环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密告称盗贼从杨氏墓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对此事也不彻查，陈奉便责罚徐鼐等人将黄金补齐。闻报后的朱翊钧心里暗喜，下旨将这笔黄金全部上缴国库充公。陈奉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财路，于是把荆州境内名臣富豪的坟墓都给挖了，当地官愤民愤极大，甚有老百姓背后偷偷向陈奉扔砖头，责骂陈奉“该死”。　　但陈奉并没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竟然又动起了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的一座皇陵——显陵的主意。显陵是朱翊钧自己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葬墓，你想想，如果没有朱翊钧的意思，陈奉敢盯上显陵?恐怕有10个脑袋陈奉也不敢。朱祐杬本为“兴献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风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后，无子嗣，便传位给堂兄弟朱厚熜，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当了皇帝，老子自然有尊地位，虽死犹荣。于是，在中国帝王史上一场罕见的“大礼制”风波之后，朱厚熜追尊朱祐杬为恭睿献皇帝，王陵改为帝陵。《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太监杨保上奏，“(显)陵殿门墙规模狭小，乞照天寿山诸陵制更造”。从正德十四年(1519年)开始造陵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营造改建显陵前后花去了47年的时间。　　显陵在枣阳矿山旁边，陈奉便以开矿作掩护，进行盗掘。当地官员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开采，结果都遭到了陈奉的弹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陈奉，由此还引发了多起“民变”。朱翊钧却没有“严肃处理”陈奉，仅是召回了事。这样的皇帝，连敢挖自己祖坟的人都放过，昏不昏?罪该万死啊!三百多年后，自己的陵墓被掘是不是遭到了报应?不知道当年吴晗、夏鼐决意发掘定陵有无想到朱翊钧这个“罪过”，由于当事人均已过世，吴、夏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与朱翊钧的葬式(见前文《万历皇帝棺椁开启后发现的天大秘密》)一样，也已成了历史之谜。　　定陵三百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即隆庆皇帝的三儿子，他10岁登基继承大位。择地建陵是首辅大臣张居正病逝，并被朱翊钧治罪后的事情，继任首辅、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的建议。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当时朱翊钧只有21岁，还是位有理想有抱负雄心尚契的“愤青”天子，便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当时钦天监为他择选了几处陵址，朱翊钧都没有看好，风水不佳。如有一处在石门沟，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而其它几处要么位次参差，要么砂水倾倒。但另有两处在风水师看来却都是上佳的风水宝地，一处是形龙山，风水师的评价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贺，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风阁，明堂开亮，辅弼森严，堪称尊贵之地;另一处是小峪山，十分符风水宝地格局，山脉主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求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朱翊钧再借秋祭陵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当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动土，万历十八年建成。但在开挖地宫时却出现了不祥，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出现了意外，挖出了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出了这么大的风水漏子，也算当时的“政治事件”了，当初陵址的大臣吓死了。名叫梁子琦的大臣借机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辅臣申时行等人的“罪过”，梁子琦当初也过陵址，但徐学谟、申时行认定大峪山才是真龙穴。梁子琦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赶紧择地重建。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似乎不信邪，一反常态，竟然作出了让大臣破感意外的决定，称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说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还遭受了处罚。据说朱翊钧嘴上虽然不信邪，说得好听，心里还是打不到底，觉得疑惑的，“出事”次年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而作罢，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6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巧的是，在三百年后，决定是否发掘明陵，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场争论。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果然在24年后，李成自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后又让关外满人夺走了江山。明亡清兴，就此又是三百年，这是后话了。而更巧更奇的是，在三百年后，刘世廷的话再次应验——定陵被新中国发掘了。如果要说报应还真有一点，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在“文革”中被同样不信邪的红卫拖出了地宫，“破除迷信”后焚烧，大峪山的风水真的有点不吉利。　　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也好，定陵身上确定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你不感慨!　　【新闻链接】　　定陵　　十三陵是中国最集中最完整的陵园建筑群，是明朝十三代皇帝及皇后的陵墓，位于北京西北约44公里的昌平天寿山下。定陵修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规模宏大，仅当年役使的军卒、工匠就达3万余人。里面埋葬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孝靖皇后与孝端皇后。　　定陵地宫通道　　1956年5月17日，定陵开始发掘。这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座按国家计划发掘的古代帝王陵墓，也是我国惟一主动发掘的皇陵。在这里共出土了4000多件文物，是研究明代陵寝制度、社会发展的重要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