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太医如何为皇帝妃子看病的？ 古代悬丝诊脉之谜

揭秘古代太医如何为皇帝妃子看病？太医，古代医生的职称。指封建社会专门为帝王和宫廷官员等上层统治阶级服务的医生。“太医”一职最早诞生于何代?据秦有太医令一职而推断，既有太医令一种管理职务的设置，就应该有被太医令管理的太医的存在，但因缺乏可靠的资料证实，尚难确认秦时就有太医一职的设置。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西汉时已有太医的设置。　　太医在汉代就设立官职。唐、宋时期在太常寺设有太医署或太医局，辽也设有太医局，金朝开始称太医院。元代的太医院已经成为独立机构，负责医疗、制作御药。明代太医院则已经有了分科。　　清代太医院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在正阳门以东的东交民巷内，地址大约在东交民巷西口的一个大院里，太医在这里办公、学习。后来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东交民巷被划归使馆区，因此在地安门外另建了太医院。清太医院为独立的中央医疗机构，为帝后及宫内人员看病、制药，也担负其他医药事务。太医院中的官吏和医务人员均称为太医，而且都是。不过在乾隆时期，曾任过一名满人来管理院务。　　太医院的主要职责是给皇室看病，太医院里当然云集着全国的医师圣手，御医们都是饱学之士，很多人先是学子，而“由儒入医”，很多人的抱负便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但是这些悬壶济世的医师，到了太医院当差，便都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给看病责任重大，他们每一张切脉、诊断、下药的方剂，现在都一张不落地封存在中国历史档案馆的内务府卷宗里，问责制一直可以追溯到永远。世上常说“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药方”，难道翰林和太医都要的是四平八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吗?太医看病遵循着这条规则，用药温和，剂量轻微，实是出于谨慎，处于无奈。　　都说太医看病难，此言不假。自道光皇帝起，给皇帝看病，就明令禁止使用针灸，原因是皇上的龙体外露有失尊严。不知道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在这里还能不能有效地使用?平跪着给皇上诊脉，不敢抬头仰视不说，更不敢让皇上伸出舌头，看看舌苔，也不敢放肆地问问二便如何，一言不慎即可招祸。一切诊病的手段都被切断了，只能靠切脉了，而在皇权的威慑之下，那从容不迫地切过无数个病人脉象的手指，一搭上皇上的龙体，御医们先要控制住自己的手，千万别颤抖。病势沉重的光绪，在太后面前永远温顺得像只小猫，可在太医面前动辄龙颜大怒，他略通医道，索性就口授方剂由太医开药，一药不当非同小可，而太医也不敢不从。　　给皇后和妃子们看病，可以想象就更难了，我们很小就听过“悬丝诊脉”的故事：皇宫里“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更为严厉，太医不能手触手地给女眷们诊脉，只能把一根丝线由太监递到挂着帷帐的房间里，系在女眷的手腕上，另一头留在屋外太医的手里，而负气的妃子们常常把她那头系在椅子腿上，想考考太医能不能诊出她的病……实际上系与不系都不能通过丝线切得脉象，太医们在这里走了一个形式，做了一个秀。他们敢给女眷看病，事先已经千方百计地通过贿赂贴身太监，把病情了解得一清二楚，此刻诊脉，只是在静思默想着如何下药。我不知道这故事的真假，讲故事的人，不想说明中医是玄术，便只能证明太医看病的难了。事关的隐私，太医们如何给女眷们看病的细节，一直是个谜，太医们不便讲，也不能讲。知情的太监自然也不敢讲。　　因此，我们在此，不要责怪太医没有治好同治的病，慈禧的病，也没有治好光绪的病，皇帝死了太医都要治罪，轻则革职重则砍头，而皇帝又怎能不死呢？　　古代医学里的“悬丝诊脉”　　在。　　在我国古代，太医为皇帝的妃子们看病，常常悬丝诊脉。传说唐代药王孙思邈给长孙皇后看病时，只能在房外悬丝诊脉。太监有意测试药王的诊技，先后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脚和鹦鹉腿上，结果都被药王一一识破，太监才把丝线拴在娘娘腕上。孙思邈通过悬丝诊脉，诊得娘娘是滞产，开了一剂活血理气药，娘娘服后顺利分娩，唐王赐给药王“冲天冠”1顶、“赫黄袍”1件、金牌1面、良马1匹和千两黄金、绸缎百尺。并大摆宴席,一来欢送孙思邈,二来庆贺皇后病愈生下皇子。事后同行们问其窍门，药王笑而不答。　　传说中的另一位御医就更为惊险有加了。一次皇帝传他进宫看病时，他想不知是哪位后妃，先讨个吉利再说。于是，在悬丝上诊一会“脉”后，说：“启禀万岁，是喜脉”。此时皇帝太监带御医去看，悬丝的另一头只系在一只凳脚上，原来皇帝是想试御医的本领。御医看后大吃一惊，险些晕倒。但他不愧是个老御医，定了一下，搬起凳子细细查看一遍后说，如能劈开凳脚便知。皇上太监用利斧劈开凳脚，只见蛀洞内有小虫在蠕动。御医忙跪奏说：“万岁请看，此乃木之孕也，所以见喜脉”。皇上认可。额头直冒冷汗的御医总算应付过去了。　　在古典小说《封榜》中，商纣王的宠妃妲已化成美女，她乱朝纲，祸国殃民。有3只眼睛的闻太师识破了妲已的真面目，再三向纣王进谏，纣王不信。闻太师只好说，她是人是妖，我只要一切脉便知分晓。纣王说，我的爱妃怎能让你这臣子诊脉?闻太师说，可以悬丝诊脉。他将三个指头接到线带上，诊出妲已果真是妖精。　　施今默是旧时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曾为清朝皇室内眷看过病。施老先生说，“悬丝诊脉”亦“真”亦“假”。“真”是说真有这回事;“假”是说这纯属一种形式。旧时，娘娘、公主们生病，总有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御医也总是详细地向太监询问各种情况，诸如舌苔、大小便、饮食、病症状况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御医们常常给太监送礼，得到这些贴身情报后，御医也就胸有成竹了。“悬丝诊脉”时，太医必须屏息静气，沉着认真。这样做，一是谨守宫廷礼仪，表示对皇室的尊敬;二是利用此时字斟句酌，暗思处方，准备应付，以免因说错话或用药不慎而惹祸。　　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内，今仍保存着一张陈御医为慈禧太后牵线诊脉的照片。据说，那次慈禧患病，陈御医在既看不到她的色，又不敢询问的情况下，隔着帷帐在红纱丝线上切了脉，并小心翼翼地开了三帖消食健脾药方。慈禧服后果然奏效，并赐他“妙手回春”金匾一块。过了许多年，陈御医隐居后才透露了当时的真情。当他得到要为慈禧看病的消息后，便用重金贿赂了内侍和宫女，获知慈禧的病是食螺肉引起消化不良，由此拟出药方。可见，悬丝诊脉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也是医者受缚于皇威不得已而施展的一种骗技。　　古代太医有哪些职责？太医，除指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外，还应该包括那些地方举荐入都，供奉内廷的名医。他们侍候于君王左右，为“尊”诊治，遇有疑难大症，朝野瞩目，责任极重。可是历来皇帝后妃，大都养尊处优，每餐必膏腴杂陈，脯醢并荐，象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得病便不易，反而责怪太医无能。　　太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纳以贿金，不如此他们便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歧黄之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以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赉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恩赐所入，尚不够贿赂之所出。　　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則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入宫视为危途，甚而闻讯远遁，希图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极为寥寥，屈指可数。世间流传着“太医难当”的说法，洵非虚言，其中甘苦，非个中人不可尽知。　　试看下例，太医治病之难可略知一二。　　(一)有些皇帝以知医自诩，对处方用药，动輒指责，太医纵操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谕施治。如光绪皇帝自幼体质瘦弱，成年以后则是缠身，长期脾胃失调，且患有严重的滑精病，有时一听到锣鼓声即刻遗洩，进而相继出现潮热、盗汗、咳嗽、心悸、失眠、头晕、耳鸣、健忘等一系列症状，又因其一生政治失意，生活寡欢，这种事业上的打击和精上的痛苦，更促使他萎靡不振，病情加剧。于是在性格上也就更加患得患失，怯懦多疑，孤僻固执。光绪帝稍通医道，在病势口重，求治心切的情况下，对太医往往动以声色，严辞申斥，并自以为是，诏令治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其病情已十分沉重，辗转床褥，不已，该年八月二十二日(9月29日)的《起居注》曾记载:“每遇药方轻少之时，其窜痛(指腰胯)亦觉轻，屡试不爽。即如近一月来服力钧(太医)之药，其方皆系五、六味，服之窜痛已轻减。近二日方剂稍重，此症亦复加增。盖因服药日久，脏腑不能胜药力也。嗣后立方宜详斟酌，总须少而专始无流弊”。　　太医只好遵谕照办。此后给光绪开处方所用药味都很少，而且用量很轻。这种不顾实际病情，唯圣意是遵的处方，不获良效，应在料中。不仅如此，光绪还进而在殊谕中点名用药，说:“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于是在此后的脉案档中，光绪钦定的药品每多见及，不管这些清热滋阴的药物，当时是否完全对症，太医也得依旨使用。　　(二)内府治病，首重疗效，御医须得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但又难以奏效，这样一来，太医轻则遭到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承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康熙对他们的治疗情况非常不满，曾在硃批中大发雷霆，写道:“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封建皇帝，具有无上权威，这样一批，太医如何经受得起。　　又如光绪帝死前的一两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难以，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书的“病原”中，曾多次对应诊的太医恶语相加，发洩不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说:“近来耳响作堵，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轻。总系药不对症!”“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细按先后症情，乃可施治无差，岂可草率立方哉!”七月十七日(8月13曰)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所以误事!”到了八月，原有诸症不仅没有好转，而腰胯疼痛、耳堵、腹痛等病更行加剧，光绪怒不可遏，对太医严加训斥:“所用诸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　　那时光绪因戊戌变法失败，虽被慈禧太后幽禁，但在名义上他还是皇帝，太医为其治疗是不敢马虎的，用药无效，实因病人膏盲，已非人力所及，怎么怨得了太医，可是光绪偏认定是治疗不当造成的，太医们也只得俯首认错，恭聆皇帝的辱骂。皇帝患病，不论何种原因，医治无效而死，即所谓“龙驭上宾”，都要给太医以处分。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等，均以“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之类的罪名，受到“即行革职，带罪当差”等例行处分。君主专权的社会，有理也是不能讲的。　　(三)于那些因一定机遇，进剂获效，荣受天眷的太医，其处境也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字抚屏，江苏无锡人。精于医学，名驰南北。慈禧患病，召之入都。经精心施治，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自撰“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薛福辰。医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西圣(慈禧)新恙悉愈”之后，还须“旧恙一一就痉，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如此还得在京躭搁下去。　　不料就在薛氏为慈禧治疗期间，他的家乡，疾疫流行，眷属俱病，其次女竟致殇殁，薛福辰之弟致沈某函中曾慨叹地说:“抚兄(薛氏)以回天妙手，而眷属皆不免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见，薛福辰当时的悲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难诉的。薛福辰在接受慈禧恩赉之后，并不感到是幸事，反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宁。其弟为其担惊受怕，在他的信中说:“得悉抚兄近况，医事近稍顺手，技穷势绌，渐自弓[退”。又说:“此事担荷巨，未知何时可了!”薛福辰自己也感到进退两难，在致友人函中说。医事“千回百折”，“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驽钝，倖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这些话，都是薛福辰当时那种战战兢兢，心情极其矛盾的真实暴露。　　有云“伴君如伴虎”，在太后、皇帝身边的太医，又何尝不是如此。薛福辰这样的遭遇就是明证。于太医院里的相互嫉妒、彼此排挤、上下其手、结营私等种种黑暗，更是难以尽述的。