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从牢里捞死囚要花多少钱？揭历代制度

在中国古代，又称极刑、大辟、“殊死”等，历朝历代都尝试过如何减少，北魏时期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将流刑定为的替用刑，唐代一度废除了……甚从牢坦捞个死因出来，都是明码标价的。　　在中国古代，与其他刑法一样，是古代巩固统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惩罚手段。也称极刑、大辟，汉代又称“殊死”。秦汉及以前，罪的一大特点是条文繁多，数量大。据《周礼·秋官司寇》“司刑”条记载，在上古周朝，初有“杀罪五百”，即条款500种。　　不仅多，在汉代以前，行刑的方式也多，且极残酷。据《周礼·秋官》所记，司法已比商朝文明得多的周朝，处决死囚的方式仍有斩(腰斩)、杀(杀头)、膊(赤身支解)、辜(支解)、焚(惩治杀害父母者)等。　　在中国历史上，条款最多的是西汉。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汉武帝刘彻即位后，汉初的“慎刑”立法原则均被调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可以看出，汉武帝时期的条款有409条之多，的判决为13472件。因案太多，连放卷宗的地方都没有了。比起汉武帝，汉成帝刘骜更甚，在他当皇帝的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大辟之刑千有余条”。1000余种，创了中国之最。　　清末著名刑法专家沈家本，曾就古代的“刑法之数”做过专门的统计。　　几个有代表性历史时期的数量变化如下：　　东汉和帝永元时期：610种;　　北魏高祖太和三年：235种;　　唐朝：233种;　　宋朝：依唐刑律，庆历敕增31种，嘉佑敕增60种;总数多于唐朝。　　元朝：135种　　明朝：249种，另有《杂犯》13种、《问刑条例》20种;总数量多于唐朝，而少于宋朝。　　清朝：初承明律，晚清减少。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自北魏以后，中国的数量虽然增减反复，但大趋势在减少。中国历史上最少的时期，竟然是执政者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元朝。　　东汉时期用“流刑”即徒边充军替代　　目前刑法中减少，是现代中国司法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慎刑”思想一直存在于中国各个历代时期。远在上古夏代，就出现了“慎杀”思想。　　据《尚书·虞夏书·大禹谟》记载，传说中的中国最早官、刑法制订者皋陶就说过：“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大概意思是，疑罪从轻，疑功从重;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违反法律。其核心就是恤刑慎杀，严防错杀，与现代司法精几乎完全一致。　　吸取商朝无德、重刑亡国的教训，周朝信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执政理念，出现了中国最早一轮的削减运动。据《尚书·吕刑》，第五任国君姬满(穆王)执政后，接受吕侯“训夏赎刑”的劝告，开始减刑，其中减少幅度很大，“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与周初相比，条款减少了300个。　　春秋时期，周穆王的做法得到“儒家之父”孔子的推崇，主张实行仁政、惠民，提出了“为政以德”、“德主刑辅”，“宽刑慎杀”等口号，反对“未教先刑”。孔子的这一主张，得到了自汉朝起，历代封建帝王的积极响应。减少判决和执行，成为仁政和宽刑的体现。图：汉代铁制刑具，1972年汉景帝阳陵附近刑徒墓土。　　如何减少?最基本的当然是直接削减条款，实行“恤刑”政策。而在死罪出现后，则大面积、广泛采取“替用刑”、“赎刑”、“赦免”等多种变通措施，少杀不杀。　　所谓“替用刑”，就是已被判者用非方式来执行，通常是肉刑或徒刑代替。这是中国古代制度中特色之处，是“礼人于刑”观念的反映，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对人的生权的一种尊重。　　西汉的替用刑主要有宫刑、割右趾刑等肉刑，其中的宫刑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替用刑罚之一，上古夏朝已存在，一直到魏晋时才废除。宫刑仅次于，直接破坏男女死囚的生殖，借替用宫刑而逃过一死的著名人物，有《史记》作者、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等。　　东汉时期，可用“流刑”即徒边充军替代。北魏时期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将流刑定为的替用刑，此后唐宋沿袭，历朝不改。如明朝，据《明史·刑法志》，明宗在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敕杂犯死，准徒五年。”　　当然，替用刑不只上述几种，如宋太祖赵匡胤曾推行“决杖、流放、刺面”三刑一的替用刑，以宽恕死罪。　　《唐律》规定“赎铜一百十二斤”可免死　　除“替用刑”之外，用钱物换取生权的“赎刑”在历代也不鲜见。　　赎罪在汉初便允许。据《汉书·孝惠帝本纪》记载，刘盈(惠帝)即位年便下诏，如果犯死罪，“买爵三十级”就可免死，一级值2000钱，三十级也就是6万。　　6万在当时决非一般百姓能拿出来的，但到汉武帝时，免死价涨到了50万。据《汉书·武帝本纪》，天汉四年，“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当时司马迁便可以花钱免死，但他拿不出这笔巨款来，只能选择宫刑。　　类似汉代这样的“以财换”的赎罪条款，此后历朝都有。如《唐律》中即规定，如果被判斩、绞，“赎铜一百十二斤。”　　采用“替用刑”和“赎刑”免死，是古代减少执行的两大常规措施，“赦免”则是减少的特殊手段，如果说替用刑、赎刑体现的是“宽仁”，那赦免直接就是“皇恩”。图：宋代男死牢，与普牢比，上挂虎头，进门低矮，门半人高，躬身进出(河南开封府仿建)　　赦免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据《周礼》记载，当时有“三赦之法”，其内容是：“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即幼、老、智障三类人不执行，这个免死政策，一直影响到现代刑法。　　曹魏时期出台“八议”制度，凡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人，“大罪必议，小罪必赦”。“八议”制度早在先秦时已雏形，时8类人有减刑免刑的特权，此即《周礼》中所谓“以八辟丽邦法”。　　在所有赦免中，“铁券免死”是灵的一种。铁券俗称“免死牌”，一般由皇帝赐颁给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功臣。因平定叛乱有功，唐昭宗曾于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给钱镠赐金书铁券，上书“卿恕九死，子孙三死。”　　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更多故事，见公微：jsnjnfl)也曾给功臣颁铁券，持铁券者，本人犯法可免二死，子孙可免一死。但需要指出的是，免死牌也是由条件的，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记，“除谋反大逆，一切皆免。”　　此外，古代免死或死缓的另一种方式“留养承祀”，更能体现古代刑法中人性的一面，即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可免死罪，回家奉养老人。　　唐玄宗以“重杖”代“绞斩”一度彻底废除　　在古代，历朝对都有严格控制，自北魏首创“复核”制度起，中国历代都有一套严密的案复核制度，生杀大权大多直接集中于皇帝一人或中央机构手中，以减少滥杀错杀。　　其实早在西汉时已有复核的“报囚制度”，隋朝则出现了“三复奏”制度，并为唐朝继承。唐朝是中国历史对案最谨慎的一个时期，“凡决，虽令则杀，乃三复奏”，即死囚行刑前，要复奏两次，执行当天还要复奏一次，提请皇帝审慎考虑是否立即执行。　　唐太宗贞观初年，京都地区的甚由“三复奏”升级为“五复奏”。如果“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　　在严控的同时，古代中国还进行了“废除”的司法实践。唐朝废止的尝试始于贞观年间，推崇“民本治国”模式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大幅度削减。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甚将全国390名死囚放回家过年，次年这批人全部被赦免。图：宋代女死牢，与普牢比，进门低矮，门半人高，躬身进出(河南开封府仿建)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太宗停止所有的执行(更多见公微：jsnjnfl)。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唐太宗下令，将全国所有死囚流放到边区，即所谓“徙天下死罪囚实西州”，这在事实上废除了。　　在李纯(宪宗)当皇帝时的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唐朝又一次有条件地全面废除，李纯下诏用流刑代替，但犯“十恶”、“杀人”的死囚不在此列。　　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废除，是唐玄宗李隆基。据宋朝官修《册府元龟·刑法部》记载，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李隆基下诏：“朕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于今约法，已去极刑……自今以后，所断绞、斩刑者宜削此条。”所有应该判处斩、绞的，均“代之重杖”。　　这个诏令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比西方的司法更文明!天宝六年，可视为中国“废除元年”，而唐玄宗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废除的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