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的“祸胎”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前81年)，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本始二年(前72年)，汉宣帝下诏，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此前，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庙号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　　宣帝认为，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　　何况，武皇帝也当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黩武，杀人无数，挥霍无度，以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无仁德，岂能有庙号？　　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这是圣意，岂能反对？夏侯胜却说：圣意又怎么样？人臣之义在直言。话已出口，万死不辞!　　当然，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庙号世宗。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并流传下来。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　　这说明什么呢？　　，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　　第二，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　　实际上，夏侯胜说得并不全。如果愿意，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崇妖信怪，杀伐任性，喜怒无常。司马光甚认为，汉武之恶几近秦皇，只不过他识好歹，受忠言，知对错，会用人，这才不于亡汉。　　然而即便秦始皇，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而在评价的立场。　　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但吊诡的是，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请读这首诗：　　绝大经伦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州种祸胎。　　诗的意思很清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过失却不在连年用，而在罢黜百家。　　这未尝没有道理。　　的确，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苟如此，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才。　　问题在于，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未必。　　事实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也就是说，罢黜百家，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独尊儒术，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于民间，则百家既未罢黜，儒术也不独尊。　　其实就连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张汤是儒家吗？卫青是儒家吗？桑弘羊是儒家吗？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　　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汲黯不是吗？夏侯胜不是吗？司马迁不是吗？还有义纵，是因为告缗法而死的。义纵可是酷吏。但怎么样呢？也有骨头。　　还有东方朔。　　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然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　　奇士的风骨甚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　　这并不奇怪。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弘放和深沉的。　　气质变得柔美、空灵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于百家罢尽，万马齐喑，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　　汉，却是霸道的。　　同样，汉也是开放的。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须的外国人，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就皈依了孔门，并关上其他的窗户。　　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纯儒”(其实董仲舒也不纯)，而是公孙弘那样的“杂儒”，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儒术与法术杂糅，王道与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